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所有的体制内的或者叫象牙塔内的学科划分，是现代（社会）不断运行的一个结果。所谓的历史学或者叫历史地理学或者说社会学，本质上都和地理的空间有关系，也和历史有关系。我们有句俗话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不是开“地图炮”，但是我们有时候也确实是说某个地方会刻画一个人的性格，会刻画一群人的性格。这个性格当然和知识、经历都有关，但是它有一些更为底层的、不太变化的要素，比如说地理空间。在很多南方的区域，你会发现县与县之间、镇与镇之间、相邻的甚至村之间，他们的语言系统、仪式系统可能都不一样，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是非常天然的山河湖海自然交隔的结果。

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广义上的包括文史哲，包括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等，他们都是关心人的，但是这个“人”字背后的底层架构有很多结构性因素，就是这些历史、地理因素。这个我想是一个特别重要又特别容易被我们忽视的角度。

从“何为中国？”这个问题出发的。咱们经常看到的历史的讲述，当然我说的不是学界，我说的是公共大众传播。在这里面的历史讲述通常都仅仅是一个时间线索的延续，空间在这里面经常是被架空的。实际上任何历史过程的展开，任何历史事件、人物等等一系列的展开，都没有办法脱离开具体的地理空间，而且有大量的历史脉络、历史线索，能够在地理空间当中找到一些更深层次的原因、更深层次的逻辑。

两位都是社会学出身，社会学这方面，中国的大牛费孝通对中国的定义：多元一体。为什么是多元？它首先是因为我们这种地理空间结构，很多地方它是没有办法在古代按照儒家所要求的中原农耕那种方式来生活的。在这个背景之下，那些不能按照中原农耕方式生活的地方，那些人也是中国人，于是就必须得找到他们和中原之间的一种相互的关联、相互的关系，然后才能找到一个在现代中国当中，我们作为中国人，这事儿它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相互对等的身份是怎样实现历史性的形成？怎样在现代能够获得相互的承认？对这些要做出比较好的解释的话，都离不开对于地理、空间的讨论。

我们今天所习惯理解的以省为单位的划分，其实是行政和政治的结果，而不是自然地理导致的结果。“省”这个字在中国古代其实一直不是个地理单位，它是一个官僚单位或者官僚机构的名称，比如中书省、尚书省等等。到了元代以后出现了行中书省，即所谓的“行动的中书省”--中央派出的监管地方的机构。但是监管来之后就留在地方上不走了，慢慢地变成了一级官僚机构。行政机构落在地方上就开始按照“省”慢慢演化，最终演化成了一个行政区划的地理单位。

行政区划的地理单位跟自然地理有什么差别？我举两个例子，一个是“散装的江苏”。为什么说江苏省经常是“散装”的？这是一个段子，但它其实有内在历史地理学的或者学理的意义。提到江苏，大家经常说苏南苏北。苏北在历史上常常隶属于什么样的区划或者区位？它很多时候是跟山东划在一起的，所以以徐州为界的话，徐州和整个的苏锡常拥有完全不同的方言、习俗。

另一个印象深刻的例子是陕西。陕南、陕北、关中截然不同，尤其是陕南和另外两个差别特别大。《三国演义》里有个回目叫“刘备进位汉中王”，过去的汉中是属四川的，它是进川的必经之地，为什么要把它区隔出来？因为“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如果四川拥兵自重，就意味着在冷兵器时代是很难打进去的，所以把汉中切分出来，不放在四川省内的行政范围内，其实有利于中央跟地方关系的协调。

我们今天特别习惯的思考模式是行政区划的思考模式，因为这是印在我们身份证上的。但是从生活经验上来说，包括在文化的意义上，或者文化地理的意义上，其实我们身上刻的不是身份证号，而是我们的习俗，而这些是基于自然地理长成的，是文化地理所赋予的。

说到地理区划，像非常有名的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以及研究中国的美国学者施坚雅，他们都有自己关于中国区域的划分方式，无非是所谓的华北、东北、西南、华南、江南、华中这样的一些区划方式，总体上都是这样。但如果问我的话，我更愿意去讨论的是基于某种自然地理区隔而形成的文化地理，以及由此而展开的现代中国的某些思想路线。我更看重的是文化区划、文化地理，而不是行政区划，因为行政区划是一个政治结果。

03.

行政区划：最表层的地理区分

对于行政区划，另外一个历史地理学者周振鹤老师就说，中国划省有两种原则：一个是山川形便，最典型的是山西，四条边全都是按照自然地理的逻辑形成的；再一个是犬牙交错，就是基于自然地理硬生生地给它割碎，然后重新再排列组合以便于相互制衡，中央能够进行有效控制。实际上刚才孟老师说江苏的时候，我脑海里反映出来的是陕西，没想到接下来他就说到了陕西。这两个都是纯政治性的（划分），从自上而下的视角来看的话，你会认为政治是文化的外壳，但是从自下而上的视角的话，政治实际上是历史堆积的结果。

从微观的层面来看的话，历史的展开实际上又是各种社会活动的后果。人们在社会活动当中各种互动的模式是什么？对未来的期待是什么？设定的目标是什么？这些东西都是高度与文化相关的，没有办法拆解开来处理，所以行政区划反倒是最表层的一个地理区分。

从底层的地理区分来看的话，这就取决于问题意识了，到底你是从怎样的一个问题意识出发？像孟老师最近这些年在研究“星星之火，何以燎原”，那么他的问题意识就会侧重从他所关注的角度来看中国革命史，以及他赖以展开的地理结构。而我一直关注的问题意识角度就是多元一体的中国，它如何多元？又为何会一体？这个问题它实际上是想要构建一个新的叙事，而这个新叙事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目标是要给这多元一体里面多元的所有人，找到历史平等的历史主体性身份，同时又能够内在地克服分离倾向。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多元一体的国家，每个人才能够都有对等的尊严，同时又是济济一堂。从这样的一个问题意识出发的话，对于空间的划分，我就会更加关注这种大尺度上的空间区分，比如草原、中原、西域、高原、海洋这几个方向。

04.

地理空间与革命的思想和组织

现代中国究竟从何而来？当然这个问题可以有很多回答层级，比如在制度上从何而来？在组织上是从何而来？但其实“在思想上从何而来”也很重要，为什么呢？我在看这些史料、材料的时候，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特点或者现象：我们今天说共产主义，那个时候叫左翼思潮；我们今天所看到社会主义这种思潮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但是如果细讲，在20世纪初的时候有非常多样化的思潮传入进来，比如无政府主义也是当时左翼思潮中的一种，它最开始更多地是经由日本传入中国的，为什么呢？

在当时日本的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它最核心的思想就是无政府主义，而中国在当时又有一批清末的人去日本留学，人数非常之多，因为它的地理空间更近。经过日本传到中国的无政府主义又聚集在岭南地区，也就是广东地区。

我们知道，在整个共产主义发展史上还有一个重要的脉络叫托洛茨基主义，当时这一思想从法国和德国传入到中国之后，这派人又集中在浙东南地区，就是温州、丽水、台州这个区域，这个区域是该思潮发展最繁盛的地方。然后像马列主义，一个列宁处理过后的马克思主义，经过俄国十月革命，在中国的湖湘之地接受的人最多。虽然它的形态或者说发展是在北京和上海两个文化区，但那些拥护的人大部分是湖湘的知识分子。

对于这样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我们不能用“地图炮”去解释，而是要放到空间里面来看。这些地方不同的文化，基于文化而形成的社会结构，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和这样的思潮之间的某种关联是什么？在历史的进程中，这些要素又如何慢慢地展演，最后在历史的河流中共同汇成了我们所接受的这样一个共产主义形态或者社会主义形态？这是第一层。

第二层，如果我们从底层的这些硬的要素去看中国的历史地理，会发现很有意思的一点。革命最开始的发端都是在山里面，所谓的山里面就是几条山脉，最重要的一些山脉，是从罗霄山脉一直到武夷山脉，即赣南闽西的苏区。

05.

山水与人文

我们都知道在宋代之后，江西才子辈出，为什么那边会那么多才子？江西的罗霄山跟武夷山中间夹着赣江的谷地。想要从当时的江南地区去到岭南的话，最重要的几条通道还不一定是从海上走，而是顺着这些江走，从长江逆流而上，到了南昌那边，再顺着赣江南下或者继续顺流而上，到了长沙一带，然后顺着湘江南下。整个这些通道都是与这些山和水的关系相关。

宋代的时候，岭南要获得有效的开发，以及跟中原之间有各种各样的交流关系，赣江和湘江就成了最重要的一个通道，尤其是赣江，因为它离长江下游更近，所以那个地方成为了最重要的贸易交通通道，这种地方从来都是人文荟萃的。

再比如刚才孟老师提到的大别山，它从地理形状来看是一个倒三角形的山脉，它的北侧是三角形的长边，三角形的两个短边则是朝南的，尖朝下朝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