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

商务印书馆

【开栏的话】

书籍，是人类文化的重要载体；读书，是传承文化的重要方式。在中国近代图书出版史上，随着新的印刷技术传入，新式出版事业不断发展，涌现出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近代书业繁星，更不乏张元济、陆费逵等诸多在书业史上辛勤耕耘的缔造者和经营者。

文史周刊即日开设“近现代先贤与中国书业”专栏，邀请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出版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张志强先生担任主持人，对栏目文章的组织约请、学术价值等方面予以指导。通过回望先贤与图书的故事，希望对读者有所启迪，将读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在全民阅读的氛围中保持思想活力、得到智慧启发、滋养浩然之气。

张元济（1867-1959），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光绪十八年进士，翰林。因参与戊戌变法，失败后被革职，来到上海，入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前身），任译书院总校兼代办院事，主持我国现代高等教育初创时期教材和教学参考书籍的翻译和出版工作。在南洋公学工作期间，他看到了当时中国教育落后的情况，四万万人口，受过教育的不过四十万人，而且学的都是应付科举考试的八股，与世界发展主流无关。张元济在南洋公学，接触到了世界教育发展的新思想，他认为，只有振兴教育，才能振兴国家和民族，使中国从落后的状态中重新站立起来。这段时间里，他认识了商务印书馆的创办人夏瑞芳。

商务印书馆创办于1897年，开始时只是一家设立在老式里弄里的印刷作坊。由于夏瑞芳等人的勤奋，加上善于总结经验，书馆发展较快。夏瑞芳一方面思考发展出版事业，使自己的企业更上一层楼，另一方面限于自己的文化水平，希望能请到高层次的人才来主持编译。在与南洋公学的业务往来中，他结识了张元济。

张元济为什么会投资商务，进而辞去南洋公学的高位，屈就一家设在弄堂里的印书馆呢？这一点可以从他晚年，事隔半个世纪之后的一首诗《别商务印书馆同人》中找到线索。1951年末，张元济中风后就一连写了10首给亲友的告别诗。此时无法忘怀的首先是他服务了大半辈子的商务印书馆和那里的同仁们。诗曰：

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

此是良田好耕植，有秋收获仗群才。

这首诗清楚地告诉我们，张元济有理想、有抱负，他的愿望始终是提倡教育、启迪民智，以此来提高中华民族的素质，从而强盛国家和民族。他发现，南洋公学的教育工作，于培养英才尤可，而要做到普及教育是无能为力的。他通过夏瑞芳看到了商务印书馆这么一片“好耕植”的“良田”，也就是一片可以让他施展才华，为我国教育普及出力的“良田”。

张元济应邀加入商务，组建编译所，并与夏瑞芳约定“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张元济上任伊始，就抓住清廷废除科举、提倡学校教育的大好时机，着手聘请有新知识、新思想的年轻知识分子，编纂我国第一套成功发行的中小学教科书《最新教科书》，这是张元济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后作出的第一项重大成果。它不仅为日后我国新式学校教育的发展起到了扶助和推动作用，也为商务印书馆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张元济在主持编译所期间，除了教科书，还开创了商务出版物的几大门类：一是词典工具书。1912年版的《新字典》和1915年版的《辞源》，都是有名的中文辞书。《辞源》是我国近现代汉语综合性辞书的新创，在我国汉语工具书历史上有着很高的地位，收单词一万多个，词目十万条左右，以《新字典》所收单词为基础，以单词为词头，下列词语，为我国汉语词典的首例。它吸收了国外辞书的长处，突破旧式《尔雅》派词典按内容分类的格式，脱离经传注疏的老框框，既收古语，又录新词，在一定范围内反映了世界思想和学术的动态，适应了清末到新文化运动这段时间里钻研旧学和博采新知的要求。陆尔奎、高梦旦、方毅是《辞源》的主编，张元济与杜亚泉、邝富灼、孙毓修等50人组成了编委会，一起参与工作。二是大量出版西方名著的翻译本。严复译哲学社会科学名著八种，林纾译外国小说，伍光建用白话文的译著，张元济主编的《日本法规大全》，蔡元培译哲学、伦理学著作等等，把外国优秀文化引介到中国读者面前，大大开拓了中国读者的视野。三是古籍出版。张元济的学术专长是中国文献学，在清末民初社会剧烈变动的时期，传统的藏书楼走到了尽头，他就运用商务印书馆的资本，大量收购流散在市场上的善本，进而采用先进的照相石印技术，择优择要影印出版。待经验有所积累之后，便编辑出版了《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续古逸丛书》等多种大型古籍丛书。四是期刊。商务印书馆办的期刊数量虽然不多，但质量上乘，发行量大，发行持续的时间长。如综合性期刊《东方杂志》，是1949年以前我国出版时间最长的刊物。其它如《教育杂志》《妇女杂志》《小说月报》等，不仅深受当时读者欢迎，而且直到今天，还有不少学者对之进行研究，多位博士研究生将其作为论文选题。

创建涵芬楼和东方图书馆，是张元济的重大贡献之一。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成立不久，为了业务发展需要，他着手建立图书资料室，后来命名为涵芬楼。涵芬楼主要收购在市场上流散的善本，不仅可以用作编辑工作的参考书，为商务印书馆的古籍影印出版收集最佳版本，也有意利用商务印书馆的资金，保护中华善本古籍，免被外国人收买而失传。1920年代初，商务印书馆资金充足，为迎接创办三十周年，张元济在董事会上提议，以建造公众图书馆，回报社会。这一提议为董事会议决通过后，在上海宝山路建造五层大楼，建立东方图书馆。除了涵芬楼古籍外，该馆收藏大量中外书籍、期刊，对公众开放。

因夏瑞芳于1914年遭暗杀身亡，张元济于次年担任经理，从事行政管理工作。他在好友陈叔通的帮助下，设计并成立了总务处，统筹协调编译、印刷、发行三所工作，使商务印书馆的行政管理从三所各自为政到集中统一，相互协作。又聘请了会计专家杨端六进馆，设计全馆的现代化会计制度，使一家拥有5000名员工的大型企业摆脱了老式账本的落后财务管理状态。张元济十分支持和鼓励印刷所采用新式印刷机，每年都要采购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水平的机器设备。张元济在人才管理方面有长远的、深层次的见解，和当时很多旧式企业任用亲戚、熟人不同，他主张聘用有新型知识结构、适应时代发展的有学识、有专长的年轻人，他十分注意吸收和积累人才，同时他又重视在职人员的业务培训，创立职业夜校，对在职业夜校努力学习、成绩优良的职工提拔重用。

1932年1月，商务印书馆上海总厂遭日本侵略军炸毁，当时，张元济已经从行政岗位上退休，担任董事长。他不顾年迈，与总经理王云五配合，克服困难，把商务印书馆保存了下来。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王云五率行政机构总管理处先迁香港，再迁重庆，张元济则与董事会留守上海。在上海以出版印刷自然科学书籍、古籍等，维持一线生机。抗战胜利后，张元济以80岁高龄，主持商务印书馆董事会，指导行政工作，克服恶性通货膨胀带来的困难，维持企业的运作。直到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商务印书馆实行公私合营，张元济这才放心地把他苦心经营半个多世纪的老出版企业交给新中国的后来人。

（张人凤 作者单位：上海市文史研究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