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之翰

鄂豫皖红军医疗卫生事业开拓者

赵东云

“林之翰”这个名字,估计如今已没有几人知道,但论及鄂豫皖边区和红军的医疗卫生事业,林之翰又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

1929年5月,鄂豫皖苏区在刘家园迴龙寺创立了第一所红军医院,2006年,秦光远将军和檀树中学师生捐款建立此碑。黄麻起义主要领导人之一戴克敏的妹妹、红军医院原看护戴觉敏题字

林之翰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他不仅参与创建了鄂豫皖红军的第一所医院,也是边区红军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亲历者、见证人,他把火热的青春献给了鄂豫皖边区和红军、献给了党的医疗卫生事业……

首创红军医院

1900年11月,林之翰诞生于湖南省南县老街村(今南县南州镇老正街)一个清贫家庭。

1938年初,林之翰(时任新四军四支队军医处副处长兼任第一后方医院院长)东进抗日前留影

林家祖籍福建莆田,林之翰的祖父曾参加太平天国运动,是太平军的一员将领,后在战斗中惨遭曾国藩湘军的屠杀。天京陷落之际,为免遭毒手,林之翰的祖母带着家人流落到湖南。

林之翰9岁入私塾,但由于家境贫寒,仅读书三年便辍学回家。为谋生计,17岁时林之翰曾到岳阳一家丝线店当学徒。然而,黑暗的社会,加之家庭连遭不幸,年轻的林之翰备受打击。1918年,母亲被债主逼债服毒身亡;家里经营的毛笔店因业务萧条关闭;父亲也因外出借贷翻船落水淹死于洞庭湖。

1923年,无奈之下的林之翰跑到湘军中当兵,不久因生病转为军中诊疗所的看护、司药。由于林之翰性情耿直,不善阿谀奉承,终因与医官不睦而离开湘军。1926年北伐军兴,林之翰参加了北伐军,在第8军第3团担任看护班长。1927年春,因与陈理平等联名检举本部医务主任侵吞士兵薪饷,遭长官嫉恨,被革除职务。同年秋,林之翰转入北伐军第18军驻汉口某团。时值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林之翰看不惯新旧军阀相互杀伐、骄横贪婪,更憎恨反动政权的横征暴敛、政治黑暗,便毅然离开旧军队。

1929年2月,正处彷徨之际的林之翰,在汉口街头偶遇老相识陈理平。叙谈中得知,此时的陈理平已在鄂东北参加了红军,这次秘密来汉口是为红军采购药品。经陈理平介绍,林之翰来到黄安(今湖北省红安)七里坪,在那里参加了红军第三游击队(即红31师93团)。到红军部队后的两个月中,林之翰亲身感受到边区军民亲如一家的浓浓深情,党代表的介绍、讲解,又使林之翰进一步认识到:红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为穷苦百姓打天下的革命队伍,林之翰以饱满的激情投入火热的红军工作中去。不久,经曹学楷参谋长、丁守一司药的介绍,林之翰加入了党组织。从此,林之翰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党和人民的医疗卫生事业。

1929年春夏,正是鄂豫皖边区初创时期,条件相当艰苦。林之翰来到边区后,很快与戴叔先等就着手组建第一所红军医院——黄安刘家园红军医院,林之翰担任院长,戴叔先任副院长。由于敌人的封锁和条件限制,刘家园医院十分简陋,不仅没有固定的病房、院区,药品、器械奇缺,连医护人员也极少。但鄂豫皖红军的医疗事业,正是从刘家园医院起步的。年过四十的戴叔先(鄂豫皖创建人之一的戴克敏的八叔)是一名中医,当时刚伤愈归队,林之翰擅长西医、能做手术,是难得的人才。刘家园医院成立后,戴叔先主抓内科,林之翰主抓外科,四名动员来的农村姑娘当看护,由林之翰带着,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医院药品、器械奇缺,从多种途径收集,除了在战场上缴获一些药品、器械外,还由党组织派交通员到武汉采购,更多的药品、辅料等则靠自己动手采集草药、因陋就简而制成。每当战斗结束,伤员被安置在老乡家里,医护人员一家一家跑,给伤员包扎、喂药、换药、打针和做手术。仅仅两个月,刘家园医院收治的伤病员就由最初的7名增加到70余名①。

刘家园红军医院虽然规模不大、机构也不健全,但改变了红军完全依靠中医中药、医无定点的状况,开始了中西医相结合的新模式,伤员可住院接受较为稳定治疗的新阶段。在边区领导关怀下,在医护人员努力下,这所医院为救治红军伤病员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鄂豫皖边区红军的医疗卫生事业打下了早期基础。

见证军医事业发展

随着根据地不断扩大,红军战斗流动性更大,伤病员难以及时送至后方医院。1930年2月,红31师决定组建前方医院。该医院以师医务所为基础,从刘家园医院抽调部分医务人员组成,这是鄂豫皖边区第一所前方医院,林之翰调任前方医院院长兼政委。林之翰等医护人员将医院所设地点尽量靠近战场,对伤员根据伤情研判做到及时筛选、及时抢救、及时后送,这样就提高了工作效率、减少了伤亡,降低了致残率,这种模式后来成为鄂豫皖边区红军医疗卫生工作秉承的优良传统。

1930年4月,随着战斗更加频繁,战斗规模更大,伤员不断增多,后方的刘家园医院难以安置。林之翰带着7名医务人员和一批保障人员,前往姜家岗建立第一分院,林之翰担任分院长。那段时间,红军连续粉碎了敌人的三次“会剿”,战斗既频繁又激烈,分院先后接受了数百名伤病员,这些伤病员被安置在姜家岗及附近村落的老乡家中。林之翰也住在老乡陈汝州家中,与同事们一道为伤病员诊治、开刀、换药,有时工作不分昼夜。林之翰经常一个口袋装干粮、一个口袋装药品,走村串户看望、诊治分散安置在老乡家中的伤病员,饿了啃一口干粮,渴了饮一捧溪水,老乡们亲切地称呼他们为“游击医生”。

同年,林之翰又带着医院人员赶至潘家河(今河南新县境内)设立第三分院,并担任分院长。潘家河群众热烈支持三分院的建设,他们主动腾出自家房子,帮助打扫卫生。分院很快建成,设有检查室、诊疗室、手术室、药房、宿舍、食堂等。在三分院工作期间,正值大山寨战役打响,伤员不断运送来,附近百姓家中都住满了伤病员。林之翰等医务人员无比忙碌,工作起来真是废寝忘食。老乡们看医护人员忙不过来,就组织起担架队、洗衣队,帮助三分院搞好后勤保障。

1931年初,位于箭厂河的鄂豫皖红军医院的新房舍建成,刘家园医院、姜家岗一分院、潘家河三分院陆续迁入新址。这所被军民称为“洋房子”的医院建筑耗资8000银圆,是当时边区最气派的建筑。此时的红军医院已有200余名工作人员,可收治伤病员达1000名之多。同年11月,红四方面军成立后,这所医院正式更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总医院”。

鄂豫皖红军医院,从1929年5月初创到1932年8月,经历了创建期(刘家园红军医院)、充实期(总医院)、扩充期(设立各分院)3个时期。在党的领导下,红军医院的建立、发展,得到根据地军民大力支持和拥戴。在红军医院担任过主要领导职务的有苏静观、林之翰、胡民政、邵达夫等。

1931年冬,红四方面军以主力部队发起历时43天的“黄安战役”。为配合战役进行,林之翰带着一批医务工作人员在黄安城南的大塘湾、桂花楼一带设立第五分院,林担任分院长兼政委。黄安战役得到人民群众大力支持。为争取胜利,苏区男女老少都动员起来了,男子帮助运送弹药、粮草和担架,妇女为红军烧水做饭、照顾伤病员。一批一批伤员被运送来,很快总医院、分院都住满了,医护人员积极抢救、治疗,老百姓也满怀深情给予无微不至的照顾。为鼓舞军民斗志,从精神上安抚伤病员,医院还组织文艺演出,林之翰和吴子南、汪浩(汪运富)等还自编自演活报剧。文质彬彬的林之翰扮演资本家,体胖肤白的吴子南演地主,身材瘦弱的汪浩扮演码头工人,另有几个战士扮演工人、农民等角色。剧情反映的是劳动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通过奋斗翻身得解放的场景。虽然只有短短几分钟演出,但演出效果很好,反响非常热烈,台上台下“打倒地主”“打倒资本家”“坚决跟着共产党”等口号声响彻一片。

艰难环境见赤诚

1932年5月,张国焘在鄂豫皖边区和红军中掀起“肃反”运动,林之翰被关押审查。审讯期间,林之翰受到灌辣椒水、踩杠子、陪杀等严刑逼供,但他坚持原则,抵制一切“莫须有”的罪名。由于当时红军缺乏医务人员,林之翰才死里逃生。他被开除党籍、撤销领导职务,留在总院当一名普通医生,仍战斗在救死扶伤的岗位上。

1932年8月,红四方面军开始撤离鄂豫皖苏区,红军总医院大部随军西进川陕,林之翰留了下来。由林之翰负责带六分院及其他分院的一些医务人员,带着一大批伤病员,转移至大小细吴家、白沙关、莲塘山、陡山河一带山区隐蔽。林之翰等将伤病员分散在几个医务所,医务人员积极施救、治疗。

1933年1月,鄂豫皖省委决定派总医院邵达夫院长前往党中央汇报工作,林之翰接任总医院院长之职,负责医院工作。1933年7月,由于左倾路线的影响,鄂豫皖省委令重新组建的红25军围攻鄂东重镇七里坪。当时,敌人重兵压境,粮食渐断,军资匮乏,战斗进行得十分艰难、惨烈,红军减员近半。林之翰带着医务及工作人员,克服医药、器械、人员奇缺等种种不利条件,全力以赴投入救治伤病员的紧迫任务中去。有的战士患便秘非常痛苦,医护人员就跪在身边用手一点一点地抠出来;对疟疾、尿闭、烂眼等疾病则多采用中医药治疗。七里坪战役伤亡惨重,看着曾救治过的一张张熟悉的面庞消逝,林之翰痛心不已。

1933年冬,边区的环境更加恶化,敌人把根据地分割得支离破碎,封锁愈加严密,粮食、弹药、药品、食盐及其他物资都难以运进根据地,妄图隔断红军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困死根据地。为摆脱困境,林之翰等医护人员外出挖草根、剥树皮以充饥,把极有限的粮食留给伤病员食用。由于缺医少药,又没有营养,伤病员身体极为虚入,加之时值深冬,冰天雪地,房舍、草棚又被敌人烧毁,伤病员和工作同志有不少饿死、冻死。为防止敌人搜山“清剿”,林之翰带着医务工作人员、伤病员不断转移,并设法将伤病员隐蔽起来,以免敌人杀害。一次,一位女看护因掩护伤病员自己没有来得及避开,被敌人抓住,任由严刑拷打,女看护没有吐露伤病员的藏身处,最终她以年轻的生命换来了伤病员的安全。

在当时条件下,施行手术就更为艰难。没有麻药,就采用史无前例的方法:用食盐水注射加以精神鼓励;手术器械几乎全依靠自制:剃头刀当作手术刀,木工锯用作手术锯,洋伞骨子改制为探针,镊子和夹板都是用竹子制成的;大树下或河边平坦处放一块木板、垒一块平台,那就是手术台。伤病员对于简陋的医疗条件很理解,他们积极配合医务人员。施行手术时,伤病员咬着一块破布,或一根木片,不管多么疼痛,吱吱作响,浑身大汗,拳头紧攥,强忍着钻心疼痛不喊不叫,他们的行动令医护人员极为感动。曾任皖鄂特委书记的何耀榜同志回忆当年林之翰为他做手术的情形时说:“林院长就是用这些简陋的手术器械,在河边大树下的石板上,历时一个多钟头,为我取出了子弹和碎片,完成了血和肉的战斗!”尽管条件极为艰苦,但同志们充满着乐观主义精神,当时流行于大别山区的一首歌谣是战士们心境的真实写照:“山沟野坳是我房,野菜山果是我粮。红军战士不怕苦,医好伤病上前方。多杀敌人为革命,早日解放全中国!”

边区党政军领导很关心医院工作,他们经常抽时间到医院看望伤病员和医护工作人员。鄂东北道委书记郑位三多次帮助医院解决粮食不足等难题;道委还组织独立团、便衣队,赋予他们保护医院的重任。红25军首长吴焕先、徐海东鼓励医护人员努力工作多救治伤病员,好让他们重回前线。徐海东还多次带来伤病员,交给林之翰治疗。这一时期,林之翰除了为红军伤病员治疗服务外,还先后为鄂豫皖边区领导人及红军将领徐宝珊、郑位三、徐海东、吴焕先等看病、做手术。

1934年5月30日拂晓,一路征战、转进的红25军在光山县南部凌云寺附近与敌遭遇,敌军三架飞机狂轰滥炸,地面部队疯狂进攻,红军将士不畏强敌,英勇抵抗,越战越勇,激烈战斗持续至傍晚,终于击退了敌人的进攻。此战毙伤敌700余名,红军也付出了600多人的伤亡代价,其中不少干部也身负重伤。林之翰和医务人员对这批伤病员积极施救、治疗,使他们得以康复,后随红25军长征北上。

身陷囹圄志不衰

1934年春,蒋介石调集17万重兵“围剿”鄂豫皖根据地,形势异常危急。根据党中央关于保存红军有生力量、创造新苏区的指示精神,鄂豫皖省委作出红25军进行战略转移的决定,林之翰受命负责筹备长征医疗工作。由于战事频繁、事务繁杂、医务人员奇缺等原因,筹备工作暂时停止。4月,红25军、红28军在商城豹子岩会师后,重新合编组建红25军。以两个军部医务所为基础,重新扩建成为红25军医院,从总院调钱信忠担任院长,军医院由医护、保障人员70余名。11月,红25军根据党中央指示挥师长征之际,又从总院抽调吴子南、洪明贵、苏涣清等一批医务骨干以充实军医院力量。根据组织安排,林之翰留下来,带领一批医护人员医治、照顾伤病员,坚持鄂豫皖边区的斗争。

1934年底,红25军北上之后,留下来的红军、游击队重新组建红28军,由高敬亭担任军政委,由此开始了艰难的三年游击战。鄂东北道委带着总医院及后勤部门,转移至老君山、天台山、潘家河等深山区。此时,林之翰任道委总医院(即红28军总医院)院长,熊德安(女)任政委。

1935年初,大量敌军侵入根据地反复进行“清剿”,总医院不断转移以避免敌人骚扰,最终隐蔽于豫南野鸡笼韭菜崖。7月3日,由于叛徒熊天亮引路,敌军以两个正规营600余兵力,包围、突袭总医院,我游击队拼死阻挡以掩护医院突围,林之翰、熊德安一边和同志们奋勇抗击敌人,一边指挥医院人员保护伤病员分散突围。这场惨烈的战斗一直进行到下午4时,由于敌我力量相差悬殊,医院又多是女同志,伤病员身体羸弱、行动不便,最终牺牲极大:除少数同志突围外,政委熊德安等20多人壮烈牺牲,其中包括林之翰妻子朱淑良,林之翰身负重伤被俘,林之翰5岁女儿林光明及医生、看护、伤病员、后勤人员等19人也一同被俘。

林之翰被俘后,先羁押于河南信阳,后解送武汉关押、审判。他利用被俘女同志为他换药之机,叮嘱她们与敌斗争的策略,要她们提高警惕,以免受骗上当。林之翰得知看押人员属于东北军后,就利用蒋介石与东北军的矛盾,积极向押解他们的东北军士兵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审讯期间,敌人对林之翰烂施刑讯、威逼利诱,甚至以他5岁的女儿为要挟,但林之翰始终坚不吐实,保守了党和红军的秘密。最终,反动当局以“赤匪罪”判处林之翰有期徒刑,投入监狱,关进水牢,身体遭到极大摧残并落下终身残疾。

抗战时期,林之翰(中间)与老战友合影留念

德技双馨育医才

林之翰仅上过3年私塾,在湖南参军后当过几年看护、司药,并没有经过专门的医科学习,但他勤奋好学,上进心强,善于思考,又能将实践与书本知识结合起来,一边工作一边提升医技,使其医疗水平不断提升,成为一名出类拔萃的医学专家,尤擅西医。

更难能可贵的是,林之翰还十分注重培养医学人才,注重提高医疗技术。刘家园医院创建之初,只有两名医生、四名农家姑娘当护理员,医护水平亟待提升。林之翰向红军首长反映医院需要医学书籍,不久曹学楷参谋长就给他们送来了《实用药物学》《外科解剖学》两本书。林之翰和同事们如获至宝,尽管有些内容难以读懂,但大家还是爱不释手,交换着阅读,并相互讨论,收获很大。当年的女护理吴继春晚年回忆说:为提升护理员的文化水平,林之翰“亲自到附近学校联系,让我们这些看护到列宁小学上夜校学文化”,他还亲自给她们上课,教授医学常识、战地救护、病房护理等知识,还亲自带着实践,以便让她们尽快成为合格的护理员,早日上前线参与救护、发挥更大的作用。

随着鄂豫皖根据地和红军队伍发展壮大,医务人员缺乏的问题日益凸显出来。为满足根据地和红军对医疗事业的发展需要,林之翰一方面让医院多方购买、搜集医学书籍、资料,供青年医务人员阅读,提高医学知识水平;另一方面,医院还从红军部队中抽调一些青年战士,经过短期教育、培训,分派到总医院和各基层医疗单位。红25军时期,林之翰就亲自主持了一期医务人员培训班,并给学员们讲课,教授内容既有基础文化知识、医疗常识,也有内外科、战场救护、卫生防疫等。经过3个月学习,这批医护人员都走上了工作岗位。

林之翰在医务人员培养上十分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如消毒、换药、包扎、压迫止血、打针、骨折固定等,都是边教边学边操作,理论与实践相互促进,使所学医疗知识更具实用性。尽管处于游击状态,部队和医院不断转移,对医护人员的系统培训很少,但医院对于医疗业务的“传、帮、带”始终没有停止。无论条件多么艰难,林之翰总是身体力行坚持“以老带新、以强带弱”的方法,为边区和红军培养了很多医疗骨干和医务人员,其中包括汪浩、张良德、朱世汉、江光权、张映清、周东屏、吴继春、胡开采等。百岁老红军汪浩回忆从医经历时说:1931年,作为红军小战士的他,送一位同志到鄂东北医院第五分院治伤,被林之翰看中后就留了下来学医。汪浩后来成了医务骨干。在繁忙的医务工作中,汪浩又选拔三四个小战士当学徒,经过一段时间学习,他们也能胜任医疗救护工作了。

林之翰(左1)带着大孩子林路生(右1)与老战友合影留念

救死扶伤施仁术

林之翰学识渊博,为人谦虚,平易近人,与身边人、与群众亲密无间。平时他不要医护人员喊他“院长”,而让喊他“林医官”。林之翰与群众的关系尤其好,在工作、外出看病期间,他经常住在老乡家中。群众若有困难,他积极给予帮助,并经常抽时间给群众看病、治疗。林之翰工作起来经常没日没夜,他深知负伤或生病的战士、群众的生死往往就在一瞬间,作为医生,不仅需要有过硬的医术,还必须在工作中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群众对林之翰既感激又敬佩,亲切地称呼他为“二叔”。林之翰和同事们那种“救死扶伤”“心系群众”的精神,深深感动了当地群众。他们从并不富裕的家中,拿出鸡蛋、挂面、油条、粑粑等送给医院、送给伤病员食用。1930年四五月间,由于战事紧张,伤病员激增,林之翰等医务人员非常忙碌,有的医护人员因劳累过度而晕倒,有的两眼肿胀得像桃子。附近村民知道了解情况后,立即组织起担架队、洗衣队,担架队帮助运送伤员,洗衣队帮助清洗衣服、缝缝补补,还帮着照看伤员。没有住上伤员的村子过意不去,就组织各种形式的慰问队,送来鸡蛋、鱼肉、花生、鞋、袜等大量慰问品②。鄂豫皖根据地涌现的类似感人场景,林之翰经历过很多很多。

林之翰在鄂豫皖创建初期就投身红军医疗卫生工作,期间经历了三次“会剿”、四次“围剿”’以及无数次敌人的突袭、奔袭、围困、“清剿”等。林之翰虽然不像红军将士们那样在战场上与敌进行刀光剑影的拼搏、厮杀,但他所在的医院、医务所却是与敌斗争的特殊战场。他对伤病员饱含深情,无论环境多么艰苦、险恶,林之翰始终以“救死扶伤”为军医天职,全力投入火热的事业中去。原东海舰队政委李长如回忆当年的林之翰时称:“他性格爽朗直率,他经常披着一件旧灰色上衣,操着湖南乡音,整天给伤员们做手术,他对人态度和蔼,见到伤员伤口痛得厉害而没有止痛药就感到十分难过”③。

土地革命战争期间,林之翰曾抢救、医治和挽救过无数人的生命,其中,既有边区党政领导人,也有红军将领,更多的则是普通的红军战士、同志和根据地普通群众。攻打蜂子笼战斗中,时任弦东区第一乡苏维埃武装委员的高敬亭率赤卫队与敌激战,不幸腿部中弹,从寨墙上摔下身负重伤,被抬到红军医院救治,经林之翰开刀精心治疗,不久即治愈奔赴前线。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警卫团戴克敏团长被弹片击中右额、前胸鲜血喷涌,被担架抬来时已昏迷不醒,林之翰为其动手术治愈。1932年10月,为掩护红四方面军主力及2万多群众转移,红军组建了东路军(红27军),下辖79师、81师,红军连续作战20多日,频繁的战斗使红军付出了巨大伤亡代价,军政委郭述申、79师政委王建南等负伤,79师师长徐海东劳累过度肺病复发吐血,作为随军医生的林之翰积极施救,使他们的伤情、病情得到有效控制和好转,为红军胜利完成掩护重任提供了保障。

1937年7月全面抗战开始后,国共双方经过艰难谈判,达成“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协议,经党组织营救,林之翰终得获释出狱。此时,身体遭受严重摧残的林之翰已不能独立行走,5岁的女儿林光明也渺无踪影。不久,时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鄂豫皖红军谈判代表何耀榜转达上级指示:林之翰被派往黄安七里坪新四军第四支队(由原红28军和鄂豫边的红军、游击队改编),担任支队军医处副处长兼后方医院院长。12月30日,林之翰与1930年就投身革命的女军医、时任后方医院医务主任张映清结为伉俪。

1948年,林之翰、张映清夫妇与孩子们合影

1938年春,第四支队由鄂东七里坪誓师东进,取道立煌(金寨)、霍山、舒城奔赴抗日战场。林之翰率军医处、后方医院随军前进,为部队东进及抗日医疗保障做了大量工作,也开启了革命人生和事业发展的新篇章……

新中国成立后,林之翰(中)任卫生部药政司首任司长。图为1953年3月红军时期的医务工作者合影(右一:阮汉青,左一:马琮璜)

注:

①安徽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安徽新四军人物》第四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出版,第310页。

②《星火燎原》(选编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77年出版,第454页。

③李长如,《往事的回顾与思考》,海洋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52页。

作者简介

赵东云,安徽泾县人,安徽新华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安徽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理事、学术委员,合肥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副会长。著书5部,在《人民政协报》《党史纵览》《文史精华》《思想政治理论导刊》《江淮文史》等报刊发表文章200余篇。主持多项省部级课题。主讲《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等课程,开辟《红色文化》《读史明智》等选修课3门。获中国散文大赛一等奖(2011年)、安徽省教育厅教学成果二等奖等40多项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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