图书信息

《丝路文明》（第五辑）

刘进宝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0年11月出版

国家关于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规划，使得“一带一路”成为国内外最受关注的经济话题之一，之前就已经备受关注的敦煌学也再次受到更多人的重视。随之而来，与“丝绸之路”相关的著作等也不断涌现，《丝路文明》就是其中一种。

《丝路文明》是由浙江大学“一带一路”合作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浙江大学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浙江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所联合主办的专业性学术期刊，主要刊发研究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的学术论文、考察报告、书评、学术综述、资料整理、学术信息等。

《丝路文明》（第五辑）收录了包括林梅村、荣新江、王子今、鲁西奇、李鸿宾、朱玉麒、张元林、茨默、魏义天等人19篇文章，或是书评，或是学术论文，所论涉及丝路沿线方方面面。有关丝路文明的探讨，对推进丝绸之路研究不无裨益。本辑“补白”部分连载“《敦煌学史事编年》（1934年）”，为读者了解敦煌学史提供参考。

目录

主编简介

刘进宝， 1961年生，甘肃兰州人，历史学博士，现为浙江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兼主任。

长期从事敦煌学、丝绸之路与隋唐五代史研究，个人学术论著有《敦煌文书与唐史研究》《敦煌学通论》《唐宋之际归义军经济史研究》《丝绸之路敦煌研究》《敦煌学术史：事件、人物与著述》《敦煌文书与中古社会经济》等。主编有《转型期的敦煌学》《百年敦煌学：历史、现状、趋势》《丝路文明的传承与发展》等，主编《丝路文明》学刊（年刊）。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中华文史论丛》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兼任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专家、中国唐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理事。

1. 头曼城（今德岭山水库大坝东山匈奴古城）

2. 德尔津古城发掘现场及出土西汉砖瓦

3.敦煌白画P.4518(24)所见犬

4. 虞弘墓石椁浮雕所见犬

5. Miho藏品浮雕所见犬

6. 刘萨诃与凉州瑞像(绢画残片) ，（藏经洞所出，晚唐）

7. 凉州瑞像（莫高窟第231窟西壁龛顶，中唐）

精彩书摘

文集的基本特色

上述由中外学者撰述的十二篇论文，其关注点从地域上讲，聚焦于环塔里木盆地的西域绿洲及其东西两翼，又涉及蒙古高原和青藏；从研究的文献讲，多集中于上述地区出土和发现的各种汉文以外的文书（文献），即所谓胡语文本，譬如吐火罗文、粟特文、突厥如尼文、回鹘文和藏文等，间或汉文文献；从考察的对象讲，多半是这些文献记载的活跃于上述地区的族群和个人。换言之，这部祝寿文集从内陆亚洲出发，关注诸种文本，并上升到文本所载内容，即它反映的那些汉系以外的各类人等及其活动，汉唐中央王朝的内陆和西域腹地这些地带遂成为文集的聚焦所在，亦成为文集撰述的核心动力。这是我阅读该书之后的初步印记。由此，我对该文集之特色的展现有以下两点想法：

第一，本文集与《张广达先生八十华诞祝寿论文集》前后两部各有鲜明的特点。八十华诞纪念文集包含的内容既有中国古史、西域史地、敦煌吐鲁番研究、东西文化交流，也有学术史的研讨。撰述者以张先生的（学生）晚辈为主，外加中国台湾和日本等地的学界同仁，几近50人，他们提供的颇有数量的文章且含括广泛的内容，与他们汉文学术领域的本业并以汉文为主的表述颇为契合。他们研究的中原之北部和西域腹地的内容，多以类似敦煌吐鲁番出土的汉文史籍为核心，关注的是中原王朝在那些地区诸多活动呈现的统辖和治理的面相，其中原王朝推衍周边的思维成为钻研的核心理路，这一脉络十分突出。与此对应，这部英文祝寿文集，如上所述，关注的则是中原周边的西域腹地和蒙古-青藏高原即所谓胡系（语）世界，那里的人群亦以胡系（人）为主，讨论的内容有他们自身的活动、他们与中原的关系，乃至中原王朝在那些地区的经营管理，等等，显然，这些地区及其人群活动的自身主体性，成为文集的一个焦点。由此，我将这种中原、周边各自出发而又彼此交集的观察思考，视作张先生两种纪念文集的各自倾重。

第二，这种各自倾重的特征之能形成，与张先生本人的治学领域密切关联，更确切地说，是由张先生治学之领域导引而成，诚如张先生所说“我的教学和研究领域是隋唐五代史、中亚中古史、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与文物、中外文化交流史”。这一表述包括中外两个不同的共时性学术领域。研治中国古史的学者多以专家和通家称著于其治学的领域。前者即专注于某个或某几个特定的朝代，经过长期磨练而成为素有专攻的学者，如秦汉史专家、隋唐史专家者流；由此衍升为对古史的通透性把握，即可谓通家。就此而言，在分工明确、研治钻精而于浩瀚的中国古史尚无通体把握的当下，虽说达不到特定领域专家的那般精透，但前后做一整体性的观察姑且可在照应的掌控之内。若能做到这些，端赖研治者对中国古史前后沿承的谙熟，但它毕竟立基于中国古史的自身领域。可是要做到共时性的中外兼通，也就是在熟悉隋唐五代自身的同时，还要对中原王朝周边乃至那个时代其他国家和人群的通彻了解，其难度随着这些了解工具的增多而加重，其中最难得的是对这些国家地区人们使用语言的多方位把握，尤其是时人通行而今日不再的“死语言”。这方面，欧洲学者因其与中原周边（尤其北方草原和西域腹地）的人群采用阿尔泰语系和印欧语系诸语言的关系更靠近而具有解读和认知的优势，谙熟汉藏语系汉语族的中国学者若要精准把握这些周边、域外的动向，单就跨越古今中外语言的这道门槛，就令人望而生畏。然而这却是张先生的擅长之道。他发表的一系列河西走廊和塔里木盆地以及由此伴生的中外交流的论述，就是建立在精通多语言的基础之上。如果说中文版八十华诞纪念文集更多契合张先生隋唐五代史领域研究的话，那么这部英文版颂寿纪念文集无疑是对他中外交流之“外”研讨学问的因应，二者瞄准的是张先生的中西兼具，在纪念和祝寿的同时，也彰显了他学术研究共时性累积的特征，这在中国学人中尚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