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毛主席一生中，酷爱学习，无论是在追求革命真理的青年时代，还是在革命战争年代，再到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毛主席对于读书学习是从未间断，即使在晚年重病缠身、生命弥留之际仍然没有停止过学习。

郭象简介（郭象庄子注）

毛主席读书，涉猎的领域极其广泛，可以说是包罗万象，文、史、哲、军事、自然科学，古今中外，无所不至。

《晋书》是毛主席一生中多次读过的书。

图│毛主席

直到他老人家生命的最后两年，还读《晋书》，用颤抖的手在《晋书》好几册的封面上用红笔写上：“一九七五年、八月再阅”、“一九七五，九月再阅”。

1975年，毛主席已经是82岁的高龄了，但他老人家还手不释卷地读《晋书》。

毛主席不仅自己读，还把自己觉得内容比较有意义地送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彭德怀等中央领导同志阅读。

在《晋书》中，让毛主席特别感兴趣的是在淝水之战中立过功劳的谢安、谢玄、桓伊、刘牢之等人的传记。

毛泽东阅读《晋书》大字本《谢玄传》《谢安传》《桓伊传》《刘牢之传》后提出，要把这四个大字本合订为一册。合订本送来后，毛泽东两次看过，并且亲笔在上面批了“请政治局同志一阅”八个字。

据芦荻回忆，毛主席读《晋书》，对于晋代的门阀士族持否定态度，但对谢安却评价很高，说他在淝水之战中以少胜多，打了个漂亮仗，后来又拖住了搞分裂的野心家桓温，这两次立功都是对维护统一做出的贡献。

他还在《谢安传》和《桓温传》上画了很多圈和线，作了批注。

1975年，毛主席在做了白内障手术后刚刚摘去纱布，就又读起了史书，这其中就有《晋书》。

他还在当时阅读的《晋书》封里中写下了一条附记：“一九七五年八月，阅第五十至五十六卷，再阅第三十四卷《羊祜传》、《杜预传》；九月再读第七十九卷《谢安传》、《谢琰传》、《谢玄传》。”

七十年代以后，毛主席反复读《晋书》，并特别对《谢安传》、《谢玄传》感兴趣，这反映出了晚年的毛主席在林彪事件后担忧国内形势的一种心态。

图│毛主席读书

毛主席读《晋书》卷五十《郭象传》时，在前面所引原文的一段文字旁批注了“郭象无行”四个字。

【毛主席评点批注及谈话提示】郭象无行。

（摘自：毛泽东主席读《晋书》卷五十《郭象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书籍批语集》第167页)

其原因是那段文字记录了郭象为人不肖的两个表现：

一是崇尚清谈、自命清高，但最后还是“任职当权”，势倾内外，一改淡泊功名之素论，可见其言行不一；

二是剽窃向秀的《庄子注》。有此两条，足以使人认为郭象是个无德行之人。

那么，郭象其人的情况及他与向秀的《庄子注》的关系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如果按时代顺序，《晋书》应在《三国志》之后，但其成书年代远在南北朝各史籍之后，是唐代所撰。

魏晋南北朝以后，史籍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经、史、子、集四部正式确立。

从晋代到南北朝，许多人编写《晋书》，到唐初流行的还有十八家。其中以南朝齐人臧荣绪所编的《晋书》最为完整，包括志、纪、录、传等一百一十卷。

其余各家的晋书都是仅有数帝或分述西晋与东晋之事，不是完整的西晋史籍。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唐太宗下令让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重撰《晋书》；来济、陆元仕、刘子翼、卢承基、李淳风、李义府、薛元超、上官仪、崔行功、辛丘驭、刘胤之、杨仁卿、李延寿、张文恭分任撰录；令狐德棻、敬播、李安期、李怀俨参与修订条例，考证文字。

图│《晋书》

其中《宣帝纪》、《武帝纪》、《陆机传》、《王羲之传》四篇末尾的“论”是唐太宗所作。所以旧本总题“唐太宗文皇帝御撰。”《晋书》的修撰从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开始，到贞观二十年(646年)成书，前后只用了三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一百三十卷的巨著。

《晋书》以臧荣绪的《晋书》为底本，参考其它各家的晋史、晋朝的国史及当时的各种史料杂著编著而成。它的历史时间包括西晋和东晋。

西晋起于武帝泰始元年(公元265年)司马炎灭魏自立，终于愍帝建兴四年(公元316年)匈奴刘矅破长安，共计五十二年，是统一的。东晋起于元帝建武元年(公元317年)司马睿即位建康，终于恭帝元熙二年(公元420年)刘裕灭晋，共计一百零四年，是分立的。

西晋、东晋总共历时一百五十六年。《晋书》一百三十卷，包括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

唐初修撰的《晋书》原称《新晋书》，后因臧荣绪的《晋书》失传，而改为《晋书》。此书根据当时统治者的需要对臧荣绪的《晋书》进行取舍，存在着很多缺陷，但它在组织编排上比较严密，重要史实能适当地保存下来。

郭象(公元252年—312年)，西晋著名的哲学家。字子玄，河南洛阳人。少年时即有文才，思路清晰。喜好老庄之说，擅长清谈。

当时，西晋太尉王衍常说：“听郭象谈话，有如悬河泻水，滔滔不绝。”

州郡召他为官，郭象不去。常闲居家中，以作文辨论自娱。后来召任为司徒掾，稍后至黄门侍郎。东海王又让他作太傅主簿，非常器重。郭象于是当权任职，权重一时。往日的清谈也没有了。永嘉末年病死，写有碑论十二篇。

图│郭象

郭象这个人非常喜爱老庄之学，崇尚清谈。后来官至黄门侍郎、太傅主簿。

在魏晋时期哲学围绕着“有无”进行辩论时，何晏、王弼提出了“贵无”说，嵇康有“崇有”的倾向，裴顾则明确地用“崇有”论来反对“贵无”说。

郭象却主张“有而无之”，“独化于玄冥之境”，即“有无统一”的理论，实际上是用相对主义反对形而上学的本体论。

至于郭象尚清谈，好老庄是有其社会背景的。清谈和玄学是魏晋时期地主阶级中的一种思潮，是当时很突出的一种意识形态。清谈是手执麈尾，口谈玄虚。

玄学是指对《老子》、《庄子》、《周易》这“三玄”的研究与解论。玄学是清谈的主要依据和内容，清谈是对玄学的阐述和表现方式。清谈和玄学是东汉末年兴起的。那时章句训诂走到了尽头，评品政事和人物的风气兴起。

到了魏晋，这种清谈和玄学却完全流于玄诞。

原因在于魏晋的社会政治：在曹魏政权建立过程中，世族豪强遭打击，孔融、杨修等大族名士被诛戮；当魏晋政权交替时，曹氏和司马氏两个集团的勾心斗角愈演愈烈，热心政治的许多名士相继被杀，如何晏、夏侯玄、嵇康等，皆死于非命。

于是，一些苟全禄位的大官僚大地主，以玄谈为事，完全流入玄虚之境。这样，清谈玄学成为高门大族等有闲者的点缀，或则虚浮夸诞，故意作态；或则故弄玄虚，钓取功名禄位。

如琅邪大族王衍，不理政事，“妙善玄言，唯谈老庄为事。每捉玉柄麈尾，与手同色。义理有所不安，随即更改，世号口中雌黄。朝野翕然，谓王一世尤门”。

于是，“矜高浮延，遂成风俗。”

再如阮咸的儿子阮瞻，亦善玄谈，司徒王戎问他说：“圣人贵名教，老庄明自然，其旨同异?”瞻曰：“将无同。”

王戎咨嗟好久，即命辟之。于是阮咸以三个字的答案就当上了司徒掾，世人称之为“三语掾”。由此可知，到了西晋，清玄之学已完全流于虚诞，成为士族豪门做官的本钱了。

生活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的郭象先以清高扬名，后任高官，一改淡泊功名之素论，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所以郭象这“无行”是当时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

至于郭象剽窃向秀《庄子注》一事是西晋倡论玄学时的一段公案。

图│《晋书<郭象>》

向秀(约公元227—272年)，是魏晋之际的哲学家。字子期，河内怀(今河南武陟西南)人，竹林七贤之一。官至黄门侍郎，散骑常侍。著有《庄子注》。

《庄子注》到底是郭象所作，还是向秀所作呢?

据《晋书·郭象传》所说，是向秀死后，郭象窃向秀的《庄子注》为己有，自注《秋水》、《至乐》两篇，易《马蹄》一篇，其余都是向秀所作，郭象不过“点定文句而已。”

但《晋书·向秀传》则说：郭象是在向秀注的基础上，“又述而广之”。东晋学者张湛著有《列子注》。拿他所引的向秀注和郭象注与现存《庄子注》进行对照，可以看出《晋书·向秀传》的说法比较符合事实。

因为张湛所引郭象注，都不在上述三篇之内，而所引向秀注，则大多保存在现在的《庄子注》中。所以应把现在的《庄子注》看作向、郭两人的共同著作。

早先注释《庄子》的人有数十家，都不能得其要旨。

向秀在旧注之外另写新解，推理奇妙，使玄道之风畅盛一时。只有“秋水”、“至乐”二篇没有完成就去世了。向秀的儿子还小，其文稿于是不能得以继续完成。然而有其他版本刊行流传。郭象为人行操轻薄，认为向秀的书稿没有流行于世，于是把其中内容据为已有，自注“秋水”、“至乐”二篇，又改写了“马蹄”一篇，其余各篇只点定句读而已。

后来又有以向秀内容为主的版本出现。所以今天才有向秀和郭象的两本《庄子》注释，它们的内容都一样。

从《列子注》的引文来看，郭象对向秀注确是尽量引用，但也作了改造，并对其思想进行了发展。

毛主席的这种活到老、读书到老、学习到老、读书学习不止的精神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

参考资料：

1.《晋书》

2.《毛泽东读文史书籍批语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