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元旦假期，在中国书店、新华书店和王府井大街、报国寺等处举办的“旧书新知”系列文化活动颇受读者青睐，也唤起了不少老辈人关于旧书市场的记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的旧书市场办得红红火火，是市民获得学习资料的重要途径。然而，由于历史原因，旧书市场一度陷入发展困境，经营惨淡。后经北京连续多年实施扶植举措，再加上收藏热的兴起，旧书市场重现繁华。

“捡漏儿”捡出珍贵资料

中国的古旧书业历史悠久，鼎盛时期，仅北京就有近400家古旧书店，东安市场、西单商场里书店鳞次栉比，隆福寺、琉璃厂古书肆交相辉映。新中国成立之初，一些旧书市场保留了下来，其中就包括西单商场和东安市场的旧书市场。

1952年，北京市人民政府为了贯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关于收集、保存和整理古代文物的指示，又成立了中国书店。一方面，中国书店收购有关历史、文化、考古的旧书，以及古代的小说、戏曲唱本、版画和有关古代艺术、北京掌故的书刊等；另一方面，如果有关机关团体、个人需要研究或参考古代书籍，便可以和中国书店取得联系，商洽供应。（1953年1月5日《北京日报》3版，《中国书店成立专门收集供应中国古书》）

那个年代，旧书市场发挥了大作用。如果有人收藏了一套丛书，几十、几百本中就缺了一本，或者是有机关、学校建图书馆，想找一全份《新华月报》或《人民日报》，最好的办法就是去这些旧书店、旧书摊儿“捡漏儿”。

据本报1956年6月19日6版《旧书》记载，西单商场当时有20个旧书摊儿，人们可以从中找到1934年9月的《世界知识》创刊号和同期的《译文》创刊号，也可以找到全套71本《文学珍本丛书》和全套44本《历朝演义》，还可以找到全份《人民日报》。这些从化纸炉、垃圾堆、造纸厂里抢救出来的大批被人遗弃的凌乱不堪的书报杂志，经过整理、修补、装订，变成了不可多得的文化资料。

1956年，中国书店设立了专家服务部，提供1万多种分类、整理好的古旧书，很多进行学术研究的高级知识分子常会到那里去买书。（1956年11月21日《北京日报》2版，《中国书店专家服务部开幕了》）

东安市场的32家书店公私合营后，在中国书店的领导下，组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书林。这里拥有50多万部藏书，每部书有一册至几千册。为了方便读者查找，他们分设了古书门市部、解放前旧书门市部、解放后旧书门市部、外文旧书门市部和杂志门市部等部门，分门别类，井然有序。这些书来自祖国各地，书店的采购员不辞辛劳奔走在各大城市，甚至跋山涉水深入到县城山乡，把流散在民间的古旧书籍收集起来。门市部的店员们把散本书配成整套，把零册杂志逐期凑齐，装订成合订本，集腋成裘，成为有价值的珍贵资料。（1959年10月16日《北京日报》2版，《这里是一个知识的宝库》）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旧书市场非常红火。旧书、旧报得到了利用，读者互相调剂了有无，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文化生活。

旧书业一度萎缩靠扶植

由于历史原因，古旧书业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走下坡路，市场萎缩，旧书店或拆迁或关张转行。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人们已经明显地感到旧书市场的不景气。

1985年3月8日，本报在2版刊登的读者来信《旧书业不应当“收缩”》提到：在为数有限的几家旧书店，如前门、灯市口的旧书店，有的原来放旧书的书架改放了新书；还有的书店，整个店堂都被新书占据。本报1988年3月3日2版刊登的读者来信《希望开辟旧书市场》也反映了相关问题：北京的几个旧货市场中没有一个旧书市场。一部分人手中有一些尚有一定使用价值的旧书，自留无用，弃之可惜，而另有一些人出于经济原因或别的考虑，又想买旧书。当时，北京虽有几家旧书商店，但远远不能满足群众的需要。

那些年，古旧书业的确陷入了发展困境。就拿中国书店来说，1968年从东安市场迁出，再回去地盘只剩下400平方米，还不足原来的四分之一；1984年从西单商场迁出，这一次干脆就没回去。书店的经营者既没有政策上的保障，又付不起高额租金。（1993年10月30日《北京日报》6版，《古旧书业风雨录》）

1993年，中国书店在东城区还有6个网点，一年之后便只剩下灯市口、隆福寺和东单三处了。隆福寺的旧书门市部也是经营惨淡，房子有的被收走，有的被迫出租，只剩下100平方米（包括库房）的店堂，门面之破小令一些读者三过其门都未找到。（1994年6月18日《北京日报》6版，《旧书市场的忧思》）

人们对文化的需求呼唤旧书的供给，因为旧书有拾遗补缺的作用，可以多次利用，促进文化流通，节约社会财富。为此，很多人期盼着旧书市场的发展能迎来曙光。为了扶植古旧书业，上世纪90年代，北京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像1992年，有关部门就为北京古旧书业减轻了税务负担。同年，北京市政府为文化工作办的10件实事之一便是建立海淀区旧书一条街。

旧书一条街位于海淀图书城。沿大街东侧80多米的旧书廊中，既有本版古书、碑帖拓片，又有解放前的旧书、中外文旧报刊，还有解放后旧书和特价书，上架图书共有两万余种。旧书廊还设有收购、出租、流动售书等多种服务项目。（1992年9月18日《北京日报》1版，《海淀图书城旧书一条街开张》）

北京图书节举办时，也为古旧书开辟了一席之地。本报1993年9月22日6版《书香溢京城 卷展播良知》记录了第二届图书节开幕时古旧图书分场的热闹场景：在摩肩接踵的琉璃厂大院里，很难找到空着手的人，拎着一大包一大捆书的人不在少数。北京语言学院教师郑万鹏一大早儿就赶来了，一个多小时就买了100多元的书。他兴奋地说：“我是教外国文学的，这本格里耶的《橡皮》现在很难买到了，还有这本乔依斯的《都柏林人》，给我教学带来了极大方便，而且才一两元钱一本，太棒了！”

开拓市场尝试拍卖

发展旧书市场既需要政策的扶持和保护，也离不开自身经营的转变与完善。1993年，中国书店和北京市拍卖市场联合举办了首届北京稀见图书拍卖会，这在北京乃至中国大陆均为首次。拍卖会第一个成交的是伪装书，该书封面、目录为周作人著《秉烛后谈》，正文内容实际上是毛泽东报告节录和中共的有关政策、指示、布告。该书底价80元，最后以230元成交。当时，中国书店共准备了167宗稀见古旧图书，最终成交的包括5宗1911年以前出版的古书，2宗清朝奏疏、图书，19宗民国时期旧书、期刊，2宗伪装书，2宗解放后旧书，3宗国外版旧书等。拍卖品成交价最低的80元，最高为12万元。（1993年9月24日《北京日报》6版，《成交三十五宗超出预想》）

两年后，中国古旧书业开始独立举办书刊拍卖。1995年9月，中国书店的书刊拍卖现场，可容纳150个座位的大会议厅座无虚席，工作人员两次加座位，仍然有不少人不得不挤在过道里站着。拍卖品是向社会公开征集的，其中共成交书刊66件。这次拍卖对买卖双方都是一种鼓励，许多人找到中国书店，欲将自己收藏的古旧书刊送到拍卖会一见高低。（1995年12月15日《北京日报》6版，《振兴古旧书业的新尝试》）

1996年，中国书店开始以超出原价一倍以上的价格收购部分有保存价值的旧书，藏书升值引起爱书者的兴趣。据本报1996年5月23日6版《旧书“身价”看涨》报道，当时中国书店公布了旧书收购新价格，如1978年的《汤显祖戏曲集》、1981年的《原始思维》等以原价的2.5倍收购，1978年版的《全唐诗》、1979年版的《一千零一夜》等以原价的4倍收购。超原价收购旧书，使人们对旧书的“身价”有了新的认识，促进了旧书买卖的活跃，掀起了一轮旧书收藏热。

旧书市场圈粉“90后”

进入新世纪，京城“藏书一族”日益壮大，越来越多的人活跃在北京的旧书摊儿、拍卖会甚至网上旧书拍卖活动中，京城的潘家园、报国寺以及琉璃厂中国书店等旧书市场又繁华起来。

很多旧书商在孔夫子旧书网等网上交易平台开店，网上旧书店异军突起，吸引了不少旧书爱好者上网淘书。一位专藏老杂志的书友说，自己以前恨不得天天到潘家园打卡，自从有了网上旧书店，他成了网上淘书虫。关键是，要想找《韩诗外传集释》《章太炎年谱长编》《天问纂义》《论庚辰本》这样的旧书，网上比线下更好找。（2007年3月30日《北京日报》14版，《潘家园的旧书哪儿去了？》）

2011年地坛秋季书市举办时，旧书展柜前近千种辛亥百年珍贵书籍让大家开了眼。1931年印制的《总理遗教》是孙中山的第一部全集，录有涵盖其光辉思想的《建国方略》《三民主义》和《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出版于1912年的《武昌两日记》是历史上第一部记载武昌起义史实的作品，虽染上岁月的污痕，但封面黄兴的印章却仍如鲜血般朱红……三五成群的人们纷纷上前围观，有的人还央求工作人员取出古籍来亲手摸一摸、翻一翻。（2011年9月13日《北京日报》5版，《游客一不留神儿就淘多了书》）

2015年，位于地安门十字路口路南的雁翅楼挂上了“中国书店”的牌匾，成为北京中轴线上的文化建设新地标。值得一提的是，这是一家24小时书店，除有1万种新书外，还有2000种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版的文史哲等各类旧书，都是书虫们的最爱。开业首日，很多人慕名而来，直到夜幕降临，读者仍络绎不绝。人们各捧书本或倾心阅读，或交流心得。灯火通明的雁翅楼，成了地安门大街上一道别样的风景。（2015年7月21日《北京日报》1版，《秉烛夜读雁翅楼》）

潘家园旧书市场一直是淘书人的心头好。每当周末到来，天还没亮，潘家园旧书市场就已经开张了。全国各地书商、旧书爱好者、藏家涌向这里，用塑料袋提、用双肩背书包背、用行李箱拉、用麻袋装……来来往往的淘书人，一天到晚没有断过。从2019年起，潘家园开始举办古旧书博览会，迄今已举办了五届，每届都令收藏爱好者流连忘返。2023年岁末，在报国寺举行的古旧书展销活动也吸引了很多书迷，连年轻的“90后”也被圈粉，加入到这个昔日只有“老古董”们才喜欢光顾的去处。

盛世修典，富贵藏书。如今，旧书市场不仅为京城增添了缕缕书香，更推动了文化传承，让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