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名春(以下简称廖),1956年生,湖南武冈人。1988年获武汉大学文学硕 士,1992年获吉林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出土简帛和先秦秦汉学术思想史的研究。 方旭东(以下简称方),哲学博士,上海大学文学院讲师。 方:廖先生,近年来,治先秦思想史的同行说起您,几乎都一致公认,您是势 头最猛的一位:论文、专著频出,在出土材料研究方面总是能占领制高点。我听 说,武汉大学郭齐勇教授曾经在一篇文章里把您与陈来先生并提,称为“国内少 壮派学人”。这些都说明,在您的研究领域里,您已经是一位具有重要影响的人 物。另一方面,您好象一直埋头自己的研究,不太喜欢对外张扬。因此,学界也有 相当一部分人对您还并不怎么了解。今天有机会来给您做一次访谈,希望您能 显露一下自己的“庐山真面”。首先,我想请您谈谈自己的从学经历。 廖:我生于1956年,1978年邵阳师专中文系毕业后,在中学教了7年语文。 1985年考取武汉大学古籍所研究生,师从周大璞、宗福邦等教授。进入武大,开 始奠定我的学问基础。我在那里学的是训诂、文字、音韵和古籍整理之学。可以 说是人了章(太炎)、黄(侃)之门。
如果说我现在在思想史专业上有些独到之处 的话,那么,它应该归功于我在武大受到的这种训练。我在内心里也的确常常感 激给我这种训练的周大璞、宗福邦、廖延唐等先生。1989年我考取吉林大学古 作者简介:廖名春(1956一).历史学博士,现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方旭东,哲学博 士.上海大学文学院讲师。王胨遗音 籍所博士研究生,师从金景芳先生。从此,我从古汉语研究转入了史学,从对字 词的考据进入了思想史研究领域。在学术渊源上,我的考据功夫主要得益于武 大的周、宗诸先生,而义理与史观则受金先生影响。金先生长期从金毓黼先生问 学,后又人复性书院师事马一浮、谢无量等先生。一般人只看到金先生重视宏观 的一面,其实,金先生也有非常过硬的传统史料功夫。在中国古史与经学领域, 金先生是举世公认的大家。不过,金先生的论据一般用的都是传世文献,尤其是 经书。而从疑古派以来,经书受到很大怀疑。因此,金先生的观点经常引起争 议。我认为金先生的一些观点关系到中国文化的大根大本,争议只有通过进一 步的实证才能解决。因此,我在博士毕业后这些年,从事考据方面的工作比较 多。 方:从您的著作表上看,您对苟子与孟子都做过专门的个案研究。
我还知 道,根据您的博士论文修改而成的《苟子新探》一书还获得了北京市第四届哲学 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我想,您对孟、苟的研究一定有发前人所未发之处。 廖:对于苟子、孟子的思想,我的确有一些自己的体会,也得出了某些不同于 前人的结论。譬如,我对苟子的人性论作了新的阐发,这种阐发曾得到朱伯岜先 生较高的评价。传统认为苟子讲性恶,我则指出:恶并非苟子所谓人性的全部内 涵,苟子所谓人性有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人性天然,第二层次则是二元的,由恶 的情欲之性和无所谓善恶的知能之性组成。王国维和郭沫若都曾认为苟子于此 有逻辑矛盾,其实,有知能之性的存在,自然就会“化性起伪”。我对苟子人性论 的分析用的是归纳法,不但注意到了性恶,也注意到了“凡以知,人之性也”,相对 而言,就比前人要全面。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对中国哲学的分析,必须注意字同 义异和字异义同问题,比如孟、苟同样说“性”,但内涵是不同的。苟子所谓性恶 之性,孟子不以为性;而孟子所谓性,苟子不称之为性,而称之为“人之所以为人 者”、“最为天下贵者”。荀子讲的性也不同于今人理解的人性,今人所谓人性是 指人的本质属性,是不可改变的;而苟子所谓性,并非人的本质属性,并非“人之 所以为人者”,是可以改变的。
研究人性论,不能只盯住性字,不及其余。由此可 知,分析古人思想要从其实际出发,而不能以今天的概念去套古人。关于苟子的 思孟五行说,我也提出了一个新解:苟子论五行并不是要否定五行本身,而是基 于人性之争否定孟子所说的五行源于天命的思想。萄子怎么会批评仁、义这些 东西呢?也有学者认为,苟子所讲的五行实际上就是《五行篇》。我认为《五行 篇》只是出处,苟子批评的应是观点,这种观点就是《五行篇》里的五行源予天命 的学说。关于孟子的政治思想,很多人将之归为民本论。我则认为。孟子的“民 贵君轻”说是一种朴素的民主思想。因为民本论一般不否认君主,而孟子则明确 学人论语 否认君主,从此出发,孟子还有革命说、三畏说。朱元璋能容忍民本论但不能容 忍孟子,就是~个证明。孟子时期原始氏族社会的遗风尚浓,孟子朴素民主思想 当是这一风气的反映。不能认为至近代中国才有民主思想,以前的都是民本思 想。 方:我注意到,您对易学用力甚深,在这方面您发表了大量论文,而您的第一 本书就是关于《周易》的,此后又有《帛书易传初探》、《周易经传与易学史新论》等 专著。您能具体谈谈您在易学研究上都取得了哪些重要突破? 廖: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帛书《周易》的经、传。
直到1992年,发 表出来的释文都只是有今本可以对照的《六十四卦》和《系辞》,而没有今本可依 的《二三子》、《衷》、《要》、《缪和》、《昭力》等5篇易传佚文则一直未能面世。而这 些佚文对于认识今本《周易》经传、了解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与《周易》的关 系、研究先秦学术史都特别重要。在李学勤等先生的帮助下,我做出了这5篇帛 书易传的释文,然后又发表了20余篇论文。这些成果大部分已经收入《帛书易 传初探》一书。对帛书易传的研究,我所做的重要工作主要有:一是把所谓《易之 义》的原篇名找出来了,那就是《衷》;二是发现帛书易传所依据的是今本《周易》 卦序而非帛书《易经》之序;三是考定帛书《系辞》、《衷》、《要》等要晚于今本《系 辞》;四是发现《要》篇所残缺的第l、2行是今本《系辞下》的第10章;五是通过对 《要》篇的研究,发现孔子晚年前后对《周易》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因此影 响了以后儒学和经学的发展。关于这后一点,我想多说几句。我们知道,今古文 之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关于六经的次序问题。今文家将《诗》排在首位,而古 文家则将《易》排在首位。子贡一派接受孔子早期思想,不太重视《易》。而孔子 “老而好易”,晚年开始重视《易》,由此影响了晚期学生,突出了《易》的地位。
应 该说,今、古文家所受的分别是孔子早、晚期思想。孔子“老而好易”这个事实对 于全面了解孔子的思想也有重要意义。一般认为,孔子重人道而轻天道。现在, 从《要》篇看来,孔子其实也重视天道。不妨说,孔子晚年在思想上发生了一个重 大转变:从重人道到对天道也产生浓厚兴趣。张岱年先生曾由《论语》中孔子某 些说法的不一致而推测它们应是孔子不同时期所讲,现在看来,这一推测得到了 证实。发现孔子晚年思想的转变,对于有关孔子材料的辨证也有帮助,如《缁衣》 篇讲天道较多,以前人们就认为它不是孔子的思想,现在看来,并非如此。这里 有必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孔子晚年会发生这样的思想变化?我认为,这 与孔子晚年归鲁之后,见到《易象》一书有关。《易象》是与周公有关的解说《周 易》的书。一方面,周公是孔子最服膺的圣贤;另一方面,孔子当此之时,已经经 历诸多坎坷,对于天道变化已有很深的体会,因此,他对《易象》发生兴趣,并进而 一】70一 万方数据 双重互证.王陈遗音 探讨阴阳变易之理,亦属自然之事。熊十力曾讲孔子五十好易,此说未免执定, 其实,孔子好易应该是他临死前几年的事。 利用帛书易传,我还解决了《周易》经传的一些疑难。
《周易》乾卦的九三爻 辞“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夕惕若”,传统解释为“晚上也保持警惕”。 我发现,这句话,帛书易传引了好几次,《淮南子》上也讲过。而根据《淮南子》, “惕”意为“息”。由此看来,这一爻辞讲的是动静结合、一张一弛的辩证法。又如 坤卦的六二爻辞“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前人理解有误,故断句亦错。这句话应该 理解为条件句式,“直方”为条件,“大,不习,无不利”为结果。“不习”意为“不 折”,因为从帛书中发现“习”字原来解释为“折”、“挠”。乃“摺”字之借,而“摺”同 “折”。通过对帛书易传的研究,我认为,坤应读为顺,乾应读为健。总之,通过这 些具体的实证性的研究,我认为,易卦经过文王所演而成为《周易》,已有很强的 思想性,已从最初的b蓍之书发展为哲理之书。这一质的变化不应晚到《易传》。 否则,孔子“老而好易”就无法解释。 对易传本身,我也作一些专门研究。我通过分析《大象传》和《彖传》释上下 经卦之序,发现《大象传》应该比《彖传》早。关于易传的学派属性,我与陈鼓应先 生有过争论,他认为属道家,我则认为属儒家。这从《系辞》结构可以看出,整个 《系辞》是建立在“子日”的基础上的,一般都是先引“子日”,再进行推衍。
这里的 “子”出现在帛书《要》篇,是子贡的先生,显然是孔子。说是道家之作,自然不能 成立。《系辞传》的“邪”字,崔述曾以为是未决之辞,实际上,它也可以作肯定判 断,即相当于“也”,帛书中即写作“也”。 方:继马王堆帛书之后,郭店楚简又成为中国思想史学界的热门话题。在郭 店简研究方面,您是比较突出的一位:不仅做过校释。还对文本的思想进行了阐 发,且范围囊括儒道两家著作。请您具体介绍一下自己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 廖:对于郭店简,我较早时候做的是《老子》,发表了10余篇校释之作,汇集 为《郭店楚简老子校释》一书,清华大学出版社已出。我将简本与今本对照。纠正 了以往人们对《老子》文本中一些字词的错误理解。如“大器晚成”这一句,陈柱 读作“免”,帛书本亦作“免”。而郭店简则写作“曼”,一般将之释作“慢”。我认 为,这个字应读其本字,“晚成”当解作“无成”。解成“曼”(无)与《老子》原文的其 他几句“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也就对应起来。又如,郭店简《老子》丙本简6— 8,有句云:“锸袭为上,弗美也”,帛书《老子》甲本写作“恬淡”。学界对此有不同 理解。劳健、张舜徽、张松如、裘锡圭等解“锯”为本字,比较一致。
分歧主要出在 对“袭”的饵读上,大多数学者解作“淡”,我则认为,此字应理解为“掩藏”。整句 话的意思就是:如果不得已用兵,也以掩藏兵锋为好。这个意思正符合老子的反学人论语 战思想。再如《老子》中的“无为无不为”这句话,帛书本中无“无不为”这几个字。 有些学者因此认为老子没有“无不为”的思想。我用简本做对照,发现简本有“无 不为”这几个字,由此判定帛书本是残缺所致。关于郭店简《老子》与今本的关 系,王博等认为简本是一个摘抄本,也有人(如郭沂、池田知久)认为简本就是原 本。我认为,此二说皆失之片面。今本中的确有后来混入者,但从逻辑上说,简 本也不可能是《老子》的全部。现在的问题是,能够肯定的确系后来混入今本者 甚少,可以肯定为原本者亦不到一半,大部分则无法简单肯定。所以,我主张必 须用实证的办法最大限度地逼近原本,而不要先做一般性的结论。为此,需要做 详细的具体的校释,力图发现哪些不属于原本,又有哪些是简本省略了的。在证 据不足的情况下讨论《老子》的具体作者问题,则是不可取的。 对于郭店简中的儒家著作,我也做了一些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即将出版我 的《郭店楚墓竹简儒学著作校释》。我对郭店简引《诗》引《书》的情况做了专门研 究。
对引《书》情况的研究,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古文尚书》晚书部分不可信。 因为它得不到郭店简的支持。因此,对《古文尚书》我们还是要慎重。今本《缁 衣》所引,晚书也有,但通过对照郭店简,我发现:与今本《缁衣》不同的部分,晚书 往往接不上。通过对郭店简引《诗》引《书》情况的研究,我认为,六经在先秦时就 已经存在,这一点并不像后人所说的那样,以为六经之说是汉人的发明。这已经 牵涉到经学史的重要问题。 对于郭店简具体篇章(如《性自命出》、《成之闻之》、《六德》等),我也做了一 些研究。对这些篇章,我重新调整了简文的拼联顺序(《性自命出》一篇除外),并 为它们做了详尽的注释。我还对“仁”字做了专门分析,以前人们认为“仁”字从 人从二,但在郭店简中“仁”字从身从心。我认为“仁”原从人从心,郭店简的“身” 为“人”之义近相代。后来“心”字以省略符“=”代之,以致被许慎误认为“二”。 这样,从人从心的“仁”字错成了从人从二。“仁”字的本字既然是从人从心,那 么,孔子说的“仁者爱人”、孟子说的“仁者,人心也”就很好理解了。我从《成之闻 之》篇释出~个“慎”字。古人训读有二,一为“慎重”,一为“诚”。我认为在简文 “形于中,发于色,其慎也固矣”中应训为“诚”。
联系《五行》篇,“慎独”就应该训 为“诚独”。由此推论,金文和西周文献中大量的“慎德”,也当训为“诚德”。上海 博物馆藏《诗论》简有孔子以文王为“成(诚)”之论。这样看来,子思学派大量讲 “诚”是有其来源的。以前人们认为讲“诚”是思孟学派的特色,其实它是从文王 到孔子以来先秦思想的一个固有传统。我感到,通过对这些简文的考据释读,有 可能写出颓的思想史内容。 方:郭店简在学界可以说现在已经广为人知,但上海简似乎还保持着一定的 一172— 万方数据 双重互证。王陈遗音 神秘,据我所知,似乎只是在2000年夏天北大会议上偶露“峥嵘”。我听说,对于 上海简,您已写了一系列论文。请您介绍一下自己在这方面的研究进展。 廖:关于上海简,我的确已经写了一些论文,部分收在今年(200I)5月在台 湾出版的《新出楚简试论》一书中。我对《孑L子诗论》做了详细的校释,由此得出 了一些认识:首先,应肯定《诗论》的主名的确是孔子,无可怀疑。此前,有些学者 (包括我自己)误以为主名是“卜子”而不是“孔子”,其实,马承源、李零、濮茅左先 生的意见是对的,“卜子”还是应该读为“孔子”。《诗论》与《毛诗序》不同,后者比 较强调具体的写作背景,而前者则更多涉及诗本身的思想意义,可以看出,二者 讲法明显不同。
《诗论》所讲比较合乎《诗经》的实际,而《诗序》所讲则多有牵强 附会之处。我还推断,《诗论》简应该是两篇而不是一篇,这一点从形制上就可以 看出。不过,要证成这个观点,还需要更多简文公布。对上海简的研究,我还解 决了一些佚诗的出处问题。此外,还研究了《周易》简、《武王践阼》简、《孔子闲 居》简、《缁衣》简、《性自命出》简、《鲁邦大旱》简的一些问题。 方:通过您上面的介绍,我有一个强烈印象,就是:您似乎总是能迅速处理新 出材料,赶在其他学者前面推出自己的研究成果。这就要求您有非常好的古文 字功夫。而据我所知,您其实并不是学古文字出身的。我想,您能做出这些令人 刮目的研究,除了个人的天资、勤奋之外,您是否还有某种特别的研究方法? 廖:古文字的修养,当然与我在吉林大学学习的环境有关,但我主要还是一 个自学者。也许,我的优势在于,与专做古文字的学者相比,我有学术史、思想史 的问题意识;而与一般做思想史的学者相比,我能够自己做释文,占有第一手材 料。根据我的经验,一条龙式的综合研究最能做出成果。对于出土文献,通常我 的方法是,先自己做释文,作校释,以拥有第一手认识j然后据此展开史的研究, 牵连出一串串问题,以新材料一一为之作解,往往就能得出很多新的结论,可以 将新材料的优势发挥到极限。
如果局限于单学科的研究,只以狭隘的眼光去分 析新材料,所得自然甚少。这种研究不同于一般的文字、文献学工作,而是与思 想史有紧密的关联,表面上是文字学的问题,实际上是有着思想史研究的侧重。 从方法而言,我用的主要是两重证据法,即利用新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互证解决 问题。把出土材料提供的信息落实到学术史、思想史的研究上来。现在有很多 人在讨论重写思想史的问题,我觉得大多数人讨论的其实是如何编写思想史的 问题,而不是直接解决思想史本身的问题。解决思想史本身的问题,让我更感兴 趣。我自信,我所做的这些基础性研究,它的原创性较强,虽然我也借鉴其他学 者文字学研究的成果。我的经验是:第一要从基础做起,从第一手材料做起;第 二,学术视野要开阔,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 学人论语 方:您刚才提到的两重证据法,使我想到了王国维、陈寅恪等先生。而您在 研究中体现出来的文史互证特点,似乎也与清华早年的国学研究院学风遥相呼 应。清华自恢复文科以来,一些老清华毕业生也有意识地在承接与延续当年清 华文科的优秀传统。我想,您所在的清华思想文化研究所一定也有着这样浓厚 的氛围,从而对您的研究也产生了某种深刻的影响吧。 廖:的确如此,我经常提到,在博士毕业进入清华思想文化研究所工作之后, 我在学术研究上受到李学勤先生的很大影响,我的很多研究都是追随李先生深 入下去的。
我赞同李先生提出的“走出疑古时代”的观点。疑古是二十世纪文史 研究的基础,但疑古有其过头之处。从方法上看,简单地否定它不解决问题,只 有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的双重互证才能证伪疑古之说。我自觉我并非简单的 “信古”。例如,关于晚书,关于诗序,我与李先生的看法就有出入。我的原则是, 凡是自己没有加以仔细研究的东西,就不去简单地肯定与否定它。就古史辨派 提出的问题,我们要一个一个去仔细讨论,先不要设定结论。关于疑古所讨论的 问题,我曾经计划一年写一篇文章,现在已写了有关顾颉刚、梁启超、钱穆、冯友 兰等文,都是以新出简帛获得的新认识来反思疑古学派得出的结论。我个人觉 得,讨论这些涉及先秦学术的问题,没有对先秦学术的第一手研究,是不可能有 正确的评价标准的。我对先秦思想史研究总的态度是保守的,不是想写什么就 写什么,而是有什么新材料就写什么,尽量利用新材料进行突破。没有新材料, 超越前贤,自觉信心不够。没有突破性成果,先秦思想史即使写出来意义也不 大。因此,只能利用新材料,激活传世文献,一个一个问题地研究,到解决的问题 多了,成系统了,自己的认识提升了,写出先秦思想史才能有意义,才是自己的 “一家之言”。
不然,还不如看看前修时贤之作。 方:我觉得您的这种治学精神非常值得我们这些后生学习,最后请您谈谈自 己的治学心得,也好让我们有所借鉴。 廖:我的体会是,首先要对学术前沿问题了如指掌,要能抓住关节点。其次, 要注重方法,要经常总结经验。懂得哪些问题在目前条件下是可以解决的,而哪 些问题是不可能解决的,哪些问题需要创造什么样的条件才能解决。要清楚自 己与别人相比优势在哪里,要尽量利用自己的优势去做那些目前可以解决的前 沿问题。具体到我从事的这个领域,我觉得一个优秀的研究者必须具备这样一 些素质:逻辑思维要清晰,对文史哲各个领域的基本情况要熟悉,要有较好的文 字、音韵、训诂和文献功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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