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会有这样的感觉，有些学者，总能长篇大论，但细心的读者会发现，那些长篇大论和高头讲章，总是要在别人已见史料或者原创结果上的延伸，如果别人不开这条路，他们便不知世上还有这条途径，他们只会顺着讲，或反着讲，而不能从头讲，不能破题。不能开新领域，自然也就谈不到原创力。陈寅恪研究《再生缘》，结论对错不重要，但他能发现这个问题，研究这个问题，这就是真正的学术工作，如果没有他的工作，后来关于陈端生和《再生缘》的所有文章，自然也就不会有了，或者要晚很多年才会有，《柳如是别传》也是同样的情况，他愿意把精力放在这方面，这就是远大的眼光，他是个盲人，还能做这样的研究，可见早年记忆和联想力是如何的发达。近年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中，宝卷研究很热，但这个工作的第一功要记在郑振铎头上，是他最早看出了宝卷的复杂性及丰富性，后来的研究，严格说都是在他的基础上才有的。现在写本研究越来越受重视，这是机器时代文史研究的新出路。因为凡印本在逻辑上都不可能有唯一性，无论是雕版印刷、珂罗版、石印或现代印刷，而写本一般都具唯一性（特殊情况下少量钞本例外），印本最适合机器时代的检索，而写本（正式钞本或民间钞本）在未经研究者重视前，不可能使用机器检索，所以写本研究的第一要求是必须最早发现原钞本，进入图书馆和收藏机构的钞本逻辑上均有记录，有记录的东西对机器来说都不是问题，而文史研究的趣味则在发现，特别是散落在民间的钞本，如古代戏曲、古代小说、宝卷、杂字、蒙书、契约及其他民间文书等等，如果研究者能将眼光投向这些未经注意的东西，才会产生知识增量，才是有意义的学术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