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地处黔中腹地,钟灵毓秀,地灵人杰。自古有“滇楚锁钥,蜀粤屏障”之称。明王朝攻占云南后,鉴于地理环境之优越,战略地位之重要,于永乐十一年(1413)在贵州建省,贵阳城于是成为全省的首善之地。
贵阳“南有水美,北以山胜”,自然景观优美,人文景观荟萃。举目四望,远山如黛,近水含烟。东山、扶风山、相宝山、狮子山、黔灵山或相依,或对峙,群山拱卫,蔚为壮观;城内的南明河、市西河、小车河、玉带河(今称贯城河),或绕城、或穿城,清碧的流水给城市注入了灵气与美感。
“一城青山半城水”是昔日贵阳城自然生态之写照,密集富有特色的人文景观则是云岩历史文化积淀的体现。贵阳素有“九门四阁”之称,它们指的是明代所建的九座防御城门和四座道教的阁楼。值得一提的是,云岩辖区内就有七座城门和四座道教阁楼。这七座城门是西门、威清门、北门、六广门、红边门、新东门、东门。而四座阁楼则是东门内的文昌阁、皇经阁(今省府路小学内,不存)、玉皇阁(今城基路小学内,不存)、灵官阁(今建国巷内,不存)。
回顾贵阳的千年历史,不难发现有过成功与挫折,光荣与梦想,有过灾荒与饥馑,有过险遭屠城的“奢安之乱”。
明代天启元年至二年(1621—1622),中国西南爆发了“奢安之乱”,永宁宣慰使奢崇明借征讨辽东之机起兵反明,贵州水西(辖鸭池河以西地区)土同知安邦彦为之响应,率十万大军进围黔中首府贵阳。在围困的十一个月中,贵阳犹如一座孤岛,外无援军,内缺粮食,落入“人相食”的可悲境地。然而在贵州巡抚李枟的领导下,贵阳军民不畏强敌,以血肉之躯,构筑了坚不可摧、屹立不倒的钢铁长城,奏出了城市保卫战的交响乐章。在这次惨烈的围城之战中,贵阳城北的云岩辖区表现突出,特别是其东面的武胜门(即东门)和北面的柔远门(即北门)成了官军防御的关键所在。面临强悍凶残的敌人,云岩军民受到身家性命的严重威胁,激发他们心中强烈的生存欲望。他们抖擞精神,群情振奋,抱持着“城存我存,城亡我亡”的坚强信念,勇敢地担负起保家卫城的神圣使命。他们不分老幼,不分贫富,人人手中拿着石块、砖头和简陋的武器,利用城墙上的每一个垛口,与敌人兵刃相接,以死相搏。击退了敌方一次次猛烈的进攻,从而使贵阳城浴火重生。这种大无畏的精神,以及坚韧不拔的人格特质,感天地,泣鬼神,令世人为之钦佩。这段感人的故事不仅载入史册,而且成为贵州人难以忘却的精神遗产。
明清之际,贵州佛教、道教大兴,人文景观应运而生。漫步贵阳街巷,映入眼帘的是佛寺、道观、学宫、考棚、牌坊和各种商铺。当是时,云岩辖区内有钟鼓楼,有明代哲人王阳明曾游览的东山寺、仙人洞,有赤松和尚创建的黔灵山弘福寺,还有相宝山(即今照壁山)上的照壁山寺;这里有清代“同治中兴”名臣丁宝桢及他的友人唐炯、罗文彬、袁思韠捐资重修的阳明祠、尹道真祠。而享誉贵阳的庭院阁楼,莫过于著名的高家花园、唐家花园和华家阁楼(大觉精舍)。
清初,贵州迎来了第三次移民潮。为经营商业和保护自己的权益,这些外省移民在贵阳云岩辖区内修建了江西会馆、四川会馆、云南会馆、陕西会馆、浙江会馆及北五省会馆。可以说,云岩的地理、人文环境,成为各省移民居家从商的理想之地。
贵阳市云岩区扶风山
贵阳是明清贵州政治、经济、文教、军事的中心,而作为省城重要辖区的云岩,则是政治中枢的所在地。昔日省府路上有巡抚衙门及布政使司、按察使司的官署,路口屹立着高大庄严的巡抚牌坊,象征其权力的威严。值得一提的是,明代末年,天下大乱,明王朝及李自成大顺政权相继覆亡。为扫荡南明王朝和大顺军、大西军残余势力,清兵大举南下。明桂王朱由榔驻跸安龙,与大西军李定国、孙可望结盟抗清。然而孙可望野心勃勃,权欲熏心,企图重建大西政权,圆自己的“皇帝梦”,于是逼永历政权封其“秦王”。欲望得逞后,孙可望便选定贵阳翠屏山原明布政使署所在地建造秦王宫。对其而言:翠屏山(前省歌舞团旧址后)乃省城龙脉之所在;而布政使署地处翠屏山之阳,其地林木葱蒨,百鸟争鸣,前濒玉带河,风景优美,是掌控贵阳、领导全黔的理想之地。孙可望被册封为“秦王”后,下令拆掉布政使署,将其砖瓦木石作为新王府建造之用。然而工程浩大,用布政使署拆下的材料建造的王宫容不下这条“龙”,于是他又将城内的公廨、贡院、公所、寺庙拆掉,以备不时之需。与此同时,孙可望根据秦王建制,名正言顺地设立内阁六部九卿,俨然成了一个“小朝廷”。
明太祖朱元璋曰:“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并以这种理念作为大政方针大力推行。在这种治国驭民的政策指引下,府、州、县学和书院乘势而起,而书院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书院是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教学组织和学术研究机构,多为著名学者创建和主持。书院设山长(即校长),主管教学,兼管院务。书院有官办和私立之分,学生来自省内生员(即秀才)。教学以自由研习为主,集众讲授为辅,山长或名师讲经、讲文、讲诗无定期,以此提升学子的才、学、德、识,为其考举人、进士作铺垫。
贵阳市云岩区华家大院
作为明清贵州的文教高地的云岩,昔日省府路上巡抚衙门的对面便建有两所著名的书院,它们是阳明书院和贵山书院。阳明书院是明代嘉靖年间贵州巡按御史王杏为缅怀阳明先生对黔文教的贡献而修建,贵山书院则是清代雍正年间贵州巡抚元展成在阳明书院原址上改建的。城北还有一所正习书院,它是嘉庆年间贵州巡抚常明所建。
贵山书院素有“贵州举人、进士摇篮”的美誉,对培养贵州高层次人才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贵山书院近二百年的历史中,被广大学子称道的莫过于“三先生”“二山长”。所谓“三先生”,即理学大师陈法(贵州平坝籍)、来自福建的教育家张甄陶、学养深厚的翰林学士艾茂(贵州麻哈籍)。而“二山长”则是曾任翰林院编修的何泌和才高学博的举人翟翔时。他俩深知书院弊病,便大刀阔斧在书院中进行教法改革,并整饬纪律,遂使“士行蒸蒸日上,文学、科名日盛,贵阳人士遂冠于西南”。
贵山书院秉持着振兴黔中文教的理念,并以兴学育才为职志,从而为贵州及国家培育了大批的人才。在这些人才中,有不畏权贵、敢言直谏的“殿上虎”花杰,才德兼具的傅潢、傅寿彤父子,有“古循吏风”的周际华,有第二次鸦片战争高扬民族气节的石赞清,有西南第一位文状元的赵以炯及他的兄长——有“古循吏风”的赵以焕……
明清之际,贵州文教勃兴,贵州士人在科举场上书写了“六千举人七百进士”的不菲成绩,被时人誉为“俊杰之士,比于中州”。在这七百名进士中,贵阳占一百九十二人,为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弱,而云岩则有百余人,可见其人才之雄厚。云岩何以有此成绩?追溯其原因,不难发现与明清两代中央王朝制定的文教政策有关。
俗话说:“山水清幽之地,必出才华卓异之人。”自古以来,云岩人才俊逸,世代不衰。在这块热土上,孕育了三个京兆尹(相当于今北京市市长)。他们是第二次鸦片战争高扬民族气节的天津知府石赞清、被曾国藩荐举贤良的李朝仪(梁启超岳父),以及清末官至直隶总督、北洋通商大臣的陈夔龙。
贵阳市云岩区老东门遗址
云岩辖区是贵阳四大家族高家、唐家、华家和乐家的所居地。昔日贵阳就有“高家的谷子,唐家的顶子,华家的银子,乐家的才子”的顺口溜。意即高家以种粮起家,然后进入仕途,始终不忘根本,最终成为黔中著名的田粮大户;唐家是仕宦之家,官高权重,名扬华夏;华家经营商业,旁及文教,蜚声西南,扬名中外;乐家才人辈出,文理均有才人。追溯这四家的发家史,他们不分轩轾,各有千秋。高家的代表人物高廷瑶,举人出身,由于科场失利,屡试不中,于是转向农业,种植稻谷。之后,其随官军剿抚兴义布依族王囊仙起义有功而进入仕途。在高廷瑶从政的二十七年间,本着儒家“民本”思想,以清廉公正、恤民保民的官风,赢得了安徽、广东人民的赞誉。之后,其子孙步武先人,苦读求仕,兼营田粮,经过数代的努力,一跃而为贵阳的朱门大户,高家花园足显其家的地位。而唐家的唐树义、唐炯父子,前者官至湖北代理巡抚,后者曾任云南巡抚。他们父子官位显赫,冠顶饰物高贵华丽。昔日的唐家花园,是其地位的象征。至于华家的掌门人华联辉,举人出身,以经营盐业而崛起于商界,以协助川督丁宝桢改革盐政而闻名西南,以“成义烧坊”生产茅台酒为发展动力,以创建永丰抄纸厂和文通书局为依归,从而成为黔中首富。如今矗立于电台街的华家阁楼,可见其家往日的繁华。而“乐家的才子”,则表示这家出了几位名扬中外的才人。他们是把茅台酒带到巴拿马世界博览会及著述《中国建筑史》的乐嘉藻、中国著名的地质学家乐森璕(乐嘉藻侄子)、中国比较文学著名学者乐黛云(乐嘉藻侄孙女)……
家居云岩辖区的何家(三块田,今龙泉巷)是贵州清代第一文化世家,是贵州士林景仰崇敬的簪缨仕宦之家。自清初至清末的二百余年间,何氏子孙秉承家学、家训,向科举的竞技场上发起一轮轮冲刺,书写了“五代七翰林”“一榜三进士”的骄人成绩,可谓风光占尽,令人艳羡。所谓“五代七翰林”,即何家在清代五代人中有九人中进士,其中进入翰林院的有七人;“一榜三进士”,则是清咸丰十年(1860),在庚申科会试大考中,贵州中进士十人,而何家有三人名列其中。如此突出的成绩,无疑成为贵州士人勤学向上、问鼎功名的动力。
云岩辖区内住着“陈氏三杰”。大哥陈灿,进士出身。在云南做官时,两度代表中国政府与英国政府代表会勘滇缅边界,据理力争,寸土不让,力挫英方图谋,捍卫国家主权。次弟陈田,不畏权贵,敢于弹劾狼狈为奸、祸国殃民的庆亲王奕劻和时任北洋大臣的袁世凯。其铮铮铁骨,凛然正气,深受朝野正义人士赞誉,有“朝阳鸣凤”之誉。三弟陈榘,当过外交官和川西州县长官,一度任职于四川官书局。在蜀的二十余年间,陈榘“清廉惠慈,循声溢流”,有“蜀西名吏”之誉;其学识渊深,擅长史志,是清末民初著名的贵州学人。这里还住着清代安顺籍进士、楹联大家——甲秀楼长联的作者刘蕴良。云岩辖区内的忠烈街,亦是卧虎藏龙之地,这里住着督办滇越边界事务的捍卫国家主权的贵州名贤刘春霖……
云岩辖区是清代名臣石赞清魂归之地(宅溪坝),是清末积极参与戊戌变法、中国近代教育奠基人李端棻磨砺心志、问鼎功名(勇烈路)及终老之所(长春巷);是封疆大吏、朝廷重臣陈夔龙(铁局巷)谋取功名前的苦读求仕的住居;是清末书画大家袁思韠挥毫泼墨、抒发情性之所(铁局巷);是中国科举史上首位状元留学生夏同龢在江山变色时的息影之地(夏状元街);是民国贵州著名人物乐嘉藻早年从事政治、教育之所(普定街,即今黔灵西路);是中国著名地质学家乐森璕生养之地(普定街);是中国新闻学创始人谢六逸发蒙、就学、从教、撰述(金井街)及埋骨之所在(黔灵山);亦是土壤学家熊毅魂牵梦萦的故乡……
梁任公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有如是之说:“历史的目的在将过去的真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此语亦是我撰写此文意旨之所在。为此我寄语读者:热爱您脚下的大地,热爱它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以“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的豪情壮志,步武前贤,为贵州的未来而竭尽心力吧!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3年第8期」
「厐思纯,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特聘研究员」
版式:刘 丹 刘 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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