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出身浙江余姚书香世家，王羲之是其先祖，从小以读书成圣贤为第一等事，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大志向已定，便寻光明大道。如果按寻常之路，王阳明又怎能超凡入圣？怎能完成第一等事业？充其量是个庸常而不庸俗的儒生罢了。

王阳明18 岁拜娄谅为师，攻读程朱理学，学格物穷理之法。朱子认为一草一木都包含至理，王阳明格竹七日，格出一场大病，“圣人可学”的一片光明化为梦幻泡影。转而泛滥于词章，虽说文学造诣大有提高，但渐感辞章艺能“不足以通圣道”，慨叹“焉能以有限精神为无用之虚文”。由于用功过勤，积劳成疾，得了肺病，这也埋下了英年早逝的病根。

27 岁再读朱子之书，深谙循序渐进之法，发现“物理吾心终若判而为二”，苦思既久，又旧病复发，只得休养。既而求助于佛老，欲医治肉体之病痛，又解精神生命之归宿。道教的养生导引、佛教的深山禅修，虽让病情有所好转，但出世出家的修炼，还是抵不过他治国平天下的入世情怀，31 岁又决裂佛道二教，直至34 岁在北京遇见心学家湛若水，两人一见定交，共倡儒学。

王阳明为学三变，如身处暗室。精神的出口在哪？济世的光明在哪？

三变为学消耗了有限的生命，病痛又一步步吞噬他的生命，寻找生命的意义与价值，王阳明却始终不见光明，陪伴他的，除了苦闷彷徨，就是累累痛伤。从31 岁开始，先后13 次上疏请求准予回家养病。一位长期的生理病人，欲医治天下的心理病人。王阳明初心未泯，确实“病”得不轻。

好在“先立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夺”，王阳明寻他千百度，坚信定在灯火阑珊处。三变之苦，终换来归本儒学，走上内圣外王的光明之道。

天，终降大任于斯人乎？

明武宗正德元年（1508 年），37 岁的王阳明因仗义执言，得罪权臣刘瑾，被下诏入狱，廷杖四十，气绝复苏，谪为贵州龙场驿丞。继而托言投江，躲过刘瑾追杀。而贵州时乃瘴疠之乡，言语不通，生活无着，也像韩愈被贬岭南那样，有“好收吾骨瘴江边”的必死之心，以至做好石棺，“吾惟俟命而已”。

命运至此，我们真的再难以苛求王阳明有圣人气象。飘摇的生命，如将残油灯，哪怕一丝弱风，都可能收回最后一缕光亮。

那天半夜，出奇的静，唯有心与月的对话。就如张若虚笔下的春江花月夜，不仅是美学意义的存在，更是生命意境的觉醒。成圣之心有之，求圣之路无门，生死之际，长期困扰王阳明心灵的精神归宿问题如火山喷发：

“圣人处此，更有何道？！”

生命的呐喊，一时充塞宇宙，天地仿佛有了回音：

圣人之道，吾心自足，不假外求。

吾心即是悟，我思故我在，悟见个体生命的存在价值，王阳明终于悟出“心即理，心明即是天理”，以至胸中充满光明。

人生之难，不是看不清外界，而是识不了自我。再多的看见、听见、遇见，都抵不过觉悟后的自见。发明本心，即得圣人之心，王阳明于是当下得道。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修文县城东北有阳明文化园，“知行合一”的门楼后面，气雾缭绕，王阳明眺望西南的塑像仿游仙境。茂林深处，龙冈隐卧。当年彝苗民众为王阳明建何陋轩，令人想起刘禹锡的“唯吾德馨，何陋之有”。旁边的阳明洞，深4 米，左侧有2 米宽、1.6 米高的小石窟，即是王阳明当年的栖身之所。在生活无着的情况下，在阴湿幽暗的岩洞里，区区石床，竟成了王阳明心学的温床。

心定，哪里都是道场；心不定，再多道场都是云烟。王阳明居夷处困，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终于迎来人生的重大转折。从孟子“万物皆备于我”，到陆九渊“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再到王阳明的“心即理”，自我意识觉醒之时，即得安身立命之所。中华文明的发展，需要一群富于独立思考精神的伟人接力，“烛照万古长夜”。

天，终降大任于斯人也。

出阳明洞，拾级而上便是龙冈书院——王阳明心学的第一个舞台，也是良知之源。龙场悟道，觉醒自我后，王阳明便不知疲倦地“讲学化夷”，当时士人诸生咸集，聚观如堵。

王阳明学术精进，亦有三变：

50 岁前，提倡心即理、知行合一，注重静处体悟。“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即知即行，知行同步。”知行功夫，本不可离，然知与行的脱节，导致书读不少，但运用太少；期望太高，但唤醒太少；说起来头头是道，做起来“如如不动”。当下格物之功，需要明悟核心价值，撸起袖子干。

50 岁后，王阳明则专主致良知，要求动静结合，在“事上磨炼”。朱熹的格物致知，是即物穷理，由枝叶到根本；王阳明致良知教，是培其根本，而达枝叶。教育以育人为本，育人以德为本，根本意义在于唤醒良知。良知人人皆有，而非圣人专利。助人超度，不如激其自悟，自悟得法，当下得道。

晚年天泉证道，王阳明提出了有名的“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修行在于修心，良知先天有，常为习俗染，如尘埃惹身，良知自能辨别，而致的功夫在于扩充善念，去恶为善。心如明镜台，何处惹尘埃？人的一生，不是追求外在拥有多少，而是心尘拂拭多少，拂拭得一番，即得一番清明，达到致良知的境界。

王阳明术业三变，悟道而创心学体系，悟心即是理，论知行合一，揭致良知教，倡万物一体之仁，证四句教法，将心学智慧浓缩于《传习录》《大学问》等代表作中。知行合一，事功可称。心学用于政务，王阳明都从开导人心入手，以求逐步实现政通人和；心学用于军事，面对叛乱纷起，认为“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用兵伐谋，攻心为上，改征讨为招抚，于是四方安定。在哲学思想成熟的人生最后阶段，王阳明成为了明朝的专业“灭火队长”。他终成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人物，在明代皆居绝顶。

王阳明前三变为学，是因为自身思想的束缚，找不到人生的价值所在；后三变为学，是不断打破封建思想的束缚，唤醒人的主体性，行内圣外王之道。他弟子上千，在明代中期以后，开启影响数百年的王门学派。《明史·儒林传》说：“嘉隆之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

嘉靖七年（1529 ），57 岁的王阳明病逝于平叛归舟，临终之际，弟子问有何遗言，他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说完瞑目而逝。从龙场悟道，到天泉证道，直到临终“亦复何言”，他为何把人生看得如此通透？又为何能成为三不朽人物？

实乃在为圣之志引领下，他打通名利，打通生死，打通古今，打通文武，打通儒释道，打通文史哲，集心学之大成。

山为仁者，守着龙冈这方精神圣域，阳明去矣，守仁常存。龙冈山上一轮月，仰见良知千古光。

我们把目光再投向万里长江，只见长江后浪推前浪。从儒学创始，到经学理学，再到心学，王阳明以“反传统”的姿态站在时代的浪尖上，享受着人生至乐境界——吾心光明。

我们把目光再投向金山蔽月山房，当年诸客在惊奇之时，以此考小王阳明，又是脱口而出：

山近月远觉月小，

便道此山大于月。

若人有眼大如天，

还见山小月更阔。

从大如拳的一点金山，到大如天的一双慧眼，仿佛就是王阳明的人生轨迹。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万物一体，此心光明的王阳明，世间一切已无法遮其视野，尘埃尽拭。而今我们追寻王阳明圣迹，在阳明洞天，在龙冈书院，在金山湖畔，入光明境，夫复何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