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7月，第十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专门研究了对资产阶级分子和民主党派的改造问题。彭真代表中央在会议上指出，对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不要总是斗下去，把弦绷得那么紧。现在整风应该告一段落，转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实践上来，从斗争为主转入以团结为主，让他们到实践中去，以实际行动来表现思想改造的决心和成果。

在此背景下，三届全国政协砥砺前行、凝聚众智，将各民主党派、各界民主人士特别是知识分子团结统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舟共济、共克难关，为社会主义建设增添了靓丽的一抹。

■在“和风细雨”中解决难题

1959年底，政协全国委员会根据毛泽东指示的精神，认真贯彻“弛”的方针，采取各种措施，以调整几年来比较紧张的阶级关系和同民主党派的关系。在各界民主人士进行自我改造中，尤以推动和运用“神仙会”方法进行形势教育和思想教育的工作，收到了明显效果。

1959年12月至1960年春，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在北京联合举行。会议采用神仙会这种和风细雨的方式，使大家解除顾虑、敞开思想，就工商界比较关心的定息、高薪、学衔、政治安排和生活待遇等问题进行了热烈争论与小组漫谈。刘少奇根据所反映的问题，重申了中国共产党“包一头、包到底”的政策。《人民日报》根据刘少奇讲话精神起草的社论《工商业者应当下决心“顾一头”、“一边倒”》，号召工商业者“一心顾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一头，倒向社会主义这一边”。不久后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再次重申“包下来，包到底”的政策。工商界的主要问题获得了较为圆满的解决。

神仙会在民建和工商联的全国代表大会上采用并取得成功，继而在各民主党派的中央会议上得到推广。这一特殊会议方式对活跃统一战线内部的民主生活，促进国内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对调动各界人士的积极性克服暂时的经济困难，发挥了统一战线组织的重要作用。

■助推“双百”方针的贯彻

1956年5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正式提出实行“双百”方针。1961年进入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后，中共提出继续贯彻执行“双百”方针，周恩来在多次讲话中指出，人民政协“今后要多开展学术性的报告和讨论，要有意识地多邀请学术界的朋友参加”。为配合促进“双百”方针的贯彻，全国政协自1961年11月起增办以学术性问题为主的“双周讲座”，至1964年3月共举办37次讲座。

参会人员有在京的政协委员，各工作组联系的科技、文教、医药卫生等方面的高级知识分子，各民主党派中央委员，国务院参事，民主人士家属等。讲座邀请了各领域的专家学者，针对时事问题、国际友好访问、学术思想、科学知识、历史人物评价、地方掌故等进行了情况介绍甚至观点争论。比如当时史学界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分期问题、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秉持不同观点，讲座邀请历史学家吴晗、吕振羽分别作了关于“论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和“中国历史的几个特点”的演讲；文学界对《红楼梦》历来众说纷纭，讲座邀请红学家吴世昌讲“关于《红楼梦》的若干基本问题”后，又安排不同观点的吴组缃讲“读《红楼梦》的一点体会”。在科学事业方面，邀请著名科学家介绍我国科学成就和国内外科学研究情况，同时也介绍了科学研究中争论的问题，如请心脏外科专家吴英恺介绍中国心脏外科的新发展，请建筑学家梁思成介绍新中国的建筑成就，请北大教授黄昆介绍半导体的发展及应用，金宝善介绍关于实现农业技术改革、提高农业生产问题等。讲座还请参加过国际友好访问、文化交流的同志作报告，如吴半农讲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问题、吴阶平讲中国医疗组出访印尼情况，增加对中外交流情况的了解。此外，还有冯定讲怎样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夏鼐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考古学，等等。双周讲座内容广泛丰富、形式活泼多样，适应了各界人士的不同兴趣要求，受到各方面的欢迎和好评，对交流思想、增进知识、贯彻“双百”方针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摘右派帽子，妥善安置战犯

1959年9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确实表现改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的决定》。从1959年到1964年，全国先后分五批摘掉了大部分右派分子的帽子。在此期间，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双周座谈会对在北京的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司局长以上干部和民主党派中委、候补中委范围内的非共产党的90名右派分子的摘帽问题，进行了协商讨论，从1959年起到文化大革命前，先后共摘掉84人的右派帽子。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三届三次会议上的讲话指出，“为着更好地实行民主集中制，我们首先要扩大和发扬民主生活，这也是我们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要担当的任务。我们不可能设想，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铁板一块，大家都是一个想法，对任何问题的看法都一样。如果我们的统一战线是这样，它就不能发展，就会停止不前，甚至要后退。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指导我们统一战线民主生活的原则。因此，我们应该肯定统一战线的任务是加重了，有了新的发展。”

1959年，毛泽东建议在庆祝国庆10周年之际赦免一批战犯。同年9月17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并通过了毛泽东的这一建议，并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特赦确实改恶从善的罪犯的决定》，同日，刘少奇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12月4日，杜聿明、爱新觉罗·溥仪等33名战犯被首批特赦。到1975年3月，共分7批特赦了全部在押战犯并予以公民权。在这群人中，有20余人被安排为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充分发挥其阅历优势与专业特长，投身至人民政协开创的以“亲历、亲见、亲闻”为特色的文史资料征集、出版工作中。1962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中指出，“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已经编出了《文史资料选辑》二十六辑，达三百余万字。为了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征集了不少辛亥革命史料，并选编了《辛亥革命回忆录》若干集……一方面充实和丰富了我国近代历史的研究资料，同时也发挥了许多阅历丰富的老年人士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力量的积极性。”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对全部战争罪犯特赦后给予的优厚待遇，使受赦者深受感动，同样给统一战线带来了深远的积极影响，起到了团结、稳定、调动积极因素的重要作用。

（本报记者张丽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