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大秦文学》2020年53期▍总818期

听说你们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

周文博

此时的延安应该早已银装素裹，我想那一排排窑洞在一片苍茫的映衬下一定显得分外妖娆，继续诉说着这里的辉煌。当我午后踱步岳王亭时，脑海里不禁浮现出杜林渊老师与我的长谈。记得那是一天的下午，我早早的来到杜林渊老师的办公室，拿好底稿，梳理问题，等待杜老师处理完繁琐的行政事务后便开始当天的专访。在杜老师的身上背着许多的名头,如中国考古学会会员、延安大学历史系主任兼总支书记、教授、硕士生导师、陕北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等。如若不是因为他办公室里的那些工作牌，我是断然不会把一个幽默风趣的青年教师同这些名头联系在一起。

杜林渊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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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不应该仅仅是大事记，也应是小事记

历史是后代人对于前代人或事的一些看法和认识，而后代人对于前代人或事的看法势必会受到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杜老师认为，所有的史料都是后来人对于前代所发生过的特殊事件的整理和记叙，而对于一些当时社会普遍发生的或者习以为常的事则通常是不记载的。就如同我们生活中记日记一样，我们不会把一天从早到晚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记，我们只会挑选一些印象深刻的事情记录下来。大多数人的生活轨迹都是司空见惯的，只有少数人的轨迹会显得与众不同，而我们的历史恰恰是把少数人的生活轨迹记录了下来，而对于大多数人司空见惯的生活轨迹选择忽略，这是不应该的。

过去我们研究历史的经常提出“尽可能的复原当时的社会场景”，在杜老师看来，这是存在着较大问题的。因为我们的史书对于当时的社会场景和当时认为的司空见惯的事情都选择了忽视，久而久之，后来的人们就只能通过特殊的事情（也就是史书上所记载的大事）去揣测当时人们的生活方式。通过特殊的事情中体现出来的特殊的社会场景和生活方式去复原大多数普通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情境，这无疑是存在着较大问题的。杜老师认为，我们现在所靠的史料只能反映当时社会的某个点或者某个方面，通过几部史料想要去全面的反映当时的社会状况，这是不现实的。所以对于我们学历史的，面对文献史料、口传史料和发掘的实物史料等，要尽可能多方面的结合，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上述的三种史料不可能同时指向一个方面，当然也有例外，比如武王伐纣，这在《尚书》中就有记载，后来在出土的青铜器上所载的铭文对此也有记载，这就是传统文献和考古资料相符合的例证，但是这种情况概率就比较少了。

在面对考古资料和传统文献资料相左时，杜老师也有着自己的看法：不能只着重考古资料而轻视文献资料，也不能唯文献资料而忽视考古资料，现今学界基本上遵循以文献资料为主，考古资料为辅的方法。正史里面的人物传记所载的某个人物是这样的，而后来又恰好挖掘到了他的墓室，墓志铭也保存完好，墓志上记载的和正史上的记载是不一样的。杜老师说：“一般来说，墓志是当时人记录当时的东西，它是需要给当时参加死者葬礼的人展示，可能会有所避讳的问题，但这个人的基本简历应该是没问题的，墓志铭不会把死者干的坏事歪曲成好事，这是可以肯定的；而史书是后代人对于当时的事的记载，他必然会涉及到对于前朝人物的评价问题，这里面必然会夹杂一些政治因素，比如上官婉儿的墓志，对于上官婉儿的经历，《新唐书》和《旧唐书》的记载都不尽相同，墓志上的记载也不相同，再比如永泰公主墓等。”

杜老师表示，这两者的关系是比较难把控的，但一般来说，学界还是比较渴望拥有考古资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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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国时期的社会氛围可能被我们理想化了

对于近年来网络上所呈现的景象，特别是2016年“史学天才”林嘉文的离世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引发了各界人士对于当今社会氛围的思考，有人甚至评论“可能民国时期的氛围更适合他”。那么，民国时期的社会氛围真的有想象中的那么好吗？

对于这个问题，杜老师说出了自己的看法：“我觉得民国时期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相对比较自由的时期，国家一下从君主专政体制过渡到了共和体制，社会各界的思想一下子也就都释放出来了。压抑的越久，释放的就愈加强烈。一般来说，民国的知识分子都有很显赫的家学，所以说民国时期的氛围是比较好的，类似于春秋战国，但是很可惜，随着南京国民政府强调中央集权的统一，这种现象也就逐渐消亡了，我认为最好的阶段就是从1912年至1936年这个区间，1936年以后所谓的理想氛围就渐趋不复存在了，这在整个历史上昙花一现，从1936年以后的（也有一说是1928年后）民国学者所写的论著，政治色彩就比较浓厚了。”

长期以来，历史学被社会部分人士认为是一个长期冷门的专业，在社会上将处于末流的位置。对于这个问题，杜老师表示，理科有理科的价值，工科有工科的功能，人文社科也有人文社科的作用，同样，历史学也有其存在的意义。现在大众所说的冷门，无非就是一是无法直接产生经济价值，二是政府不重视，但是从历史学的最先起源来看，它是最先起源于官家，为王室服务，为皇权服务，为政治服务的，完全脱离于现实的历史是不复存在的。对于社会发展而言，像历史学这种基础学科的研究是十分重要的，同样的，理工科也非常重要。各种学科都是互相借鉴，谁也离不开谁。我们可以明显的感受到，人文社会科学从十八大以来越来越受到重视，相对于历史学前二十年的情况，现在已经好的多了，比如二十年前我们延安大学历史学专业的学生找对象都是比较困难的，当然这也与我们历史学一直遵循着内涵式的发展理念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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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历史学不应该“单纯”，应该多与文哲相结合

历史自从出现的那一刻起，就一直绵延不绝，与中华上下五千年文明相辅相成，互为表里，共同存在于我们多姿多彩的世界上。现今，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高校的专业设置也愈加精细，这使得大多数的学生只专注于本学科的内容，对相近学科却知之甚少。老实讲，将理工科的量化标准体系生搬硬套到人文社科类是不明智的，因为文史哲本身就是一个大的体系，其各个学科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微妙的

杜老师表示，学历史的人不应该只局限于读史书，要尽量在文史哲等学科的多多涉猎。读哲学论著是必须的，比如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也应该对于文学有所涉及，比如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在这其中最重要的当属哲学，学历史的人不读哲学是不明智的，不掌握一定的哲学知识，整个历史体系和历史框架就很难建构，这对于以后做进一步的历史研究是不利的。在采访中，我看到杜老师书柜里摆满了各种书籍，其中包括建筑学的书籍。据杜老师介绍，他所带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中就有人从历史学的视角去研究《山海经》的，也有人从历史学角度去研究《汉乐府》的。再比如对于民间习俗，可以用文学的角度解释，可以用社会学的角度，为什么不能用历史学的角度呢？这在笔者看来是一个很新颖的东西。

另外，我也在论文撰写方面请教了杜老师，杜老师表示要重视我们曾经一闪而过的念头，这个念头就很有可能做出成果。他说：“有时候我们在撰写论文时，逻辑会很混乱，不知道怎么开头，这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好的开始。在我当时读研究生的时候，有时候睡着睡着就想，脑子里就会蹦出很多念头，每当那时我就会起来以最快的速度用文字记下来，想到什么就写什么，这可能就是我们课题研究最开始的源头。问题是我们大多数人不写，导致这个念头过去了，很可惜！当有一种猜想在文字记载中找不到相关记载时，我们可以尝试去找考古资料，因为那是一手资料，本身就是最有力的论据。历史是很博大的，我们穷其一生，也有可能是学不完的。”

结语：

我们的访谈，时不时会被一些请示所打断。但是在整个过程中，杜老师的语气平和冷静，很耐心的回答我提出的问题，看不出在繁琐事务下的疲倦之气。

他曾经对2017届的学生这样说到：“四年里，有过美好记忆，有过几多惆怅。闹过，哭过，笑过，这就是大学！终于，你们要走了，说是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去读关于自己的很厚很厚的书，我羡慕但并不惊奇，因为你们本该如此！请揣着一颗快乐真诚的心远行。奉上白居易诗一首，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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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时间过得很快，对于杜林渊老师的专访也即将进入尾声了。杜林渊老师是我毕业论文指导老师，我也算是在同级中和他接触最多的学生了。对于他的印象，我更多感觉像是朋友，他总是很尊重我的想法，引导我的思路，整理我的框架，所有的一切他都让我独立探索着完成，这种感觉是愉快的，这或许就是传道、授业、解惑吧。

【作者简介】：周文博，系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8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