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曾在中国丝绸博物馆做过题为“满世界寻找敦煌”系列讲座，回溯其从1985年开始赴欧美、日本寻找敦煌宝藏的经历，除了学术内容亦不乏一路访问中的感受。该系列讲演后根据录音而成系列文稿，在《文史知识》上连载，澎湃新闻经授权节选其中数篇文章相继予以刊发。

日本收藏的敦煌吐鲁番文书非常丰富，作者分两次介绍在日本寻访的过程。《从羽田亨纪念馆到杏雨书屋》为作者日本寻访第二篇，记述了日本静嘉堂文库、天理图书馆、羽田亨纪念馆、杏雨书屋等收藏单位的寻访经历与收获。

一走访静嘉堂文库的惊喜

静嘉堂文库是日本三菱财团第二代社长岩崎弥之助创建的收藏中国古书的文库（图1）。1907年，岩崎家购入中国清代四大藏书家之一归安陆心源的全部藏书，奠定了静嘉堂的基础。陆心源的收藏非常丰富，其藏书楼叫皕宋楼，即有两百部宋版书的意思。三菱财团还有一个东洋文库，以莫理循（ George F. Morrison）文库为基础，跟敦煌学的关系更为密切。

图1静嘉堂文库

研究敦煌学的学者肯定要去东洋文库，对于静嘉堂文库收藏的吐鲁番文书，早先外间知者甚少。1966年，龙谷大学小笠原宣秀《吐鲁番佛教史研究》一文，介绍了静嘉堂文库藏的六件佛典断片。我原以为静嘉堂文库就这几件，没有什么特别。1990年11月30日，我跟随关尾史郎先生走访静嘉堂文库，是去参观宋本《册府元龟》的。看完《册府元龟》，随便地向馆员问了一句，你们有敦煌吐鲁番文书吗？馆员说有，一下子抱出八大函装裱好的文书断片（图 2），每一函封面上都写了一个封题，如“北魏以来写经残字素文珍藏第多少号”，从 81—88号，可想而知素文的收藏非常巨大。馆员看了这批文献的入藏记录，是 1935年前后购入，购入时已装裱成折本形式的八册，均为“素文”旧藏。随后我便开始搜寻素文旧藏文书，在日本期间就找到一些线索。

图2静嘉堂文库藏高昌写经残字

1990年11月，日本“古典籍下见展观大入札会”展出了一件《唐仪凤二年西州都督府北馆厨牒文》，后边有跋称“素文先生以为是否”，知道是素文旧藏。这件文书后被千叶县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买去。

1990年秋，京都临川书店《洋古书总合目录》第 130号刊出了两件此前未见的西域出土古写经书影。其中一件轴端签题“回鹘写经残卷”，下小字书“吐鲁番出土素文珍藏十号”，文书非常完整，后有王树枏写的很长的一篇跋。“十号”是素文收藏编号。装裱用的织物、装裱形式跟静嘉堂文库的吐鲁番文书一样。

我回国后，问北京图书馆善本部有没有“素文珍藏”，工作人员找到两件，一件轴端签题“北凉以来写经残卷出吐鲁番素文珍藏”，编号涂抹掉了，当是文书转手后，新藏家把编号涂掉了。还有一函编作临字号的，装裱和静嘉堂收藏的完全是一个模式，内容一半是汉语，一半是胡语。

经过一番调查，得知这位素文姓梁，名玉书，字素文。周一良先生提示我清末笔记《都门识小录》里记述了一段有关素文的事，说吐鲁番出了很多经卷和文书，外国人大力收购，王树枏、梁玉书也收购，但是老百姓宁肯售给外国人，也不给王树枏和梁玉书。王树枏是新疆布政使，是新疆当地最大的官。梁玉书是什么人？梁玉书是清朝派到新疆清理财务的官，他的收藏一点不比王树枏差。

这是我在静嘉堂的收获。我买了一套静嘉堂吐鲁番文书的照片，并把消息告诉了施萍婷老师、陈国灿老师、池田温先生。静嘉堂文库的人后来给我写信，说你走之后，又来了好几波人看这些东西。

二天理图书馆的莫高窟北区文物

天理是关西地区的一个小城市，因天理教而得名。天理教是日本的一个小宗教，二战后发展迅速，聚集了很多财富。教会借一些图书馆和收藏家缺钱抛售之际，大力收购图书文物，建立了天理参考馆、天理图书馆，一个放文物，一个放图书。其藏书有《文馆词林》《永乐大典》等，还有大量西文珍本。在我之前，台湾学者王三庆先生去天理大学交换一年，仔细看过馆藏敦煌写卷，写过一个报道式的目录。

1991年2月，我经奈良女子大学横山弘教授介绍，去天理图书馆进行了考察。

天理图书馆藏品的来历比较复杂，其中最主要的一批是张大千收集的敦煌莫高窟北区文物，不是藏经洞出的。莫高窟北区464、465窟是一个回鹘文的印刷所，里头有回鹘文木活字，有很多回鹘文佛经，如回鹘文插图本《十王经》残片。张大千在莫高窟临摹壁画的时候，偷挖了很多文物。后来张大千去巴西，把这批文物放在香港出售，有些被天理图书馆买走了。有西夏文的册子，还有回鹘文、汉文残片，主要是宗教典籍，世俗文书很少。我把每一个东西、每一个册子过了一遍，做了记录。这些东西现在有一些刊布出来了，有一些还没有完全刊出。

与唐史关系密切的是一组张君义文书。张大千说这些文书是在沙子里发现的，他有一天吃完西瓜，把瓜皮往沙子里一戳，结果露出来一个胳膊，往下一挖，还有一个头骨，几片残片，一个完整的卷子，还有几件公验（图 3）。张君义是个军官，打仗战死后，士兵们收了他的遗骨和公文书，一起运回他的家乡敦煌。张君义文书肯定是埋在莫高窟顶层的那一排洞窟中，那是瘗窟，就是埋人的，这些文书都是随葬品。其中的公验文书被天理图书馆购去，上面钤有盐泊都督府的印章，这是位于今焉耆的一个唐代羁縻府。

图3天理图书馆藏四镇经略使公验

与天理图书馆藏张君义公验相关的还有《张君义勋告》，原件也是张大千挖出来的，现藏敦煌研究院资料中心。唐代官员下葬时会随葬告身抄件，原件则留在家里。唐朝有门荫制度，儿孙授官的时候要拿出告身来证明祖上在哪年哪月哪日得了一个几品的官。所以家里保留告身原件，抄一份副本随葬，抄件是没有盖印的。吐鲁番唐代古墓出土了很多告身，全是不带印的，而且抄件一般会省略原件上一起受官的人的名字。《张君义勋告》是景龙三年（ 709）张君义在打了一次胜仗后授勋的告身，这件文书把当时一起立功授勋的人名都抄上了，非常难得，也非常重要。朱雷先生专门写过一篇张君义勋告的研究文章。

《张君义勋告》原件是怎么到敦煌研究院的呢？这要感谢徐伯郊先生（图 4）。徐伯郊是徐森玉的儿子，1949年以后应周总理的安排，代表国家在香港购买文物，《伯远帖》等著名文物都是他从各大藏家处购买来的。1992年我住在香港北角的时候，经他的弟弟徐文堪先生介绍拜访他，听他讲了很多故事。徐伯郊因为跟张大千熟悉，看到《张君义勋告》就帮国家买了，然后文化部调拨敦煌研究院收藏，我看过文化部的购买档案。

图4徐伯郊在张大千所临敦煌菩萨大士像前

天理图书馆还有很多好东西，如敦煌的《行脚僧像》，是流散的大谷收集品。又有一件敦煌写本《太上妙本通微妙经》卷十，完整的一卷，其装裱形式和北京图书馆所藏原大谷探险队所获敦煌写本相同，题签上有“太玄真一本际妙经道本通微品第十殿”。上一篇说旅顺博物馆藏大谷探险队所获写经丢了十件，这就是其中的一件，“殿”是《千字文》编号。《本际经》在敦煌写本中很多，但卷十的整卷只有天理这一件。《本际经》是唐初盛行的道教经典，后来散失不全，只存残本。吴其昱先生把巴黎、伦敦的残本做过汇辑，但是他也没见过这件。我找到了这件，特别高兴，订购了这件文书的照片，交给姜伯勤先生的弟子万毅，他把整卷录出来发表了。

三宁乐美术馆的热情款待

宁乐美术馆也是私人的，位于奈良水门町依水园内。依水园是非常漂亮的日式庭院，就在奈良国立博物馆附近。我去宁乐美术馆看过两次普通展，但没能看到敦煌吐鲁番文书。后来请花园大学研究敦煌禅宗典籍的衣川贤次教授联系到了馆长，馆长答应我们去看文书，并且同意拍照。1991年2月21日，在我离开京都前的一天，我们去了宁乐美术馆（图 5），衣川教授专门找了一个摄影师，扛着三脚架，把未刊敦煌写本全部拍摄了高清照片。

图5作者在宁乐美术馆（1991年）

我们很早就知道宁乐美术馆有一批唐西州蒲昌府文书。唐开元二年（714），为了防突厥来侵，蒲昌府有大批往来文件，大概四五十件包在一个很大的锦缎书函里，函内有伯希和法文题跋，并附有不知名者的汉译文。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一个叫顾鳌的官人托人把这批文书带到日本出售，经过多次辗转收藏，最后到了宁乐美术馆。这批文书之前发表过部分照片，我得到了全部文书的照片，文书上的茬口都非常清晰。后来我在《历史档案》杂志里看到一篇《唐代档案》的文章，刊布了六件辽宁省档案馆从罗振玉家接收的唐代档案。是什么档案呢？就是蒲昌府文书。杂志上的图比较模糊，我拿宁乐美术馆藏文书的茬口一对，有一件基本能够拼合。我就写了一篇很小的文章，介绍辽宁省档案馆藏蒲昌府文书。现在馆方提供给我们很好的彩色照片，可以对比。

蒲昌府文书还有几处收藏，桥本关雪美术馆有三件，另一位日本藏家有二十馀件，京都大学日比野丈夫发表研究文章，但是他对藏家守口如瓶。将来如果能把散在各处的蒲昌府文书凑在一起，可以拼出一个很大的长卷。

宁乐美术馆还藏有敦煌《八相变》（图6），记载释迦牟尼的八个故事，随行摄影师拍了高清照片，过去的《敦煌变文集》没有收录，我回国交给张涌泉和黄征，供他们校注《敦煌变文集》所用。

图6宁乐美术馆藏《八相变》

四探访羽田亨纪念馆

羽田亨是日本东洋史专家，曾任京都大学校长。他是个很复杂的人，一方面学术地位非常高，一方面掺和了政治，他跟日本大财团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羽田亨去世后，京都大学把他的旧宅改建成羽田亨纪念馆，他的普通书存放在馆内，善本书被杏雨书屋买走。杏雨书屋属于武田科学振兴财团，书屋的名字来自内藤湖南的书斋名。内藤湖南去世后，其善本书被杏雨书屋收购，普通书和手稿被关西大学买去。

1991年2月13日，我在高田时雄的陪同下走访了羽田亨纪念馆。我之所以去羽田亨纪念馆，还要从小岛文书说起。1943年，日人小岛靖号称从李盛铎家的遗留品中得了两件景教文书，一件是《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图7a），一件是《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赞》（图7b），称为“小岛文书”。小岛将文书的照片分别寄给羽田亨和佐伯好郎。羽田是日本当时最权威的东洋史专家，佐伯是日本研究景教的权威专家，1916年就在英国出过英文的景教研究著作。

图7a小岛靖所获《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

图7b小岛靖所获《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赞》

两位学者收到照片后都发表了文章。羽田在文章里表示他有点怀疑真伪，但是因为佐伯写了文章，他也得对小岛靖有个交代，所以他写了文章，对内容做了一番考证。这两件文书，一件尾题“开元五年十月廿六日，法徒张驹传写于沙州大秦寺”，另一件题“沙州大秦寺法徒索元定传写教读，开元八年五月二日”。羽田认为题记的年代有悖史实。

景教最早由波斯人阿罗本在贞观九年（635）传进中国，故此唐朝人以为景教是波斯人的，将景教寺庙叫作波斯寺或波斯胡寺。玄宗时有一批大秦僧人来到长安，告诉唐人景教源于大秦（叙利亚），所以应该叫大秦景教，而不是波斯景教。天宝四载（745），玄宗发诏敕将波斯寺全部改成大秦寺，这时才有了大秦寺。开元五年也好，开元八年也好，哪来的大秦寺？羽田亨说题记不对，但他最后还是肯定两件写本是景教文献。

然而题记和正文是一个人的字迹，一般来说，正文和题记字迹一样就是一个人写的，题记是伪，本文不也是假的吗？文书里还有一段老子《道德经》的注文，他们就说景教徒为了增加自己的势力，把唐人喜欢的《道德经》抄进去了。这是曲解，我对这个论点很有怀疑。

1945年日本战败前，小岛靖从天津回日本，在船上丢失了《大圣通真归法赞》，另一件《宣元至本经》带回日本，后捐给同志社大学。我向同志社大学申请看《宣元至本经》，申请了三次，都不给看。榎一雄也曾怀疑文书真伪，他去同志社看过原件。他写的文章里提出，文书后有一行李盛铎题记，是另外用纸贴上去的。榎氏认为，李盛铎若要题记，可以直接写在文后，没有必要另外贴纸。

有意思的是，羽田亨之子羽田明编辑《羽田博士史学论文集》时，在为小岛文书研究的文章配图时，没放小岛文书的照片，而放了另外两张照片，一张是《志玄安乐经》，后有李盛铎题记，一张是《大秦景教宣元本经》。小岛文书叫《宣元至本经》，这件叫《宣元本经》。文章和配图的内容对不上，我猜测可能是羽田明故意放错，他知道小岛文书有问题，于是改放了两张李盛铎旧藏真品。

我看到《志玄安乐经》和《宣元本经》的照片，就想知道这些照片现在何处。我猜在羽田亨纪念馆，于是去那里找。我问有没有照片？馆员说有，五百多张，两大柜子，都洗成很大的照片，并裱在硬纸板上。我们赶紧快速翻阅，里头有一大批李盛铎的旧藏，还有有邻馆的藏卷，书道博物馆的，宁乐美术馆的，大谷光瑞的，旅顺博物馆的，什么都有，大量没有发表过的敦煌吐鲁番文书，其中特别亮眼的是李家的东西。之前我只见过三四种李氏收藏印，如“李盛铎印”“木斋真赏”“麐嘉馆印”，这里有“两晋六朝三唐五代妙墨之轩”“李盛铎合家眷属供养”等很多印章，在其他敦煌卷子上没见过的。我快速地摹了这些印文，准备回北京后，与北大图书馆藏李盛铎善本书上的印章进行比对。

几天后，我就结束了日本之行，飞到了伦敦。我在英国时，和中山大学林悟殊教授住同一个公寓。林悟殊是研究摩尼教、景教的。我与林悟殊探讨，我说敦煌景教文书共有七件，只有一件是伯希和收集品，其他六件属于散藏品，分散在李盛铎、小岛靖、高楠顺次郎等藏家手中。这从概率上来说不对，其中肯定有假的。林悟殊说咱们就开始研究吧，你研究传播史，我研究内容。于是我们俩以小岛文书为突破口开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