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赵洪太先生是山东省莱州人，1953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外文系并留校任教，1987年晋升为教授，1993年荣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曾任硕士生导师，山东大学威海分校筹备组组长，兼任九三学社山东省委员会和济南市委员会副主委，济南市政协第八、九届常委，山东省老教育工作者协会副秘书长、《外语教学丛刊》编委等。赵洪太先生是《文史哲》创办时期唯一的学生编委。在《文史哲》创办70周年之际，笔者专访了93岁的山东大学赵洪太教授，听他回忆亲历《文史哲》杂志的创办过程。以下是访谈实录：

张洪刚（下称“张”）：赵老师您好！感谢您接受采访。您从1950年考入国立山东大学，到毕业后留校任教直至退休，几乎全部的人生都与山大密切相连。您1950年考入青岛山东大学俄文专修科，成为俄文专业的首届学生。听说在学生时代您“身兼五职”，文学院院务委员会委员、外文系系务委员会委员、系学生会副主席、系图书馆管理员、俄文班班长等职。您大学时代就认识了华岗校长，请您谈谈与华校长的交往情况。

赵洪太（下称“赵”）：读大学前，我就读遍了青岛各图书馆、文化馆的哲学书籍。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是我的最爱。出于对马列哲学的浓厚兴趣，考虑到学习俄语方便读原著，我报考了山东大学俄文专修科。1950年8月，我进入当时在青岛的国立山东大学俄文专修科学习。认识华校长，是很早之前的事情了。我入学之前曾去过山大，那时候就知道他。那时华校长在青岛养病，以教授的名义在山大讲课，当时他在二校门进来小树林那里讲《社会发展史》，一个礼拜讲一次，但我没有全听。1949年末50年初学校成立校务委员会，选华岗当主任委员，陆侃如、童第周是副主任委员，罗竹风是军代表。我入学以后，在山大“身兼五职”，文学院院务委员会委员、外文系系务委员会委员、系学生会副主席、系图书馆管理员、俄文班班长。我作为学生代表，是学院和系里委员之一，学院和系里开会,我都要参加。有时候上着课，工友来敲门叫我开会。教室是四排，我坐在最后一排，靠近门口的地方，也方便开会。

赵洪太教授

我入学以后，每周三、周六下午是政治学习时间，华岗负责给学生讲政治大课，每礼拜一次。那会儿他讲过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讲过中国革命史、新民主主义论，后来又专门讲辩证唯物论等。除此之外，学校每个月或者每个学期需要做一次形势报告，他经常给学生们作报告，讲讲当时的国际和国内形势，因此我很自然早就认识他了。

华岗校长给山东大学师生上政治大课

和华校长接触比较多是因为那会儿我非常喜欢哲学。我曾经过翻译过一篇文章，是苏联的党报《真理报》上发表的一篇专论，叫《法捷列夫

新版本专论》。翻译完成后，我投稿并发表在了《文艺报》。后来我还翻译苏联的哲学杂志，正值1950《文史哲》杂志创刊，我就给《文史哲》投稿。那时华岗是山大校长兼《文史哲》的社长，他对我的稿件评价颇高，便时常让我帮《文史哲》校对、审稿。

当时《文史哲》接到译稿最多的是东北师范大学的教授，笔名叫日知，他那篇关于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的译稿，就是我负责审校的。这样一来，华校长就把我留在《文史哲》了。我当时负责《文史哲》译稿的审改工作。担任这项工作，没有任何报酬。忙不过来时，还由历史系勤工俭学的学生张泰兴帮助，他念译文，我看原文，边看边改，改过后，他负责抄清，交编辑部刊出。编辑部召开会议时，陆侃如先生也来。在文学院院务会议和杂志编辑部会议上，我是最年轻的，常发言，跟陆先生等老教授就比较熟悉了。我在《文史哲》负责译稿审改工作，一直到1958年。此后，1958年10月3日，这份同人刊物，在学校迁移到济南以后，就改变了性质，成为学校主管的刊物。

《文史哲》开会的那间房子很小，只能放一张长的阅览桌，因为没有固定编制，所以每次开会只有十来个人，华校长很忙，但基本上每次开会他都在场。华校长给我印象比较深刻一件事，是他作报告时从来不需要提前备稿，他有抽烟的习惯，经常想到什么事就把烟盒掏出来，把外面的皮撕下来，在上面简单地列一下提纲。他上台做报告经常拿这么个纸片，一讲就是两三个小时。之后他会根据报告会的记录稿，整理并发表在《文史哲》杂志或者《山东大学报》上。

早期《文史哲》办公室

张：赵老师，您作为当时唯一的学生编委，曾亲历了《文史哲》杂志的创办，请您谈谈《文史哲》的创办过程。

赵：现在山大很多年轻人因为对当时的组织、形势不了解，对《文史哲》产生了一些误解，我觉得大家可以看看1985年第六期萧涤非、殷焕先的文章，里面介绍了他们当时在《文史哲》的工作情况。我今天也刚好有机会谈一谈《文史哲》，首先《文史哲》杂志的社长是华岗，副社长是陆侃如、吴富恒，主编是杨向奎，秘书是殷焕先、孙思白、卢振华等等。那时没有明确的编辑职务名称，编辑工作由文学院相关教师分担，到时候参加编辑部的会议。

这个杂志，是杨向奎一手操办起来的。起初，山大只有中文系和外文系，还没有历史系，只有一个“历史语言研究所”，杨向奎是中文系的系主任及历史语言所的所长。直到1950年，中文系分为中文和历史两系，历史系开始建系，杨向奎就当了历史系的系主任。在这种情况下，杨向奎提出，他愿意组织和发起这个刊物，大家都同意，杂志名就叫《文史哲》，向学校汇报时华校长很赞同。与现在外语系《英语教学丛刊》之类的杂志不同，《文史哲》是同人杂志，因为当时行政上没有任何的资金支持。

《文史哲》头两年非常困难，因为没有经费，即便我们这些人的工作都是无偿的，但是排版、印刷、付外稿的稿费都需要钱，因此很难维持。怎么办呢？大概在51年底、52年初吧，大家想出了个主意，说是写报告给青岛市委宣传部，当时山东大学是市唯一的大学，因此青岛市委比较照顾，就给拨了一千万。不过那时候的一千万跟现在不一样，当时的一万块钱相当于1955年币制改革后的一块钱，一千万也就是一千块钱。之后大家又给山东省委写了报告，省委听说青岛市委给了一千万之后，也给了一千万。有了这两笔钱，总算是缓过劲儿来了，《文史哲》也就办起来了。

当时杂志的很多杂事是两个工友在负责，一个工人是庄云虔，前些年刚去世，他负责跑腿儿，比如跑印刷厂之类的；还有个工人叫王绍先，负责收发稿子、发稿费等。《文史哲》一开始办双月刊，后来又办一月刊，都是根据经济状况来的，因此《文史哲》杂志跟那些有行政制式的编辑部、杂志部或者杂志社都不太一样。

1953年《文史哲》社员联欢纪念摄影

张：陈毅曾说：“山大创办《文史哲》是开风气之先。”《文史哲》创办之初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有关农民战争问题的讨论、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讨论、《红楼梦》问题的讨论等一系列学术争鸣。您能谈谈这方面的问题吗？

赵：对于《文史哲》的工作，华校长的主张是大家要各抒己见，当时大家翻译了很多马克思的文章，部分内容论及人类社会发展的五个阶段：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并且由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引发的“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争论”中也涉及到了关于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讨论，很多人在《文史哲》杂志上发表观点。因此，杨向奎提出我们可以进行社会史的分析，适当扩大《文史哲》的影响，并且极力劝说华校长带头写文章发表观点。据我查证，当时苏联科学院的《古代史通报》中有一些关于论证中国社会史分期的文章，但他们不是通过研究中国的出土文物等来对中国历史进行考据，而是根据国内已有的比如郭沫若、冯友兰、翦伯赞等一些名人的观点进行讨论，赞成谁的观点就写文章进行论证，《古代史通报》上的文章大致分为翦伯赞派和郭沫若派两大派别。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采取苏联指导发展的模式，当时我国工业建设由苏联援建，高等教育部有苏联专家任顾问，甚至1954年的教学改革都是以苏联为模式。山东大学属于高教部（后来叫教育部），学校的一切规划都要译成俄文，报教育部给苏联专家看。这种情况之下，华校长在得知苏联《古代史通报》中已有相关讨论后，便一直没有动笔，可见华校长为人之谨慎。

其他有关《文史哲》的问题，还有大家关注的《红楼梦》的“两个小人物”：李希凡、杨建中（笔名蓝翎），他们都是山大中文系的学生。李希凡是北京通州人，他的姐夫赵纪彬当年是山大文史系教授，经赵纪彬推荐，李希凡曾在山东大学中文系旁听过一年，后投考济南华东大学，合校后重回山大。他对文艺理论和中国古典文学很感兴趣，也很喜欢写文章，大二时写的《典型人物的创造》，经中文系主任吕荧先生向华校长推荐，发表在《文史哲》杂志，是《文史哲》发表的第一篇学生作品。他与蓝翎最初合作发表过有关《水浒》的评论（《略谈水浒评价问题——评〈宋江考〉》），之后二人再次合作有关《红楼梦》的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

毛主席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手迹》

在文章多次转投无果之后，李希凡就将目光转回到母校，他与时任《文史哲》杂志执行编辑的葛懋春早年间就认识并且一直有往来，因此葛懋春就向杨向奎推荐了这篇文章。当时刚好赶上毛主席1954年提出开展批判资产阶级唯心论的运动。批判资产阶级唯心论，无非是要批判“大人物”，例如胡适、顾颉刚等人。但是杨向奎是北大毕业的，胡适是他的校长，又是顾颉刚的学生；童书业是顾颉刚的书僮（资料员）大家都很犹豫。而李希凡的文章，恰巧批评的是《红楼梦》研究专家、“大人物”俞平伯。经过葛懋春、杨向奎、华岗校长的推荐，这篇文章发表在《文史哲》1954年第9期，当时的学术刊物并不多，文章一经发表，便引起了毛泽东主席的热切关注和嘉许，因此后来就有了关于“小人物”的故事。

张：华岗校长以教育家的胸怀，眼光和气度把山东大学带向一个辉煌灿烂的时期，一个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华岗校长提出“文史见长，加强理科，发展生物，开拓海洋”，奠定了山东大学的学科基础。请您谈谈您眼中的华岗校长好吗？

赵：前面讲到，华校长是个很民主的人。在学术方面，他认为“理愈辩愈明”，允许不同声音的出现。比如华校长在1951年合校之后创办了山东大学科学讨论会，他鼓励每一位教师写文章，之后由学校负责印发，与会者根据文章内容进行讨论，这个活动虽然在1955年之后逐渐沉寂，但在当时对于提倡科学研究的风气，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他在学校领导工作也是这样的，都是经过基层委员会、党委常委会，然后是校务委员会，然后各院长会议，凡事都进会讨论，讲究民主。

华岗校长1949年开始在山大讲课，1950年出任校长兼党委书记，1951年与华大合校后续任校长，到1955年5月受“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株连被捕，他在山大的时间不长，但每每提及，大家都十分怀念，那是山东大学的黄金时代。这体现在什么地方？概括起来，有这么几点：第一，他注重学校的政治思想教育，通过政治大课、讲座等形式引导师生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学习，提高师生的政治水平和思想境界。第二，他主张学术民主，积极倡导科学研究和学术讨论，同文科教师一起，创办《文史哲》杂志，主张学术上各抒己见，广泛讨论。第三，他主张尊重知识分子，认真贯彻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他强调知识分子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提出办好学校必须依靠教师，调动广大教师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专长，同时，还帮助大家解决工作上和生活中的实际问题。第四，主动抓教学工作。他深入院系，与教师共同研究课程改革，还为文科学生讲授业务课，等等。

华岗校长1972年去世，1980年中央正式批准为他平反、恢复名誉。当时我在北京，在北大联系工作，跟夫人通电话时才听她说，华岗校长去世了，给我来了个讣告。但是当时我回不来，也就没有出席他的追悼会。为了做个纪念，我将这份讣告留存了。华岗校长不仅给我、给大家都留下了很深刻、很美好的回忆。

张：赵老师，您和当时的《文史哲》副社长吴富恒教授交往甚密，后来吴富恒教授当了山大校长，请您再给我们讲讲吴富恒校长的故事吧！

赵：吴富恒校长和华岗校长有一个共同点：待人宽厚。他们两个人性格都比较温和，平易近人。吴校长是从哈佛留学回来的，刚开始在昆明英语专科学校任教，第二年至云南大学担任英语教授，之后云大设立英语系，他担任系主任，同时负责英国文学和文艺批评等课程的教学。华岗那会也在云南大学，是社会学教授，跟楚图南、吴晗他们一起开展爱国民主运动，吴富恒跟楚图南、吴晗的关系也很好。说起吴校长的主要经历，1945年，“一二·一”惨案爆发，在白色恐怖的压迫之下，吴富恒离开了昆明，于1947年到达上海，经当时作为中共代表团负责人的介绍去了烟台解放区。1948年，吴富恒随军进入济南，随之进入华东大学任教。1951年华大与山大合校后，他担任文学院的院长兼外语系的系主任；1952年撤掉院的建制，他改任教务长；山大搬到济南后他又担任副校长；经历了文革的磨难，在打倒“四人帮”之后，1978年6月，吴富恒出任山东大学校长兼党委副书记；1984年退居二线。吴校长一开始讲过两门课，一门课是给中文系学生讲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党的文艺政策；还有一门课是给英语专业的学生讲小说选读。

吴富恒先生

吴富恒校长对山大的贡献表现在几件事上。前面说过，吴富恒校长在《文史哲》杂志成立之初担任副社长。文革结束后，为恢复《文史哲》，吴富恒奔走各方，筹集经费、寻求支援，他自任编委会主任，亲自策划、审稿，使它以崭新的面貌再度问世。直至今天，《文史哲》仍是全国最有影响的文科学术刊物之一。除此之外，吴富恒校长对山大的发展仍然作出了极大的贡献。按时间顺序来说，第一个贡献就是保留了外文系。1950年，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以“协防”台湾的名义公然干涉中国内政，同时对大陆进行封锁。当时我们进出口的通道主要是香港、新疆和西藏。需要用到外语的场合，一个是通过香港出口的货物，办签证需要签英文；再就是刘少奇提出“学习俄语是一项政治任务”，因此全国范围内大搞俄文速成。我毕业工作之后也通过这种形式学习过俄文。但是当时英语主要应用于政治、经济层面的外交关系，由外交部、军委负责；从1956年中苏关系紧张化直至1959年正式断交，俄文学习受到了极大的压缩。李天安、刘波等好多人都改行学起了政治学、历史学等。很多人就认为，学习外语没有用处，因此1954年进行了第一次压缩，是英语压缩，于是山东大学就只保留了1951级的学生到1955年毕业，52级的学生去了上海复旦大学，之后不再招生。1956年进行俄语压缩，山大同样只保留了1953级的学生，54级以后的学生合并到上海外语学院。这样一来，外文系在1957年最后一班学生毕业之后停办。武汉大学郑主任来信邀请我去武大任教，语言、文学科目任选，于是我提出要走，但是吴富恒表示，虽然外文系停办，但是外文系的教师一个都不能走。他认为，大学不能没有外文系，人才储备是个长远的工程，“百年树人”不能只看眼前的政治形势。不仅如此，他还广泛招募外语人才，从山大俄文班、北京外语学院、上海外语学院等招募的毕业生加起来有将近三十人，山大外文系因此得以保留。1959年教育革命，开始又恢复外文系。可见吴富恒校长是非常有远见的。

第二个贡献就是大力支持和扶植晶体材料实验室的建成。蒋民华院士曾说：“山东大学的晶体研究，所以会取得今天这样令人瞩目的成就，首先要归功于成仿吾、吴富恒这两位富有远见的领导。如果没有全心全意长期不懈地大力支持，它恐怕早就夭折了。”1958年，海军研制声纳装置，急需一种人造晶体材料，人造晶体技术当时在世界上刚处于起步阶段，国内根本不能制造，于是海军部门向山东大学发出了呼救信号。本着科学研究要结合实际，要为生产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原则，刚刚从山东大学化学系毕业的张克从、蒋民华等几位青年教师，勇敢地接受了这项任务，在老校三号楼进行晶体研究。

搞晶体研究学谁呢？还是得学苏联，因为国内当时被封锁，外国的相关资料很难找到，甚至连书都买不来几本。苏联当时虽然跟我们关系比较紧张，但书还是比较容易买到的，我们外文系帮忙翻译过很多有关资料，于是就建起了晶体室。后来吴富恒主张应该成立晶体研究所，从化学系的建制中独立出来，这样学校就能单独拨付经费。吴富恒校长曾经跟我说：“我至少做了一件事，坚决地主张让它独立，搞晶体研究所。”他认为，只有建立晶体材料研究所，才能为晶体材料研究创造更好的条件。事实上，“中国山东大学晶体研究室”（随后改为“所”）的名字走向了世界，蒋民华也成了引人注目的晶体专家。

第三个贡献是吴富恒校长于1963年在毛主席的号召下，倡导在山东大学建立了由他兼任主任的美国文学研究室。像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人民大学设有专门国际问题研究所，因此吴富恒校长就想成立一个美国问题研究所，不仅研究美国文学，还要研究美国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的方方面面，可惜后来因为力量不足，仅成立了美国文学研究室。当时，通过这个渠道，研究室获得了关于美国文学界及文化界的大量信息，有些信息还及时反映给中央有关部门，作为决策的重要参考。文革之后，吴富恒又主持将研究室扩建为研究所。1978年，在吴富恒的提倡下，在济南召开了美国文学讨论会。一年后，又在烟台开会，成立了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吴富恒被推举为会长，在中国开了研究美国文学和文化的先河。美国文学研究会和山东大学美国文学研究所一起创办了《现代美国文学研究》和《美国文学丛刊》。这不但表现了他的远见卓识，而且显示了他的勇气和胆略。后来仿照这个模式，又成立了日本研究所，不过好像名声并不大。

第四个贡献是《汉语大词典》与《俄语疑难用法词典》两部词典的编写工作。周恩来总理逝世于1976年1月8日，同年十月，文化大革命结束。1975年，周总理在生命的倒计时阶段，仍然心系国家的教育文化事业。文化大革命给党和国家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在此同时，大批的泰斗级文学领军人物相继倒下，这是国家和民族文化事业的重大损失。因此，周恩来总理提倡“留词典”，要学界各领域的“老人”们将毕生所学知识贡献出来编成词典，比如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各种的，修辞词典等。据统计，当时收集的词典建议编写名目约160部。随后，国务院颁布1975年第137号文件，按照总理的指示成立词典办，在广州召开会议商讨词典编写事宜。吴富恒校长代表山大出席会议，会上，他为山大争取到两部词典的编写任务。一部词典为《汉语大词典》，《汉语大词典》由华东区包括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福建、上海五省一市的1000多名专家学者参与编写。山东省就由咱们山东大学牵头，山东师范学院、曲阜师范学院参加，负责人是吴富恒校长。第二部词典是俄语词典，就是我们编的《俄语疑难用法词典》。当时上海外语学院争到的是《汉俄词典》，北京外语学院争到了《俄语常用词词典》，四川外语学院争到了《俄语教学词典》，我们就争到了《俄语疑难用法词典》。

说起《汉语大词典》的编写，时在上海工作的罗竹风任总主编，领导整个华东区的编写工作，蒋维崧担任副主编。《汉语大词典》的编写组成员大致有组长蒋维崧，中文系的刘聿鑫，历史系的就是李威周，还有路云、吉常宏等。《汉语大词典》以“古今兼收，源流并重”的编纂原则，全书从古今数千种汉语典籍著作中广泛收词，一版再版，影响深远，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山大的底蕴和魄力，这与吴富恒校长的功劳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