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不算冷，但是小弟觉得比较有意思的一件事：

相信不少在香港居住、学习和/或工作过的朋友，都有听过总部设太平山街在东华三院是香港最大的慈善机构，不论是过往还是现在，其在香港社会都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网络图片，侵删）

那么东华三院的历史地位是怎么确立的呢？是zong央撅腚的吗？还是按照基本法呢？从历史人类学（historic anthropology）的角度来看，这间机构与其所在地及当地居民又什么有趣的互动呢？

各位看官，请上眼：

（注：此文乃课堂习作，非专业规范学术论文，如涉抄袭嫌疑，请告知，在下定当改正；）

东华三院：超越“益善行道”在中上环

（加了一些图）

2004年，东华三院成立135周年之际，东华三院诚邀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名誉副教授冼玉仪博士、刘润和博士主编一本关于东华三院历史的书籍，最后该书定名为《益善行道 ─ 东华三院135周年纪念专题文集》。“益善行道”，可谓是简洁而又全面的概括了东华三院“救病拯危、安老复康、兴学育才、扶幼导青」的使命和承诺”。

然而本次于中上环的田野考察中观察体会到东华三院除了在此实践着它基本使命和承诺之外，更了解到其在中上环社区中扮演了超越“益善行道”的历史作用。

东华三院与中上环的互动关系自香港开阜后不久就已经开始，然而翻閲衆多香港史资料，学者多数确定将1894年的香港鼠疫作爲东华三院与中上环互动关系转折性事件（刘润和, 王蕙玲&高天强2006；何佩然，2009；东华三院，2010）。因此，本文也将以此次鼠疫为分界点，简要的说明东华三院在中上环社区的作用

一．1894年香港鼠疫前的东华三院在中上环

英国人在香港实行管治后，就在香港岛北岸修建维多利亚城作爲殖民地的主要行政中心，并以皇后大道作爲港岛的主要干道，同时以花园道以西的范围命名为政府山包含重要的政府机搆与英国国教堂。政府山以东至湾仔为英军所在地，沿着皇后大道靠海则为诸多的码头与英资企业。不过随着不断的填海，商业大楼不断地涌现，例如是次田野考察的起点早期为大海，如今也是一座商业大楼。

当时的社会还有鲜明的华洋分割之社会状态。

港府中环维多利亚中心化爲洋人的专属居住区，而华人只能被迫迁居太平山的上环地区。当时，华人以上环为商业中心，此次田野考察所经过的文咸西街则是专门从事转口贸易的“南北行”集中地。如今的卜公花园则是当时的华人居住地，条件非常简陋，是为平民窟。

（“四环九约“：维多利亚城网络图片，侵删）

当时的香港虽然为英国殖民地，施行英国普通法。但是，由于当时的华人居民大多不识英文；而欧籍或印籍警察更是不懂华文。因此，形成了管治困难。于是，当地的华人就按照传统中国习俗，以庙宇为议事中心，处理华人之间的纷争。因此，1847年华人领袖卢亚贵出资修建是次所考察的文武庙，并将文武庙旁的公所作爲仲裁华人纠纷的机构。到了1851年，南北行的华籍东主们更是出资扩建文武庙，庙宇的值更则有各个街坊轮流负责。于是，文武庙成爲中上环的华人社区中心（周子峰，2010）。

（网络图片，侵删）

东华三院的前身，广福义祠，则与1951年建立在太平街上。广福义祠初初作为市民放置祖先牌位的地方。但是，由于当时华人社区的居住卫生条件太过糟糕，逐渐变爲无家可归者与生命垂危者的居所。

当时华人居住地区环境之糟糕，卫生之恶劣使当地居民颇有怨言，港督麦当劳也大爲不满，于是下令将广福义祠拆除。然而，若义祠拆除，而华人又不接受西医的治疗，那麽卫生问题则更加难以解决，因此，当时的华人领袖纷纷进言，望可以将此地加建一座医院。

于是，1869年，港督麦当奴拨出上环普仁街一个地段，并于1870年颁布《倡建东华医院总例》，创办香港第一间华人医院。医院尚未落成，创院的华人领袖已在院址附近开设临时赠医所为贫病者提供服务。至1872年，东华医院落成启用，为贫苦市民提供免费中医药服务，奠定了东华三院善业的基石。

除了医疗服务外，当时的东华三院亦提供教育服务。当时的中上环地区，英国统治者仅仅提供英文教育，所盖学校也是英文学校（例如著名的皇仁书院）。当时，中上环地区主要的中文教育，则是由东华三院提供的（刘润和, 王蕙玲, and 高天强2006；何佩然，2009；东华三院，2010）。

其实，当时东华三院办学的主要经费来自文武庙的香油钱。文武庙香火鼎盛，并由之前的主理创立了“中华书院”教授中文教育。1870年代，东华三院创院主席梁云汉深感华人教育的缺失，因此奔走于华人商贾之间，主张办理平民教育当地华人领袖纷纷回应。于是，1880年文武庙主理委托东华主席主管办学事宜，并且将“中华书院”改爲“文武庙义学”。从此，这个以文武庙为办学地址，文武庙庙产为主要办学资金，东华三院为主要管理者的学校，开啓了东华三院办学的历史。

从上述的文字中不难看出，1894年前的中上环社区中，当地华人社区的中心是文武庙，商业中心是“南北行”所在的文咸街。当时的东华三院主要扮演了一个慈善社团的作用，办学行医。不过，从文武庙委托东华主席主管办学事务，已经可以看出中上环华人社区的权力中心慢慢地开始出现转移。

这个权力转型的完成，则是要到了1894年的香港鼠疫了。

（文咸街，“南北行”；网络图片，侵删）

二．1894年香港鼠疫时的东华三院在中上环

1894年5月，香港上环爆发大规模鼠疫。如上文所言，上环是华人的聚居地，住屋设计无排水渠、厕所及自来水，这是太平山区成为疫症重灾区的重要原因。

当时虽然施行华洋分治的政策，但是，上环与中环仅仅相隔一条鸭巴甸街。爲了防止鼠疫传播到中环的洋人社区，港督不得不着手处理鼠疫。当时，香港政府采取了严厉的预防措施，包括逐家逐户寻找患者，将病人或尸体强行带走；病者会被送到医护专船「海之家」（Hygeia）接受隔离，死者会被解剖，再用快速处理尸体方法─洒上石灰粉，集体埋入深沟，驻港英兵则负责扑灭疫症（俗称「洗太平地」。

由于风俗文化不同，华人对西医西药非常抗拒，再加上港府严厉的处理手法，导致上环华人的强烈反抗，“患病不就医，死亡不报告”乃是常态，这反而加速了鼠疫的传播（黎杰长，2009）。

反而，以中医治疗为主导的东华医院以及派发中药的文武庙在华人社会中认受性颇高（何佩然，2009）。于是，爲了有效的控制疫情，港府不得不委托东华医院进行处理。另外，为防疫症扩散，政府于1894年6月更令太平山区居民迁出，将之夷为平地，后建为「卜公花园」。

（"花园与厕所“；网络图片，侵删）

除此之外，港府亦有派员调查不合卫生的住宅，改善管道系统（如当日考察时路过的著名磅巷厕所），推行灭鼠行动，颁布公众卫生及屋宇条例。同时，更是成立了“香港病理检验所”---当日田野考察路过的“香港医学博物馆”---为保障市民健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最后，由于这次鼠疫，英国统治者更是逐渐反思华洋分隔的政策（黎杰长，2009）。

（香港医学博物馆，前“香港病理检验所”；网络图片，侵删）

总结上文可见，1894年鼠疫是华洋分隔政策的分水岭，亦是东华三院在中上环社区作用的转折点。

如果说，鼠疫前中上环的华人社区还是以文武庙为中心，东华三院作爲单纯的慈善社团的话，那麽，由于鼠疫时卫生问题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东华三院因即受当地华人的拥护亦受港府的重视，则超越文武庙不仅成爲医疗中心，更是成爲上环华人社区与英国统治者关联的纽带。

三．1894年香港鼠疫后的东华三院在中上环

1894年的上环鼠疫最爲突出，但是并不意味着鼠疫在1894年就被完全消灭。之后的几年中，鼠疫一直时有发生。在对抗鼠疫的过程中，以中医爲主的东华医院难以快速的解决病患，反而西医则相较来说较爲有效。于是，逐渐的，东华医院慢慢地接受了西医体系，而其本身则逐渐的被纳入政府公共医疗体系之中。

虽说当时的东华还是由华人领袖作爲主管，但是，其主要的经费已经由政府提供，其本身的行爲更受香港法律的规管。实际而言，这似乎意味着上环华人社会也已经被英国的殖民势力不断侵入了，保持华人领袖在东华三院中的主要地位更是体现了港英政府“以华治华”的殖民策略（刘润和, 王蕙玲, and 高天强2006）。

除了医疗服务外，东华更是继续开办中文的教育事业，在1920年代时，就形成了幼儿园,小学和中学一体的完整基础教育网络。同时，东华更是在救灾方面（如风灾水灾火灾泥石流等）展现了卓越了实力。甚至，当时英资企业与华人劳工之间的罢工冲突，都需要东华三院的华人领袖出面斡旋调停才可以得以解决（东华三院，2010）。

参照上述可知，上环华人社区的权力中心逐渐的由文武庙转爲东华三院。1908年，根据《文武庙条例》文武庙所有资产甚至直接托付东华管理，自身还原为一个单纯了华人宗教信仰场所。

身为当地华人社会权力中心的东华三院，在当时，可以说已经超越了一个以“益善行道”爲主的慈善社团的角色了。

四．结语

上文可见，以1894年鼠疫为转折点，东环三院在中上环的角色由单纯的慈善机构逐渐肩负起华人社区与港英政府纽带的责任，最后更是直接替代文武庙，成了当时中上环华人社区的权力中心。

这次权力中心的转移---由“街坊自治”的文武庙模式到“港府拨款，普通法规管，华人买办管理”的东华三院模式----则体现了当地香港华人社区逐渐的从以宗族血缘和传统宗教信仰为主导过渡到以商业领袖为主导且具有殖民地特色的社会形态。

参考：

东华三院, 《东华三院一百三十年》. 香港: 香港东华三院, 2000.

东华三院. 《香江有情 : 东华三院与华人社会 /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与东华三院合办 ; 香港历史博物馆与东华三院文物馆筹划] = Hong Kong, Benevolent City : Tung Wah and the Growth of Chinese Communities / [jointly Presented by the Leisure and Cultural Services Department and the Tung Wah Group of Hospitals ; Co-organized by the Hong Kong Museum of History and the Tung Wah Museum]》. 香港: 香港历史博物馆, 2010.

何佩然. 《源与流: 东华医院的创立与演进》. Vol. 1. 三联书店 (香港) 有限公司, 2009.

李东海. 《香港东华三院125年史略》.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7.

黎杰长. 《维多利亚城的卫生政策: 殖民者统治手法的演变与士绅社会的自治》. 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硏究中心, 2009.

刘润和, 王蕙玲, 高天强. 《益善行道 : 东华三院135周年纪念专题文集》. 第一版.香港: 香港 : 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 2006.

周子峰. 《图解香港史: 远古至一九四九年》.初版. 香港: 中华书局(香港)出版有限公司, 2010.

"1894上环大鼠疫." 1894上环大鼠疫. Accessed November 7, 2014. 1894上環大鼠疫.

TAN, Jiamin. "记忆中的荷里活道." Cultural Studies@ Lingnan 文化研究@ 岭南 27, no. 1 (201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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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着这个回答，有点小想法，分享一下：

最近小弟的TL中经常出现名为“有什么关于X的冷知识”，其中,"X"为城市名称。不少回答真是让人大开眼界，原来每个城市都有那么多属于他们自己的“故事”与“记忆”。

小弟本科接触到人本主义理论（Humanism）时，其中有一句话印象特别深刻，叫做“Everyone has their OWN story”，进一步而言，“人是由他们各自的记忆构成的”.这体现了每个人的独特性（everyone is UNIQUE）.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与“记忆”，每个城市也是如此，而这些城市本身独特的“记忆”，让他们变得与众不同。

而这种不同，是现在才有的吗？显然不是。因为不少答主分享的其实都是很“古早”的知识。

那么，为何呢？

上纲上线的说一句，这或许，跟咱们比较熟悉的“王朝史观”有关系。所谓“史观”，就是用什么样的“观点”或“角度”来看待历史。

拿深圳举例：

咱们比较熟悉的说法是，深圳是一个我国边陲的渔村，没有开化，是因为改革开放的春风，才使得她成为现在的一线城市。

我在这当然不是说，深圳并非因为改革开放才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而是，在这种“大国史观”的角度中，人们只看到了“改革春风吹满地”，这种宏观的，巨大的力量，但是，深圳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深圳本地人的千百年的生活，数千万来深建设者的努力，都被放在了“边缘化”的位置。

然而，对于一个城市的发展而言，这些不也同样重要么？

一如例子中的香港。

香港离北京太远了，离伦敦更远。那么，北京的皇上对这里的辐射、影响会像我们概念中的那么巨大么？香港中文大学历史学教授科大卫 David Faure，在其著作“Emperor and Ancestor: State and Lineage in South China”, 研究出，甚至在封建末期的中国，中央王朝对华南地区的辐射是非常弱的，中央政权派来的县令，甚至对于其辖区的控制范围只在县城，所谓“皇权不下乡”。

正如本文中的中上环华人社区，不论是清政府还是港英政府时期，大约使用的都是以宗族血缘和传统宗教信仰为主导“街坊自治”，而非传统概念中被至于国家政权治理体系中。

这样的居民生活，构建了现实的香港社会，形成了这个城市独特的“记忆”，是他们自己的历史。同理，其他城市也是这样。

那么，这样的“从下至上的史观”，是不是可以给我们在国家治理中带来不同的思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