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文/董元奔（江苏宿迁）

（图片：陶行知肖像）

蔡元培（1868-1940）和陶行知（1891-1946）是民国时期最负盛名的两大教育家，他们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思想指导下的教育实践对当代教育都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是，由于他们成长路径的不同，工作环境和时代需要的不同，他们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也是不同的，有时候甚至是针锋相对的。

蔡元培三十岁以前所接受的是旧式教育，从入塾，到考取秀才、举人、进士，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三十岁前后他才开始广泛接触西学，但是他所接触的都是别人翻译、介绍到国内来的西方社会学著作，直到四十岁那年他才入德国莱比锡大学攻读西方心理学、美学、哲学，算是跟西学零距离接触了。蔡元培的这些经历决定了蔡元培的教育思想中中国传统因素会相对更多，或者会具备清末民初他成年时比较流行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特色，他的精英教育和精思教育的观念正是如此。

陶行知自幼就在外国教会在中国所办的学校里读书，接受的自然是新式教育，1914-1917年他先后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市政学、政治学硕士学位和教育学博士学位，特别是他接受了实用主义哲学家、教育学家杜威的直接教诲，接受了杜威“生活即教育，学校即社会”的著名观念。陶行知成年时，民国处于俄国革命影响下的“后孙中山时代”，反对封建，反对外侮，呼唤民众，拯救中国，是当时的时代思想主流。以上这些就决定了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更符合时代需要，那就是他的大众教育和实践教育观。

（图片：蔡元培塑像）

一、蔡元培的精英教育与陶行知的大众教育

包括晚清时期在内的中国古代教育是秀才十万，举人三千，进士一百，是所谓千军争过独木桥，教育的结果是大浪淘沙，胜者为王，学有所成者或入相为将，或富甲一方，未取得功名的儒生则空读十年书，贫困潦倒至死，而即便那些入相为将的进士，他们在中国历史上也至多不过成为一个清官而已，而这还只是极少数。民国成立前就已经接受了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蔡元培在民国成立后固然反对中国封建文化，但是他的“精英教育”观却又是与中国传统教育理念暗合的。

蔡元培认为，大学的功能在于研究高深的学问，就是说，大学是培养学者的地方。为此，蔡元培认为大学的分科应该细致再细致。既然大学是培养学者的地方，于是蔡元培不仅反对政府过多的创办大学，也反对大学无限制的扩大招生。

能够接受精英教育的学子，不仅自身要比常人聪明，激烈的升学竞争和十多年甚至二十年的专门钻研学问的生涯还要求学子需要出生在富人家庭。身为民国教育总长的蔡元培的“精英教育”观把学校视为象牙塔，视为封建社会的翰林院、国子监，有背民国初年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反对愚昧、追求科学、提倡“民权”的时代思想，是倒退的资产阶级保守派的学术观。

如果说蔡元培是从高等教育这一特定学段出发才提出精英教育观的话，那么，同样是针对高等教育，陶行知却提倡大众化。

面对抗日战争时期汉奸当道、民困兵疲、国破家亡的悲惨现实，陶行知深知全民抗战的道理，深知国家富强在于民众觉醒和民众进步的道理。而民众觉醒和进步需要教育，而且需要的不仅仅是初等和中等教育，还需要高等教育。中国老百姓一贫如洗，大资产阶级掌握的政府又不愿意发展针对大众的教育，怎样才能让最可能多的人接受教育甚至高等教育呢？陶行知反对大学过于追求精英化，要求大学资源向生产教育和职业教育大力倾斜，让大学为社会培养一支实实在在的建设者大军。

为此，陶行知与他的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如晏阳初、黄炎培、梁漱溟等主张从乡村到城市建立起不同级别的职业学校，学生既学习文化知识，又学习不同门类的实际生产知识。接受了中等职业教育的学生通过考试再升入高等职业学校继续深造，而学生即便没有考上高等职业学校，他们也能在各行各业大显身手。

基于自己的大众化教育理念，1946年1月，陶行知创办了重庆社会大学，这是一座以招收接受过中等职业教育的学生为主的高等学校。令人惋惜的是，几个月后陶行知即病故，近代中国痛失一位大众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事业的启蒙者。

相较于蔡元培的精英教育，陶行知的大众教育更适应百业待兴的落后的旧中国的现实需要，而且对十余年后中国社会主义全民教育的兴起起到了启迪作用。

（图片：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院旧址）

二、蔡元培的精思教育和陶行知的实践教育

中国传统文化追求格物致知，提倡学问上的刻苦钻研精神，从这里出发，同时也是精英教育的需要，蔡元培提倡精思教育。既然大学是培养学者的地方，于是蔡元培要求大学的每个系都要设立研究院，把学习优秀的学生吸纳进去，使他们在导师的指导下从事各类科学研究。

对于学生的素质培养，蔡元培要求“重学轻术”。学就是独立研究理论知识的能力，术就是应用和实践能力。蔡元培认为学是主干，术是枝叶。为了加强对学生研究能力的培养，蔡元培主张在任何专门学问的系部都要有哲学教育、美学教育，让学者的大脑被系统性的哲学的世界观占领，从而能够准确分析问题；让学者的研究成果被美的学术血液浸泡，从而使其研究成果能够感染受众。

蔡元培崇尚“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古代学术精神，他特别强调对学生排除干扰、独立思考能力的提升。在蔡元培为官民国政府的时代，中国一直处于纷乱之中，先是军阀割据混战和国共内战，然后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同时那个时代还是新思想和旧思想、更旧的思想激烈博弈的时代。蔡元培反对政党文化进入校园。他认为，学校是学生独立思考，独立研究问题的地方，政党所追求的是群体行动方向、行动纲领和行动效果，政党文化抹杀人的个性，这是与独立思考格格不入的。同时，他认为，政党急功近利，追求短期目标，也是与“百年树人”的教育格格不入的。

蔡元培的精思教育观也许能够培养出一批学问家，但是这些随便被某一种唯心主义哲学洗了脑的学者，这些回避现实社会中“主义之争”的学者，最终不过是象牙塔里的软体动物而已，于社会毫无用处。

陶行知虽然没有系统学习过马克思主义，更没有机会研究在延安流行的《实践论》，但是杜威的教育思想深刻影响了他，他反对蔡元培的“重学轻术”观，主张学术并重，甚至术高于学。他把自己的名字“文浚”改为“行知”就反映了他的这种教育思想，即在行动中学习知识，在知识指导下开展行动，让知识积累与实践能力提高相结合。

陶行知认为，“过什么样的生活就接受什么样的教育”，即教育的目的、内容、原则、方法都受特定的生活决定，只有这样，教育才能派的上用场，派的上用场了，实践行为才能发生。因此，不与实际生活相结合的教育不算教育。

从“生活即教育”观出发，陶行知也反对蔡元培的独立思考论。他认为，学习者不仅要善于与别人交流理论知识的学习体会，由于实践活动具有很强的社会性，学习者还要善于与别人合作开展实践活动。

另外，陶行知相信教育的政党性。他认为，教育是为大众准备的，代表中国最广大民众利益的政党的思想就是教育的灵魂；他同时认为，教育是与实践相结合的，领导最广大民众开展自然实践、人生实践、社会实践的政党的文化就是教育的内容。

（图片：蔡元培故居）

蔡元培和陶行知教育思想的主要区别在于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的不同，精思教育与实践教育的不同，他们的不同是受各自人生经历和社会条件决定的，而社会特别是他们所生活的民国时期的社会是非常复杂的，他们的教育思想虽然存在着以上迥然不同的，但也还存在着一些相似之处。比如：蔡元培提倡实利主义教育，就是培养一批能够振兴国家经济的实业人才和实用性人才；又提倡世界观教育，虽然他并没有在意和认可当时延安就有的人类最科学的世界观。陶行知要求教师要边教边学，要专心致志钻研业务，用自己的“一桶水”灌满学生的“一碗水”。

当然，快速发展的社会，既需要蔡元培所提倡的掌握关键核心技术知识的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和基础科学研究者，需要各行各业的研究生院、博士流动站，也需要掌握基本技能的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很多很多的劳动者，需要职业中学、高职院校。

（图片：作者自画像）

【作者简介】董元奔，1971年生于江苏宿迁，兴趣广泛，系传统文化学者，网络知名作家。早年在教育主管机关做文字工作，世纪初转投自学考试辅导事业，系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汉语言文学专业江苏省知名辅导工作者，事迹多年载入《江苏教育年鉴》。2016年始结庐闹市，专事写作，学业主攻唐宋文学，涉猎文史哲各领域，主要写作论文、随笔、诗词等。世纪初曾有论文获人民日报出版社专题征文一等奖。近年来曾获今日头条“深度优质长文精选频道创作者”、“青云实力派创作者”等称号，系今日头条特邀文史类参赛文章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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