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逸先生的“心史”

刘梦溪

刘梦溪先生（左三）和戴逸先生的孩子在戴逸学术馆前 （图片由作者提供）

我此次来常熟，是奉戴逸先生之命而来。此前戴先生让他的公子戴玮打电话，告知在常熟老家建立了戴逸学术馆，准备举行开馆典礼，希望我届时能够前去。尽管当时身体欠佳，还有一些特殊的状况不适合离京外出，我还是表示，只要有可能一定前往。没想到还真的来了，终于未辜负师尊之命。

我跟戴先生其实颇有一些有趣的学谊和渊源，只是学术界很少有人知道其中的底里。同在一校，他是历史系的名师，我念的是中文系，交集何来？当时是上世纪60年代初，三年困难尚未过去。经过1957年的反右派，1958年的大跃进，1959年的反右倾，1960年的反修教学检查，许多知识人士受到了冲击。鉴于当时的情况，国家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强调给受到连续政治运动牵连的教师和专家以公平待遇。刘少奇主席一次会见科技工作者，更是鼓励有加，说：“你们干吧，我们给你们做后盾。”于是，那些科研骨干、专业能人、学术才俊，立时释放出无穷的知识能量。

我的本师是冯其庸先生，他当时经常有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或《戏剧报》上。戴逸先生的文章集中见诸《光明日报》，以谈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为主，只要看到我就会读，而且读得饶有兴味。还有王方铭先生，就是后来大家熟知的王小波的尊人，当时是教我们逻辑学的老师。他的关于逻辑学的大块文章，在学术界影响很大。这也就是季羡林先生写《春归燕园》的历史时刻。看来学术的春天不仅在燕园回归，在人大，在其他高校，也是春意浓浓浓几许了。

我就读的语言文学系和新闻系、历史档案系，在人大的城内校区，地点在铁狮子胡同一号，一色近代的西式木结构建筑，古色古香又带有一点现代的文化意味，原为段祺瑞执政府，孙中山1925年逝世，就在该校区的钟楼。一次我跟冯其庸先生往钟楼前面的大门口漫步，冯先生指着前面一位在传达室取信的老师说：他就是戴逸。当戴先生回过头来和冯先生说话时，我看到他有一张俊朗的面庞，下颚秀而美，柔和善良的眼睛透过重叠的双眼皮闪烁出智慧的光芒。后来史学界讨论清官问题，星宇的《论清官》为人们交口称赞。冯先生告诉我，星宇就是戴逸。当时戴先生这篇文章和宁可的《论历史主义》，引起我极大的学术兴趣，领略到学术文章也可以写得如此有文采。由于好几重的机缘，宁可后来也成为我的忘年好友。

再后来就是80年代了。我开始创办中国文化研究所和《中国文化》杂志，和戴先生的联系更多了起来。我们中国文化研究所和《中国文化》杂志的学术活动，只要题旨和他的领域有关，时间又允许，我打电话相约，他总是欣然到场。一次我请他为《中国文化》写文章，他以田家英收藏的清人书法为案例，写了一篇《清代书法浅论》的文章，刊于1997年12月出版的《中国文化》十五、十六期合刊。恰好我为《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写的六万言的总序，以《中国现代学术要略》为题，以四个整版的篇幅刊载于头一年的《中华读书报》，戴先生看到后写来一封热情的信函，鼓励有加（信略）。

1997年出版的那期《中国文化》因故拖期，戴先生的文章1996年底就给我了，直到一年之后才刊出，真是抱歉之至。所以戴先生1997年1月写的这封信，对文章事有所略及。

当时恰好李泽厚从美国回来，认为文章提出了许多重要问题，建议找几个学界朋友议一议。于是1997年春季过后的2月16日，我邀请戴逸、庞朴、汤一介、李泽厚、李慎之、余敦康、王俊义等到我家中，作了一次专题恳谈。戴先生第一个发言，尽管给我的信中说了很多鼓励的话，在讨论的时候他一丝不苟。他说：“梦溪的文章是不可多得的精彩之作。当时没有读完，王俊义打电话来，很称赞。瞿林东到我家，带了报纸。我看了三遍，第二遍较详细。写的很有功力，议论风生，包含面相当广博，提出很多重大的问题，得益匪浅。”但随即提出：“一篇文章，提出很多问题，对近百年学术作了疏理，其中包括的问题非常多，可以讨论、商榷的地方也非常多。有的提法准确否？是否有矛盾？是否还可以发挥？”然后围绕什么是学术、学术的独立性和功利性、近现代学术特点是什么、学术发展的环境和条件四个问题作了系统的发言。哪些问题讲得好，哪些问题该提却没有提，哪些问题是无法回避的，哪些问题还值得商榷等，求真求是，逐一道来，毫不含混，体现了一个真正学者的学问态度。

戴先生发言时，大家不断有插话，我也有回应，氛围非常热烈。后来《中国现代学术要略》参加评奖，戴先生的推荐函写得至为恳切，另一推荐人是李学勤，《中国现代学术要略》获奖与他们两人的推荐有直接关系。2008年，是我们《中国文化》创刊20周年，为了纪念，举行了一次京城师友雅集，时间在那一年的11月30日，故称作戊子岁尾雅集。杨振宁、何兆武、冯其庸、戴逸、汤一介、乐黛云、李泽厚、李学勤、余敦康、严家炎、陈平原等许多名宿都来了，各有精彩的发言。戴先生的发言尤其令人警醒，他说：“梦溪同志坚持办这个刊物，能支撑20年，确实不容易。我非常喜欢这个刊物。这个刊物有特殊的学术品格，在我们今天这个社会里边，比较少，可以说凤毛麟角。”又说：“搞文化，搞学术，远离市场，远离官场，是我最欣赏的态度。”

戴先生是常熟人，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是他的同乡。我研究陈宝箴和湖南新政，自然会涉及翁常熟，但更感兴趣的是戴先生的另一乡党，明清之际有“当代李杜”之称的钱谦益。钱以南明小朝廷礼部尚书的身份，在清兵南下时降清，留下了不好的名声。但与他结缡的奇女子柳如是，却没有降清，而是一人独留白下，然后在牧斋（钱谦益字牧斋）回到常熟老家后，两个人一起致力于反清复明的活动。经历的风险也不少，每次都是柳如是设法救出。钱柳的故事就这样格外旖旎而生动起来。大史家陈寅恪最后的大著述是《柳如是别传》，其撰写心曲大可究诘，我于是写了一篇近三万字的《陈寅恪与〈柳如是别传〉的撰述旨趣》，并因此几次去过常熟。每次去常熟之前都向戴先生请教常熟的历史掌故，他说他念书的小学就在钱牧斋的老宅附近。当地的一位文史学者吴正明先生，既认识戴先生又研究钱柳掌故，每次去都陪我重返明清现场，一处一处地问迹寻踪。当然很多都不在了，可是钱牧斋和柳如是的墓还在，我寻访后写有一篇游记，叫《桃花得气美人中——虞山访柳如是墓》。

我和戴先生的另一交集，是2011年2月17日我们同一批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同批受聘的还有我的另一好友汤一介先生。那年戴先生85岁，汤先生84岁，我70岁。我和他们两位学界名宿一起受聘为文史馆馆员，在我个人与有荣焉。当年的9月7日，中央文史研究馆举行成立60周年座谈会，碰巧的是，我和戴先生、汤先生分别作为馆员代表发了言。戴先生讲了清朝历史地位的评价问题，汤先生讲的是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如何交流对话的问题，我讲了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理念的现代意义问题。我们发言后，出席座谈会的温家宝总理在讲经济与文化协调发展的主旨议题时，对我们的发言有所回应。京城学术界的名家可谓多矣，但受聘为文史馆员的为数还不是很多，谁知竟有这等巧合之事，以至于我和两位最熟悉的与我有情感牵连的师友同时加入，无论如何是一桩不容易想象的事体。只能说我和汤一介先生、戴逸先生，是有一定渊源的学术有缘之人。

我想这也是戴逸学术馆在常熟建立，戴先生为何特别希望我前去的原因。他让最小的儿子戴玮给我打的电话。我知道一位学界老人的嘱托具有何种分量，意识到我是无法不应命的。尽管当时我患有严重的过敏症，家中还有更为特殊的意外情况，最后我还是去了。戴玮并且说，戴先生还曾提及我的字写得如何如何，我知道是戴先生希望我写几句什么话。我会写字，但平时很少写，甚至半年一年也不动一次笔。书法这物事，不经常写，慢慢就不会写了。由于是戴先生的至诚雅意，会写不会写都无法推辞。最后写了一副联语：“依山楼堂庋心史，学术奥窔通古今。”戴先生的学术馆在常熟图书馆的“衣山楼”，显然典取左思的《咏史八首》“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我有意将“衣山楼”写作“依山楼”。盖此楼在虞山脚下，非“依山”而何？然而更重要的，是此依山之楼台藏有戴逸先生的“心史”。当然戴先生不是郑所南，他无须将自己的著作藏于井中，但毕生以清史研究为学术托命之基，无论历多少艰难曲折也从不动摇，其一心撰修清史的情与志不是同样可以看做是戴先生的“心史”吗？

但于学问而言，上联的涵义还只是登上楼堂稍明楼主的“心史”含藏，惟进得下联的“学术奥窔”，才称得上不仅登堂而且入室了。但入室不是关起门来拒绝与外界沟通，而是同时还要做到居一室而能观天下和通古今。我想戴先生的学问就从不以清史为畛域，而是博通百家，尔后自成一家之言。这从他在《中国文化》20年雅集讲的话里，就可以看出来。他是史学学者，同时也是思想文化学者。

实际上，我所了解的戴先生，从不以学术的门派自划，即使清史研究也是不废百家言，乐于倾听各种学术观点的争鸣竞放。特别对青年才俊，总是奖掖提携不遗余力。他几次向我讲起清史所的杨念群如何如何，还讲过黄爱平，充满了称赞和嘉许之意。我个人和杨念群、黄爱平相比，年龄上差不多已经是上一代学人了，但在戴先生面前，还不过是个晚生后学。可是戴先生多年以来对我的爱护鼓励，并且不以我的常常坚执自己独得的学术见解为不然，可知他的容人之量和学术胸怀的阔大。其实修清史这件事，我深知其中的难度，单是文体就不好把握。白话书写，不知会膨胀出多少篇幅。浅近文言，参与者大都是年轻学人，恐不具备文言写作的功底。更不消说明清易代、晚清与民国交错，人物与事件的叙论取向更是困难重重。

此事体大，我虽爱戴先生，亦无法尽为戴先生辩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