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84年5月至1986年,重点是进行城市改革的突破,着力搞活交通和流通,简政放权等。1985年,武汉市委、市政府决定改革交通体制,组建交通管理委员会,由中央在汉和市属交通、邮电、公安、公用、规划等15家单位组成,按照计划全面单列的要求,对武汉地区的交通统一决策、领导、协调、管理、仲裁,并要求动员社会力量办交通,鼓励“民车上路,民船下水”,发展一批个体运输专业户,组建武汉航空公司,调整交通结构。
1985年,武汉市委作出“城城通开、城乡通开”的决策,发展横向经济联合。这实质上是“两通”突破战略的进一步延伸与扩展。其后又提出建立“五个圈层”的战略构想,目的是逐步建立以武汉为依托的五个层次的经济技术协作网,进而把武汉建设成为开放型、多功能的经济中心。
为促进交通、流通和区域发展,一系列区域协作陆续展开。1985年11月,武汉、昆明、郑州、南宁、长沙、南昌、成都、贵阳8市流通协作会在武汉成立;并与荆门、沙市以及荆州、咸宁、孝感等地区在武汉成立了江汉平原经济技术协作会。12月21日,由武汉、上海、南京、重庆4市参加的长江沿岸中心城市经济协调会在重庆成立。1987年5月23日武汉经济协作区在湖南岳阳成立,为中国大陆中部地区最大的经济合作组织。以武汉为中心,跨越长江中游地区的湖南(湘)、湖北(鄂)、江西(赣)和河南(豫)四省武汉城市群、湘东北城市群和赣北城市群构成的经济圈,标志着武汉经济在向区域性发展的进程中迈出了重要一步。
图为:武汉经济协作区,共有豫鄂湘赣四省的31个成员城市。图源快资讯
第二个阶段是1987年至1991年,重点是国营企业改革、发展生产资料市场。武汉市推行第一轮企业承包,以企业内部经营机制的改革为重点,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把企业内部经营机制改革与外部条件的改善结合起来,使企业逐步具备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能力,包括承包经营有租赁经营、企业经营责任制、盈亏包干、上缴利润定额包干、上缴利润递增包干、利润分成、还贷包干、资产经营责任制、投入产出包干、双包一挂等10种形式。
第一轮企业承包经营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武汉市属预算内工业企业承包4年完成工业总产值416.47亿元,较之承包前的1986年年均增长15%;实现利税98.12亿元,年均增长16.4%;上缴利税67.18亿元,年均增长10.3%;企业留利27.78亿元,年均增长5.3%。1987年实现销售额、利润、上缴利税、企业留利、职工收入等五个增长。
在全面铺开企业经营责任制的同时,武汉市开始试水企业股份制改革。1986年8月22日,武汉市体改委召开全市股份制企业试点工作座谈会,部署企业股份制改造试点工作。1988年2月,交通银行武汉分行成立,是为华中地区第一家股份制金融企业。至1991年,全市有股份制企业32家。
武汉经济体制改革,创造全国多个第一
武汉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创造了多个全国第一:第一个建立技术市场,第一个放开蔬菜价格,第一个聘请“洋”厂长,第一个撤局改委转变政府职能,第一个建立兼并市场,率先进行“菜篮子工程”试点,率先实行金融体制改革试点等,这些改革在全国甚至在境外产生了较大影响。如聘请格里希为厂长,成为国内外舆论的焦点,境外媒体甚至把武汉柴油机厂的改革当作中国改革开放的晴雨表。
多项武汉经验被中央吸纳并转化为国家政策或改革举措,得到中央相关部和领导的较高评价。当时,国家机械工业部就肯定武汉机械工业体制改革的作法,认为武汉勇于实践,大胆创新,把原则具体化。对于武汉柴油机厂聘请格里希为厂长,国务委员张劲夫也给出了肯定:“武汉大胆地走了第一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新华社一份“内参”上作了重要批示。
1985年4月19日至23日,国务院主要负责人来武汉考察,听取武汉市体改委关于改革的工作汇报后,在武汉发表《充分发挥城市多功能的作用,推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发展》的讲话,认为武汉市提出“敞开三镇大门”“让企业见市场的世面,经竞争的风雨”,是“一个有胆略的决定”。
武汉综合改革的新局面,对全国许多城市的改革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两通突破"从市场放开起步,创造搞活企业、搞活城市、发展商品经济的环境和条件,探索一种新的经济运行机制和发展模式,抓住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问题,找到了发展商品经济的一把钥匙。
(来源:学习强国湖北频道《武汉文史资料》湖北党史武汉党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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