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近代历史上有一位一生致力于宁夏地方的参政议政、民族团结、社会公益事业的老人，他在水利、农田灌溉、环境保护、慈善事业等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因博学多才、德高望重，被宁夏省①政府聘任为宁夏文史研究馆首任馆长；在此期间，他忘我工作，积极组织开展馆务活动，不辞辛劳，四处奔走，广泛搜集和潜心研究宁夏历史资料，为后人文史研究奠定了基础。他就是深受人们尊敬和爱戴的宁夏文史研究馆首任馆长乔熙先生。

胸怀大志抱负桑梓

乔熙（1879－1954），别号岳卿。祖籍山西太谷县，清光绪年间随父亲来宁夏定居。他的父亲是个手工业者，以卖香制香为业。乔先生弟兄4人，他排行老二，13岁就随父亲学制香手艺。19岁时，其姑父见他聪颖伶俐，便劝说其父亲让他读书，以求将来显宗耀祖，光大门庭。于是他就成为弟兄4人中唯一读书识字之人。3年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乔熙考中秀才，1903年成为拔贡。光绪三十年（1904年）废科举后，他在私塾任教。

民国初年，乔熙应聘为宁夏道高等小学教员。1921年他当选为甘肃省议会宁夏道议员，并连任两届，长达6年之久。1927年他又任宁夏道惠农渠管理局局长。翌年，冯玉祥将军率部途经宁夏，他又被冯将军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咨议。

1932年乔熙任宁夏省政府参议兼惠农渠管理局局长。在任期间，他以极大的热忱从事水利事业，严格执行前人多年行之有效的灌溉制度和封俵渠水办法，加强渠道养护工作。宁夏地处西北边陲，历来多沙少水；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成为困扰沙地发展的最大难题。每年春季，他都亲临渠口处，督导疏浚渠道，整治闸坝，开灌后每轮灌水都亲自封测水量，并由过去灌两次水增加到灌三次水，使渠梢都能及时灌溉。他踏遍全长100多公里的渠道，亲自查看各个险要处，督备柴草和石料，以防渠水决口。每当用水最为紧张的夏秋季节，他便时时听取各段段长的汇报，给以指示。每逢接连的阴雨天，黄河水涨，渠堤时有决口危险。这时他就责令各渠段长组织人力昼夜轮流巡视渠堤，并准备随时采取应急措施。当时，惠农渠水源不足影响庄稼及时浇灌，他千方百计四处奔走筹款，将惠农渠加以改造，解决了惠农渠的进水问题。

以前惠农渠只有尾闸以上才能得以灌溉，尾闸以下，因渠床低于地面，水不能出渠，因之，自今西河桥以东一线的一片7000余亩大荒滩，只要是解决了浇水问题，就可以变成良田。基于此，乔熙就着手筹措、奔走，协助石嘴山的工商界名流、慈善家郑万福先生出资，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由惠农渠尾闸以下5公里开口，向东北经今下庄子以东，至石嘴山附近入黄河，开辟出一条长约15里的大灌渠，数月竣工。渠成后，为以后开垦的4000多亩农田和300户移居者提供了自流灌溉的有利条件。

1928年，冯玉祥将军率部离开宁夏，令军长宋哲元主管宁夏事务。乔熙先生被任命为西北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咨议。这年夏季，唐徕渠蔡家沙滩的渠堤决口，淹没良田几百亩，两天两夜后才堵住决口。宋哲元派人调查此事，决定将该渠局长蔡乐善处以极刑。地方的一些士绅和蔡的亲友，特请乔熙前往宋处求情，从轻处理。宋一见乔熙便开口说：“你的来意我已知道，是替蔡某求情吧！”乔熙点头默认。宋说：“你是管水利的，你辖区渠堤为什么不决口，偏偏他辖区的渠堤就决口呢？且在决口后又不及时抢修，而在家中吸鸦片，实在是罪责难容，不严肃惩办，怎了民怨！”宋的一席话说得乔熙无言对答。不久，蔡便在决口处被枪决。

1934年，乔熙被调任为宁夏省城（今银川市）沟洞事务所专员，负责管理宁夏省城及周边各大排水沟。他深知排水工程的重要性，也是水利事业的一部分，每逢春季他总要提前修好涵洞，疏通各个排水沟，尤其是修筑涵洞部分。每年春天他就离家而去，长住在工地亲临指挥，点灯熬夜亲自设计图纸，从预算、备料、雇工，事无巨细，一一过问，亲自监工。并多次修改工程设计方索，力争节约工程费用。为保证工程质量，从长计议，决不马虎。乔熙“竭力奉公，谙练水利”，他废寝忘食，为宁夏水利整修治理渠道，做出了突出贡献。

心系民众乐善好施

乔熙对政治时潮不取激进姿态，而是顺应形势，专心致志地从事慈善公益事业，重义轻利，接济贫寒民众。

1941年春，乔熙被任命为宁夏省慈善专款委员会主任委员。这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因银川遭日寇飞机轰炸，一般机关单位大多暂时迁往城郊办公。慈善专款委员会设在远离城垣的关帝庙内。时年62岁的乔熙因多年操劳于水利事业，体弱多病，但仍坚持每天持手杖步行到3公里以外的机关去办公。

在此任内，乔熙慷慨为怀，乐善好施，积极倡导社会人士疏财仗义，救苦济难，推广救济事业。他深知当时社会贫民之疾苦，恪尽职守并以身作则，尽力将慈善款项一一送到宁夏省城（今银川市）附近的一些贫苦农民和市民手中。每年农历大年三十，他都要给穷人放款，有时，还准备好年饭，让那些孤寡之人和无家可归者吃上一顿年饭。一些穷苦人家，只要求上门来，他都能尽力济助。为唤起社会更多民众对贫民的救助，他四方奔走，呼吁社会人士为慈善事业募捐。他自己身体力行，经常拿出身边的银元送至市场上民间发起的粥棚内，采用“粥济”救济贫苦群众。在乔这一善举的带动下，当时省城（今银川市）的工商各界知名人士也纷纷解囊，参加“粥济“活动。

1941年冬，乔熙会同省民政厅在平罗、宁朔（今青铜峡市）、金积、灵武等地设置救济院，收容难民，救济残伤人员100余人。1942年春耕之际，宁夏干旱，按照宁夏省政府的指令，他和慈善专款委员会的其他人员，赴省内各县、区、乡施散救济款，将救济款及时分发到农户手中，周济贫民。

早在1922年，乔熙在任省议员期间，曾用500块银元在宁夏贺兰县王澄乡购买田地60余亩、住房10余间，想让其中的一个儿子去务农。可是事与愿违，他的4个儿子，一人大学毕业，其余的都是高中文化程度，没有一个人愿意去耕种。乔熙便将田地和房屋都让给附近的农民种植、居住。直到解放前夕，他从未收过地租和房租。

1942年春，乔熙会同省财政厅厅长赵文府、省田粮处处长魏烈忠及省商会会长乔秀泉等官员和地方绅士对因地震而损坏的银川海宝塔进行修葺募捐活动，他率先捐银元数百块。

民族危亡先国后家

1929年5月，吉鸿昌将军来宁夏省任主席。为了稳固一方政权，发展经济，搞好回汉关系，促进民族团结，政通人和，吉鸿昌经常组织各方人士到各地举行演讲。同年7月，乔熙应吉鸿昌将军邀请，在银川大戏园为宁夏地方人士代表讲演。乔熙博学多才，在宁夏民众中颇有影响力，在讲演中他号召回、汉人民携起手来，精诚团结，为国为民尽职尽责。他的讲演不时被热烈掌声打断，颇得吉鸿昌和与会人士的好评。会后吉鸿昌在台上先起立鼓掌，并亲自牵着乔熙的手一同走下主席台，全场掌声经久不息。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乔熙目睹国土沦陷，痛恨日本侵略者，在《宁夏民国日报》撰文宣传抗战思想，指出：“有家必先有国，爱家必先爱国，我们应该抗日，声援东北三省人民，不当亡国奴。”同年，中共地下党员杨文海组织宁夏省立实验小学高年级学生成立了“宁复少年（抗日）战地服务团”，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乔熙称赞学生的爱国热忱，慨然相赠银元，支持学生们的抗日宣传活动。

1940年2月9日，遵照国民政府中央通令，宁夏省召开各界人士代表大会，推选乔熙等党政军官员、商界人土和地方士绅等15人为委员，成立了“宁夏省各界慰劳抗战将士委员会”。乔熙与其他委员一起，积极发动各机关团体和社会各界人士征募钱款和物品，广事慰劳，以资振奋抗战精神。他不辞劳苦，多次奔波于绥西、吴忠、石嘴山、中卫、磴口县、省垣（今银川市）等处，携带慰劳款及慰问信，慰劳馁西抗战负伤将士及患病官兵。

刚正不阿正气浩然

乔熙早在当议员时，曾购置了用骡子拉的轿车一辆，以后搞修渠、排水工程，这就成了他唯一的交通工具。1935年，国民政府内政部以他的资历，登记他为合格县长。这时马鸿逵（宁夏省政府主席）因其亲戚看中了他家驯养的一头“菊花青”骡子，托人来说话，让他把这头骡子送给其亲戚，并向乔熙许诺，想当宁夏的哪一县县长都行。乔熙愤然说道：“我是合格的县长，任不任哪一县长无所谓。以骡子换县长，岂不是对我人格的污辱 ！”

一波稍平，一波又起。他的顶头上司建设厅厅长，每逢到农村视察水利时，总要借乔的轿车乘用。每次借用七八天，后来竟强行把这部车作为其专车。乔熙气愤异常，就让车夫用这辆车搞运输。“厅长大人”用车不成，恼羞成怒，于1940年便将乔熙无端调离建设厅。

1942年前后，在现青铜峡、金积以西常年活动着一股土匪，时常出没于乡间、村镇抢劫掠夺百姓和商贾，使这一带地方不得安宁。民众和有关人士代表向省政府反映，恳请镇压剿灭。当局出动军警巡防围剿，但因土匪人在暗处出没诡秘，行动敏捷，军警多次围剿不力。一次得到密报，众匪聚集于某一山坡地，军警迅速包围了该山坡地，可匪首负隅顽抗。为了不使土匪中被骗、被胁迫的普通老百姓遭血腥，双方对峙数日。最后警方提出谈判，匪首无奈应允。派谁去呢？这需要策略。经过研究，政府方面派乔熙前去劝降。为保乔熙安全，临出发前政府选派几名身手矫健、枪法精准的军警跟随。临近匪首驻处时，乔熙令跟随军警止步，军警唯恐有闪失不好交差，他道：“我只身一个老头儿，手无寸铁，我和他们从未谋面，无有冤仇，他奈我何，不必担心。”便一人前往。匪首远远望见一老者过来心里纳闷，到近处一看，此人身后并无随从武装。望来者，身着长衫，银须（乔熙蓄胡须）如丝，宽额高鬓，气宇轩昂，毫无惧色，匪首已对乔熙的气质惧怕几分，心生敬意，堆笑迎接。乔熙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谈当今，论时局。匪首倍感涕零，经过谈判，答应解散众匪，以改前非，重新做人。这一事情传开后，众人交口称赞乔熙的胆识和谋略。

爱国情深潜学立著

1949年9月，宁夏和平解放前夕，乔熙以地方士绅代表随银川和平代表团到吴忠晋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的领导人。9月23日，他与其他和平代表又亲赴永宁县仁存渡口，欢迎解放军进驻银川。他为宁夏的解放而感到由衷的高兴。当时他逢人就讲：“只有人民解放军才是解放人民的，只有共产党才能为民众做主。”

新中国成立后，乔熙当选为宁夏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1951年抗美援朝期间，他积极参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奔走于银川的著名商号“德泰永”“庄顺诚”“敬义泰”“福茂园”及山西籍好友中间，宣传抗美援朝的重大意义，并带头捐献500万元（旧币）给省抗美援朝募捐委员会。

在建国之初，他带头购买建设公债，支援新中国的建设；并且，不顾年迈多病，参加省政府贯彻《土地改革法》巡视团活动，赴宁朔县向农民群众宣传人民政府的民主改革政策。

早在民国年间，乔熙曾应《朔方道志》主编吴复安的邀请，协助吴先生编修《朔方道志》。《朔方道志》是民国时期唯一的宁夏地方志。他在吴先生的指导下，与其他同仁齐心协力，栉风沐雨，废寝忘食，深入各地采访，辑录、查阅资料，绘制图表，整理编纂，历时数年之久，终将全省政治风貌，建制沿革，人丁繁衍，赋税稽征，官署设置，古迹分布，山川形胜，职官更替，民族习俗，人物历史，灾异变迁，艺文辑录等，编纂成《朔方道志》，于1927年在天津印刷。后来他又应《宁夏省志》主编张维（原甘肃省议会议长）的邀请参与编写《宁夏省志》，惜未完成，深为憾事。

1953年7月3日，宁夏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成立，乔熙被聘任为第一任馆长。他深感这是人民政府对他的信任和器重，虽年过古稀，仍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文史馆的工作中。他每天坚持上班，領导馆员搜集、整理文史资料，组织馆员学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和时事政治，提高馆员的思想理论水平和参政议政能力。建馆初期，聘任馆员15位。因大部分馆员住馆，他便将馆员们分为6个活动小组，开展对宁夏历史资料、历史文物及名胜古迹的调查研究、资料整理和编纂工作。在乔熙的领导下，馆员们各展所长，勤奋耕耘，撰写了《宁夏的历史》《宁夏西塔和北塔》《中卫县各部门历史材料录》《赫连勃勃》《建筑高庙及重修的始末》《同治癸亥事变中邑未受蹂躏原因》《佛教居士林》《枸杞调查报告》等具有较高价值的史料。

乔熙对宁夏文史研究馆建馆初期的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在省政府办公厅的指导下，他先后制定了《暂行办事细则（草案）》《馆务会议暂行规则（草案）》《图书整理保管暂行办法》等规章制度，为馆务工作规范化、制度化打下了基础，还购置了大量图书资料。当时，宁夏省主席邢肇棠念乔熙年迈，劝乔熙每周只要工作三个半天，并派汽车接送他上下班。乔熙从内心感激人民政府对他的无微不至的关怀，他教诲儿辈说：“国民党强乘我的骡车，共产党派汽车让我坐，这真是天地之别。你们一定要跟着党好好工作，也不辜负我一生夙愿。”

乔熙一生致力于宁夏的水利、慈善、志书、文史事业，做出了积极而有益的贡献。可他积劳成疾，以至晚年卧床不起。患病期间，人民政府十分关心他的病情，宁夏省政府主要领导曾多次到家探视慰问。他在病中还惦记着文史馆工作，与看望他的人交谈时大多是在谈搜集、修编宁夏文史方面的事情。

乔熙最后因病治疗无效，于1954年5月初在家中溘然长逝，享年76岁。

胡公石先生是我国著名的书法家，毕生从事于右任先生创办的中国标准草书事业。他曾任宁夏文史研究馆馆长、宁夏书画院院长、中国标准草书学社社长、江苏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是全国政协第六、七届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一、二届理事，还受聘担任中国台北标准草书学会名誉理事等职。

勤勉发愤终成于右任入室弟子

胡公石先生，曾用名胡光历，1912年5月生于江苏盐城一个书香世家，父亲胡鉴清是前清秀才。公石先生幼承家学，发奋攻习诗文书法。

1931年，公石先生考入上海国立暨南大学中国语文学系，并开始学习何绍基和翁同龢的行书。在此期间公石先生对于右任先生的书法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个偶然的机会，公石先生结识了复旦大学一位叫刘漫孤的学生，并与他谈起自己钦慕于先生的心情。恰巧，这位刘漫孤是于右任先生的一位远房亲戚，和于先生非常熟悉，便慨然允诺引荐胡公石去见于右任先生

1932年5月，由刘漫孤引见，公石先生到上海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静安别墅于右任先生的公寓拜谒了于先生。公石先生向于先生表白了自己酷爱先生的书法，想学又不知从何入手的夙愿和苦衷，并拿出自己效仿于先生书法风格而写的杜甫诗句“诗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请于先生指教。于右任先生对公石先生的好学精神和学书成绩深表赞赏。此后，每逢礼拜天或寒暑假日，公石先生即前往静安别墅拜见于先生，聆听于先生的教诲。是年冬天，于右任先生研究《西陲木简汇编》一书，因该书释文置于书后，与简文对照查阅颇感不便，所以于先生就让公石先生将每简释文抄于其侧。公石先生把释文抄写之后，于先生非常满意，并以“仁弟”相称。此后，公石先生与于先生情谊日深，来往密切。在于先生的耳提面命之下，公石先生的书艺也大有提高。

1935年8月，公石先生由暨南大学毕业后即被于右任先生安排在标准草书社任编校。这期间公石先生除了协助于先生创立中国标准书草外，还对于先生的书法艺术进行琢磨和学习。于右任先生习惯于每天早上起床后和晚上睡觉前写字，值此，公石先生总是聚精会神地站在旁边，仔细观察于先生起笔、运笔、收笔的方法，认真思索一点一划的个中真谛。他在于先生身边亲聆教海，博览书帖，勤谨临池，历时13年之久，成为于右任先生的得力助手与入室弟子。

公石先生等人在于右任先生的主持指导下，撷取前人的精华，以《千字文》为范本，于1936年6月编校出版了《标准草书千字文》，书中“标准草书凡例”中用红笔注释的代表符号就是出自公石先生之手。

撰书办展力推标准草书

公石先生的书法以行草驰名，尤精于草书。其草书的主要特点是：法度严谨，劲妍相济，将质厚与洒脱并收腕底，于雄浑凝炼中时见流丽，兼有“骏马秋风冀北，杏花春雨江南”之境界。其书法影响远及海外，在日本及东南亚国家声誉尤隆。

20世纪30年代初，于右任先生发起成立标准草书社伊始，公石先生就以其书艺博得于先生的器重与赏识。数十年来，公石先生矢志于书，临池不辍，渐熟渐老，日臻通会，形成其独特风格，达到了“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的艺术境地。公石先生的标准草书甚得于先生真传，故二者颇具相近之处，但又同中有异，各具特色。右任先生以朴拙雄浑见长，公石先生以清新婉美为优。公石先生之书，运笔轻灵圆畅，结体生动稳健，布局匀齐疏朗，确有“清风”“朗月”之雅趣。

公石先生几十年的艺术创作就是以标准草书为式，且时以“继承和发展于右任先生首创的标准草书事业”为己任，对标准草书符号研究了数十年，孜孜不倦，历经艰辛，在古稀之年，编著了《标准草书字汇》一书。此书是在于右任编著的《标准草书千字文》的基础上加以扩充，共增创了标准草书常用字6000多字。1985年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后，立即引起书坛的关注，得到了广泛好评。这部书是公石先生长期潜心于标准草书研究的结晶，从增加标准草书字数、扩展草书符号等方面为进一步完善标准草书体系作出了新的贡献。

几十年来，公石先生始终以继承于先生所倡导的草书未竟事业为毕生心愿，致力于标准草书的宣传、普及。1982年10月“第一届黄河流域十省区书法篆刻展览”在西安开幕之际，他应邀先后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和西安两地作了《标准草书专题讲座》，受到欢迎和好评。1984年9月22日，正值宁夏与30余个国家和地区在银川隆重举行首次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洽谈会之际，由标准草书学社和宁夏书画院联合主办的《胡公石草书作品展览》，在宁夏工人文化宫揭幕。赵朴初先生为展览题写了匾额。这是新中国成立35年来宁夏举办的首次个人书展，共展出公石先生的草书作品114件。

1986年8月，公石先生应邀与宁夏文史研究馆特约馆员曾杏绯先生赴杭州、上海举办《胡公石、曾杏绯书画展览》。在上海展出期间，公石先生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作了《关于草书标准化问题》的学术报告，阐述了标准草书的原则，并通过释例，说明草书常用字、代表符号、部首、单独符号的实际应用等。

1989年11月，由标准草书学社主办的“中外草书展览”在银川宁夏展览馆展出。12月12日由标准草书社、中国国际友谊促进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等13个部门联合主办的大型“中外草书展览”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行。展出作品260余幅。此展集书法百家之精，荟中外草书之萃，熔古铸今，融通中外，堪为盛举。

大力弘扬传统书法

中国标准草书学社是于1984年6月12日在北京宣告成立的，学社由屈武任名誉社长，赵朴初、启功、杨辛等先生任顾问，公石先生任社长。因公石先生在宁夏工作，草书学社设在银川。1988年，公石先生为了更好地弘扬标准草书事业，准备将草书社迁到南京。为此，他专程赴京，请示全国政协副主席、标准草书学社名誉社长屈武，屈武先生非常支持草书社南迁的设想，亲自给中央统战部写信，得到中央统战部的同意。经中央统战部与江苏、宁夏领导同志协商，使中国标准草书学社于1991年冬从银川迁到南京，公石先生遂调南京工作，任江苏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

为了宣传、推广、普及标准草书。1993年3月，公石先生会同日本中国标准草书学会会长金泽子卿、中国台北标准草书学会理长李普同联合发起的《中国标准草书中日联展》，先后在南京、杭州展出。

在纪念于右任先生逝世30周年之际，公石先生不顾83岁高龄，親自联系、搜集、主编《于右任手札》，在大部分手札已散佚的情況下，通过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及重庆、上海档案馆精选了于右任致蔡元培、冯玉祥、张静江等7人的38件手札，1994年由西泠印社出版古籍线装精印本，并得到了日本、中国台湾标准草书同道的支持，进一步加深了与日本及海峡两岸的书法交流，同时也充分体现了他对恩师的缅怀、崇敬之情。在主编《于右任手札》的同时，《胡公石标准草书草圣千字文》已由西泠印社出版。此书以于右任编著的《标准草书千字文》第10次印刷本为范本，在原版本的基础上对近百处字句作了更为合理的修订与调整，使该字帖更具有实用性、科学性。

1995年4月，公石先生应同门弟子、日本的中国标准草书学会会长金泽子卿先生的邀请，赴日本参加该会第19届书法篆刻展览并举办《胡公石书法展》。该会聘请公石先生为顾问，借此机会，他与日本标准草书同道进行了书法交流。1996年7月，公石先生应同门弟子、台湾中国标准草书学会理事长李普同先生邀请赴台湾进行学术演讲，出席《台北中国标准草书学会会员作品展览暨第二届台北标准草书比赛优胜作品及胡公石书法作品联展》。他展出的作品深得台湾书法界的赞誉，被称之为“三原正宗传人”。在台湾期间，公石先生作了《于右任与标准草书》的专题讲座，得到了台湾书法同行的高度赞扬。他还见到了师兄刘延涛先生，并祭拜了恩师于右任先生的陵墓。

从台湾回来后，公石先生与同行谈及标准草书学社未来的打算和发展，喜悦地说：“我已同台北的标准草书学会、日本的中国标准草书学会、高崎书道会等书法组织及台湾的李普同和日本的金泽子卿先生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和深厚的友谊，有了中日两国及“于门三贤”的同心协力，对于标准草书事业和祖国传统书法艺术的发展与弘扬，我充满着乐观和自信。”所以，他不顾年老多病，创作了许多书法精品，打算1997年秋天在南京举办一次大型个人书法作品展览，然后再结集出版。

胡公石书法艺术馆落成江苏盐城

1997年8月25日，公石先生在南京仙逝。中国书法家协会发了唁电，称赞：“胡公石先生是当代书坛很有影响的老前辈之一。他毕生为推行于右任先生首创的标准草书，身体力行，鞠躬尽瘁，在书坛影响至深。我们号召全国书协会员学习胡先生钻研书事的精神，把中国书法事业推向前进！”

为纪念先贤，表彰胡公石先生对中国标准草书事业的功绩，江苏省盐城市政府决定建立“胡公石书法艺术馆”，并于2000年10月26日落成开馆，全国政协原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当代书法大师赵朴初先生为艺术馆题写了馆名。

注释：

①1929年置宁夏省，1954年并入甘肃省，1958建立宁夏回族自治区。

（本文收录在宁夏文史研究馆编《馆员文论新选》2018年内部印行，作者系宁夏文史研究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