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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秋季，我于南开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留校，是中国古代史教研室最年轻的助教。中国古代史教研室气氛非常和谐。王玉哲、杨志玖、杨翼骧先生，都是谦谦君子，温润如玉。教研室主任、副主任分别是刘泽华和冯尔康老师，也都奖励后进。我是教研室助理，主要任务是买书。我乐此不疲。

有一天，冯老师对我说，中华书局《文史知识》“人物春秋”专栏约稿，你能不能写几篇。我很高兴就答应了。这就是后来发表在《文史知识》1983年第 8期的《唐玄宗的道路》、1984年第8期的《“中兴”贤相裴度》两篇文章。

那个时候，我已经在《中国史研究》《历史研究》《文史》等杂志上发表过长篇文章了。但是，给《文史知识》写文章与此不同，要求是专业学者写大众阅读的文章。两点综合在一起，就是不能太专业，也不能太俚俗。后来冯老师转告我，编辑部认可我写的稿子。这给我很大的鼓励。中华书局对于年轻初学者的培养、支持与激励，也可以从这一点小事上看出来。

1985年以后，在杨志玖先生的指导下，我又为《文史知识》撰写了“隋唐五代官制讲座”的连载。这个连载有一些难度。因为制度史内容要写通俗，不好写。后来结集出书的杨志玖先生主编《中国历代官制讲座》，据读者反映，有些文章就是不够通俗。我当时有一个基础条件，就是此前我在杨先生的指导下，给《中国历史大辞典 ·隋唐五代卷》撰写了大约十万字的词条， 隋唐五代段的官制词条绝大部分都是我在先生的指导下撰写的。后来我又在胡戟先生的鼓励下，给三秦出版社写了一本《唐代官制》，就是这段写作的副产品了。

当然，撰写连载与单篇文章还是不一样的。连载的文章需要有统一的谋篇布局。隋唐五代官制，这个主题相对单一，各篇之间的结构容易把握。但有些连载就不一样了。

1989年至1998年间，除了中间短暂回国外，作为洪堡学者(Hu mboldt - Stipendiat)和大学教授，我在联邦德国工作了很多年。时任《文史知识》编辑室主任的敦煌学家柴剑虹先生，一度因为搜集海外敦煌吐鲁番资料的工作，与我联系比较多。他陪中华书局领导来欧洲出差时，我还曾邀请他在特里尔大学做过演讲。当时，我在德国大学里开了一门“中外关系史”的课程，涉及西方汉学的内容。他鼓励我写一个连载。我就动了心。这完全是一个新的领域。中文世界除了港台地区一两篇关于五十年代大学汉学系的介绍文字外，几乎没有任何资料。这就需要构建一个“德国汉学史”。好在德国本土找资料相对容易，于是，图书馆、旧书店(有些书就是旧书店找到的)，学术杂志上的Nachruf(悼词、讣告)以及附录的学者发表目录，学生对于老师的悼念文章，傅海波(福赫伯)撰写的《德国大学的汉学》(Sinologie in Deutschen Unisitaeten)小册子，就成为最现成的资料和线索。这是我阅读德文资料最多的时候，于是，成就了1992年至1993年间我在《文史知识》上的另一个连载—“德国的汉学研究”，大约占了十多期的篇幅。后来还出版成书。有一次，波鸿大学马汉茂教授 ( Prof. Dr. Helmut Martin)笑着对我说，这样的书应该由德国人编写。

此后，我大约有二十年没有给《文史知识》写文章了。二十一世纪以来，第一篇文章是《文史知识》编辑的约稿，《宏观视野下的丝绸之路》(《文史知识》2015年8期)。时任编辑部主任刘淑丽博士，又特地来清华大学面谈，约我写一个“'一带一路’上的中西交流”的连载。从2018年1月开始，大约有二十期。这些文章经过大幅度的增补和修订，成就了另外一本书《文明的边疆：从远古到近世》(中信出版集团，2020)。与我在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 《胡天汉月映西洋：丝路沧桑三千年》不同，后面这部书的主要稿子来自《南风窗》的连载，是给更广大的读者撰写的，行文更通俗一些。《文史知识》的读者需要站在学术前沿上的通俗化，要求有新意，行文还得持之有故，风格也要显得“学术”一点。

近四十年时间，林林总总加起来，我给《文史知识》编辑部撰写了近五十篇文章。从隋唐史到西方汉学，从《资治通鉴》到中外关系，几乎伴随了我的整个学术生涯。先后与许多优秀的编辑和学者打交道。这些构成了我与中华书局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刘进宝教授主编的《丝路文明》大型学术丛刊上，给我的《中西文化关系通史(上下)》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撰写了一个书评。其中特别提到我给《文史知识》写的许多文章(《丝路文明》六辑，251—252页)。很感激他的关注。其实，追溯起来，这些文章，涉及我个人学术成长所留下的一个心结。

我们这一代读书人，主要在“文革”期间完成中小学基础教育，大多有很丰富的自学经历。自学就得有适合自学的书。对我来说，有几部中华书局出版的通俗著作， 给我留下了印象深刻。比如，吴晗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和合订本《中华活页文选》。我中学是没有读过历史的，连课本都没有发过。但是，“中国历史小丛书”就是我的历史读物；“活页文选”的作品就是我的古文课。当然，难一点的还有郑天挺主编的《中国史学名著选》，特别是徐中舒的《左传选》、缪钺《三国志选》。读大学时又读到翦伯赞、郑天挺主编的《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唐长孺主编的第三册和董家遵主编的第四册)。还有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特别是其中的“古汉语通论”，内容极其广博；“常用词”的解释举一反三，读后令人豁然开朗。如果没有这些入门津梁，像我这样动乱中求学的读书人，是很难踏入文史领域的门槛的。我个人的成长，除了要感恩从小学以来的各位老师的辛勤教导之外，中华书局出版的这些书籍(当然也包括其他出版社的图书)，就是我最好的学术导航。

今年正值中华书局创建110周年，应《文史知识》编辑部之约写篇纪念文 章，我就自己的这些经历写下如上文字，表达祝贺与纪念之忱，也表达自己由衷的感激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