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哲》2017年第6期目录

▣ 中国社会形态问题

▣ 文史新考

▣ 儒学研究

▣ 中国哲学研究

▣ 政治哲学研究

《文史哲》2017年第6期摘要

保育式政体——试论帝制中国的政体形态

闾小波

帝制中国是封建社会与专制政体，似乎早已成为政治常识。然而，生成于特定的历史时期的常识难免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帝制中国的“专制政体说”产生于清末，源自外部对中国政体的观感与指认，进而被国人所广泛接受。“专制政体说”经由地方性知识到一般性知识的转换，使得帝制中国政体的独特性被忽略，且难以解释帝制中国与现代中国的特殊性及接续性。从地方性知识出发，重新考察帝制中国的政体属性，“保育式政体说”也许更能反映帝制中国政体的特质，且有助于摆脱长期以来中国学术界“削足适履”的思维习性。

唐前李陵接受史考察——兼论李陵作品的流传及真伪

丁宏武

唐代以前关于李陵的认识和评价，主要经历了三次大的发展和演变。汉昭帝始元六年苏武归国，引发了西汉王朝对李陵案的重新审查和讨论，为经学时代班固书写李陵确立了方向，奠定了基础。建安时期文姬归汉，引发了魏晋士人对李陵的重新关注和反思，«李陵集»、«李陵别传»的整理编撰，是时人重新认识和解读李陵的历史产物。五胡乱华以后，李陵接受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刘琨等文化精英肯定李陵，突破了此前同情为主、批判为辅的评价模式；拓跋鲜卑等北方民族追祖李陵，凸显了李陵在胡汉融合过程中的象征意义；江淹等南北朝文士拟引李陵，使其形象完成了由“武士”到“文士”的转型，李陵的文学史地位也因此确立。传世李陵之作，真伪难辨，唐代以前多信其真，宋代以后多疑其伪，全面否定或肯定，均非的论。

唐景龙修文馆学士及文学活动考论

胡旭 胡倩

唐中宗景龙年间设置修文馆学士一事，见载于多种典籍，但矛盾之处颇多，似乎没有绝对准确的记载。通过对相关典籍的比勘考证，可知景龙二年、三年、四年皆有选任修文馆学士之事，在这三年中任过学士的共有二十九人，与《玉海》叙录《景龙文馆记》所云学士数吻合。但《绀珠集》、《类说》、《唐会要》、《新唐书》等典籍中所说的“大学士四人，学士八人，直学士十二人”，只是景龙二年设置修文馆时计划员数，在随后的实际操作过程中，三类学士的确切员数都与原计划不符。景龙修文馆学士重形式尚技巧的宫廷文学创作活动，虽然在当时影响甚大，在唐代文学中占有一定地位，但总体上价值不高，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初盛唐文学的良性发展。

儒家性朴论思想史发微：从先秦到西汉

周炽成

人们习惯于以荀子为性恶论的代表，但实际上他是性朴论的代表，性恶论为荀子后学所持。刘向编《荀子》时把《性恶》夹在显然属于非荀子作品的《子道》和《法行》之间，这一历史细节非常重要。孔子所谓“性相近，习相远”亦显示出性朴论的取向。性朴论与性恶论尖锐冲突，无法协调。主张“性者，天质之朴”的董仲舒，是西汉性朴论的最重要代表。在他之前的贾谊和与他同时的韩婴也持性朴论。引入“性朴论”这一概念研究中国人性论史，可以产生很多新的、富有启发性的看法，同时也可澄清历史上的一些误解。

明清学术转换的桥梁与清初学术主流：论清初新理学

王坚

明清学术转向不是传统所认为的从理学到考据学的“一步到位”，而是先由明代学术激变出“清初新理学”，再由之蜕变出清代理学、考据学、桐城派等清学各派的“二次转换”。以清初遗民集团为主体的清初理学家基于理学基本价值关怀，一反晚明从理学教条出发的治学思路，推崇以问题为导向，兼容并包，致力于中国17世纪危机的解决及理学基本价值与社会现实的再平衡，“清初新理学”应运而生。“清初新理学”是清初时代主题在学术上的反映，是明清学术转换的桥梁，是清初学术主流、清学各派的源头，对清初政治，特别是满人统治集团的汉化产生了巨大影响。基于时代主题及地域学术格局的变动，清初和晚清以来主流学界对清初新理学建构出两种图像，前者以孙奇逢、黄宗羲、李颙“三大儒”为领军，后者重视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大家”。

三层并进：儒家未来发展的新构想

赵卫东

近十几年以来，针对儒家的未来命运，学界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提出了许多富有创造性的构想。然而，这些构想大多是针对当代新儒家某一方面的不足而提出的补偏救弊之法，少有对儒家未来命运的整体探索。有鉴于此，有必要在充分吸收以往相关优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未来儒家发展需要三层并进的新构想，即儒家的未来发展必须在儒学、儒教、儒俗三个层面齐头并进。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儒教层面是儒家较为薄弱的环节，需要大力培育和积极发展；而政治层面过去是儒家的重中之重，但为了保持自身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儒家在今后必须与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

1932年邮务工潮之考察

田明 岳谦厚

1932年由邮资加价风波引发的“巩固邮基运动”，表层看起来是邮工为维护自身经济权益，借助各种力量对政府当局的颉颃，然其背后的诸多因素却使事态变得相当复杂，削弱了此次运动的“合理性”与“正当性”。造成这一结果的深层原因，是此时南京国民政府对工人的控制尚“心有余而力不足”，工界成为各种政治力量竞相角逐的场域，罢工则成为打击政敌的有力武器。此次罢工运动为我们提供了别样的劳资纠纷样本，由此可以更加全面地看到劳工运动的另类面相。

《老子》生成论的两条序列

曹峰

仅仅从“道”生万物的角度去理解《老子》的生成论是不够完整的，《老子》的生成论可以分为“生”论和“成”论两个序列。老子不仅关注万物的发生，同样关注万物的成长。“道”和“德”在生成论中分别担当着不同的角色，发挥着不同的功能。只有从这种独特的生成论出发，我们才能把握老子强调“玄德”和“无为”的重要性，才能明白道家突出“自然”和“自生”的必要性。准确理解《老子》所开启的道家独特的生成理论，是准确理解道家哲学的关键。

原墨

郭万金 艾冬景

墨子影响极大，史料极少，有限史料中孕含着无限的文化信息。史家的态度，诸子的褒贬，使得枯渴史料中的墨子形象渐为丰满。墨之源流，近本于工，远溯于巫。古代国家大事，惟祀与戎，儒以祀为职，墨以戎为业，并为显学。墨家“以戎为业”，正是以“工”为其显著标识的，其言行思想表现出典型的技术思维与军事色彩。墨子是由“技”而“道”的集大成者，是官方认可的工师，亦是墨家内部尊崇的“巨子”。

“天命”的寻证与“人道”的坚守：孔子天命观新解——兼论孔子思想体系的内在结构

李宪堂

在孔子那里，天命是在历史中展开的人类固有的超越性向每一个自觉的道德个体提出的必然性要求，是需要通过艰苦的道德努力去显明和认证的东西：天命以其幽深的辉光照亮人之“道”，最终在人的行为和成就中实现自己；人通过德行的累积去接近和显明天命，在为天命所照亮的族类的永恒里获得不朽。天命出现在行道者走出一己之私的局限而面对人类整体和伟大传统的庄严时刻。天命的寻证过程，就是人道的坚守与开拓过程。看起来仍然拖着原始迷信尾巴的孔子天命观带有与时俱进的革命性因素，它照亮了人性的幽暗和文化的永恒，为人类礼仪性整体存在赋予了一种神圣的庄严感，使儒家君子在道德自立的根基上直接面对天下，拥有了一种面向族类全体的视野和情怀———它昭示的是新生的知识分子群体对自己道德能力和人类崇高价值的信念，是行道君子之人格力量和历史使命的自我确认。天命观将孔子在不同层面的思考统合在一起，使之有了一个超越的指向和归系的极点，从而有了立体展开的潜在空间和逻辑可能性。正是有了孔子的“下学上达”，才有了思孟派人性、物性与天道的贯通，也才有了宋以后延续近千年的理学传统。

申论西周金文的“县”——兼谈古文字资料对相关研究的重要性

黄锦前

从文字学角度看，西周金文中将“还”读作“县”，既“有律有例”，又有文献和史实的依据，且文字、文献及史实均可交验互证。读“还”为“县”，在各方面皆有充分依据，可为定谳。将金文与传世文献等互证，至迟在西周中期懿孝之世已有“县”，其性质为“县鄙”之“县”，与后世“郡县”之“县”有别。元年师史簋的“大左”，殆即“大将”、“大帅”；“左右师氏”即王身边的卫戍部队“虎臣”之长官；师史担任“丰还”的“大左”，“官司丰还左右师氏”，系王之亲信、重臣，或即京畿卫戍区长官，战时可代王领兵出征。

“这个世界会好吗？”——正义的“现实”逻辑如何可能

袁祖社

基于全球化进程中中国市场化社会之结构分化与利益冲突现实，面对业已“复杂”、“多质”、“差异”之中国社会，我们需要秉持马克思主义之实践的历史—价值理性辩证统一的立场，反思传统的基于抽象规范理性与单一制度框架诉求的话语和批判范式，有效借鉴阿玛蒂亚•森等有关正义理念之思想成果，超越正义问题之“自然法则”与“文化律令”的论争，关注社会正义实现之可能的“现实逻辑”，藉此逐渐实现研究方法上的突破与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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