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时报·新黄河客户端记者 钱欢青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泰山，五岳独尊，是中国第一个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其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内涵，博大浩瀚。2022年，皇皇150万言之三卷本《泰山编年通史》出版，这是中国首部山岳编年通史，其以众多学术创新，系统阐释了泰山文化的重要价值与历史地位，充分揭示了泰山文化的核心内涵和时代意义，堪称“全景式泰山文化镜像”。著名学者车锡伦认为，作为第一部编年体“国山通史”，其书“不论从内容、体例、叙述方式诸多方面均自成一体，可谓一代经典著作”。

《泰山编年通史》的作者，是当代著名泰山文化研究学者、泰山学院泰山研究院教授、山东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泰山文化研究基地首席专家周郢。

自学成才

作为一名蜚声学界的泰山文化研究学者，周郢却有着传奇般的“自学成才”经历。以至于日本汉学家小仓芳彦在《周郢文史论文集序》中感叹：“未曾领受过专门学者特定指导的青年，竟能获取这般众多的丰硕成绩，自令人对其颖悟才俊表叹之余，又当瞻仰中国学术界之源远流长而不已。”

童蒙时，周郢便开始“自学”，“对自己感兴趣而课本上却没有的内容，自己找书来读”。那时读了林汉达先生的一系列历史故事书，奠定了他对古文史的热爱。专门走上自学之路，则是从初中后开始。由于幼小时随父母辗转陕南，小时候周郢多次转学，学习跟不上，“到了初中，课堂学习更感困难。不仅数理化不行，语文、历史也不对路。”这样去考高中，当然没有希望，周郢由此疏离了学校学习，把全部精力转到了自己深感兴趣的文史领域。“在家中一心一意从头学起。一边看书，一边写成短文向报刊投稿。大约过了不足一年，文章就能发表出来。这大大增加了我学习的兴味。”这一年，周郢十四岁。

自学当然绝非易事，独学无友，异常寂寞，周郢无法像大学生那样享受到与师友切磋的学术氛围。他最大的困难，就是缺老师指导，而古代文史许多领域都很专深，如无人引导，很难进入。为了能攻克障碍，周郢四处投函，向各界名家求教，“比如美术史求教过潘絜兹先生，金石学求教过黄永年先生、李志敏先生，魏晋史求教过日本多田狷介先生，宋史求教过顾吉辰先生，元史求教过邱树森先生，高丽史求教过韩国许捲洙先生。”此外，在求学过程中，周郢还拜识了王汝涛、陈显远两位专家，他们对周郢指导教诲尤多。

自学不仅孤独，还有身边众人的不理解甚至歧视，“虽有专家的热情提携，但更多听到的却是冷言冷语，这其中也夹杂了嫉妒和漠视。1989年《中国青年报》刊发我自学成才的长篇通讯后，泰安一位老作家难抑激动，向当时有关领导上书数千言，推荐人才，信件发出，如泥牛入海。”虽然他人的冷眼让周郢颇感受挫，但他把歧视变成了动力，“拿出具有高水平的成果来回应他们”。“情迷”泰山

在自学中，周郢拜识了一位老师——从事陕西汉中文化研究的学者陈显远先生。受他的启发，周郢也开始关注起“地域文化”。周郢自小生长在泰山脚下，幼时便在岱庙中玩耍，8岁便徒步攀上山顶。可以说早就感受到泰山的魅力。

真正想研究泰山，则源于一次偶然的远足。1984年10月，周郢偶然看到一本书中提到一个泰山名人萧大亨，因为幼小便听家长讲过他的故事，就产生了寻访他的墓地的愿望。“于是便让舅舅带上我，几经周折，在金牛山下寻到这一古墓。墓地牌坊耸立、石仪巍然的景象让我震撼。心想这是一位怎样的历史人物呢?他在历史上是有功还是有过呢?可是回来查《明史》，竟找不到这位人物的传记。这更让我产生好奇和兴趣，下决心一定把他的事迹弄清楚。”15年后，周郢的专著《明代名臣萧大亨》便缘于少时这番寻古。由萧大亨而其他泰安人物，由泰安文化而渐涉及泰山文化，就这样，周郢正式踏上了漫长的泰山文化研究之路。

研究泰山文化，周郢特别注重野外考察，他的很多成果便是来自于此。比如因为钓鱼岛，琉球历史多为人关注。而周郢发现，在泰安人物中，正有一人与此历史密切相关。“此人便是明代东平人杜三策。他曾被任为正使，持敕前往琉球册封。我想如果能在他的文献中发现有关记载，定对当前研究有所推进。于是我两次赶赴东平，寻访杜三策后人，从其家藏清代、民国递修之《东原杜氏族谱》中发现杜三策所撰《使琉球疏》，这是崇祯敕封琉球的第一手资料。此文尚未见载于各种史籍，乃是一篇新发现的奉使琉球文档。”去年在协助拍摄《大泰山》过程中，周郢在无字碑上识读出了一段唐马元贞投龙题记，反映了武周代唐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对唐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野外考察当然会经常遇险。周郢记得1987年第一次前往肥城陶山考察时，历经了“陶山界上炮声隆”的惊险一刻，“那天天气极为酷热，我又是徒步登山，登到一半时，只听四周炮声一片，原来是附近在开山炸石，烟尘一片。”但陶山也让周郢收获颇丰，后来他十几次来到此山，寻获到唐杞梁妻碑文、唐代征高丽石刻、碧霞元君宏济经等重要史料，陶山成为他学术研究中的一块“宝地”。

勤奋的田野考察，加上因为自学起家、兴趣广泛，所涉领域广博，练就了周郢敏锐的学术眼光。比如，在研读韩国史时，他发现韩国高僧“信云”，便是泰山普照寺碑中的“云公”;读中医史时，发现自宋至清著录的一系列秘方，都来自“泰山石壁”，由此考索出宋惠民局在泰山书刻药方这一医史秘闻;读天主教史时，发现明末天主教传播泰安的珍贵记录;读西方绘画史时，寻觅到用油画绘泰山的较早记录。一般研究者不大可能同时涉及的几个较远领域，周郢却因兴趣所致而涉猎广泛，因此便能时时获得新史料，产生新的见解。这种学术上的“打通”，不仅有利于广采其他领域的资料用于研究泰山，也能在泰山文化研究中发现并解决众多其他领域的学术问题：他喜欢红学，于是便发现红学中未解决的疑点，能在泰山文献中找到答案;他研读韩国史，于是发现泰山唐碑中记录的“扫辽”，乃是唐与高丽的战争记录;他旁涉航海史，就发现泰安明人墓志中所记的“下番海船”，是罕见的郑和之后又一次大规模建造海船作再下西洋准备的记录;他在灵岩寺见明人程鹏起所刊诗碑，发现此人是明壬辰之役中“借兵暹罗”案的关键人物，而在诗刻中也多次出现相关文字，足以发覆这一抗倭秘史诸多内情。这些从泰山文化研究中“溢出”的学术成果，也让他在学界备受瞩目。

“为岱宗勒成一史”

因为出色的文史才华，1986年初，年仅16岁的周郢即被邀参与《泰山志》的编写工作，一干就是三年。1989年，19岁的周郢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学术专著《泰山历史纪年》。周郢在本书“后记”表明心迹：“幼学初涉史书，获读《资治通鉴》数卷，即对其编年列目的体例、叙事寓理的史笔，深为叹服。近修《泰山志》，郢应招忝列志馆，已近三载(1986—1988年)。其间翻览历代山经岳志数十种，卷底万壑胜景与千秋史迹，益增我对名山的无限挚爱。但同时感到这些记叙多自地理角度，难以纵览一山的古今变迁，于是产生效《通鉴》体例，为泰山撰一编年通史的构想。遂于修志之馀，检阅史档文献，探寻古迹遗址，过访乡贤后人，数历‘暗砌蛩吟，晓窗鸡唱’之境，每‘吮残墨而凝神，搦秃毫而忘倦’。前后三易其稿，历时年馀，而始成此《泰山历史纪年》一编。不禁为己身于韶华之年，能成此为‘岱宗勒成一史’的名山之业，自豪于胸。”

20多年之后，几经辛勤编订，那本18岁时的成年礼，10万字的《泰山历史纪年》，终成皇皇150万字的《泰山编年通史》。

《泰山编年通史》分为三部分：“编纂大旨”详述作品的体例、特色和创新，“导论”历述泰山文化的发展变迁，“编年”逐条诠释泰山历史。有学者认为，《泰山编年通史》具有多元学术创新，“最重要的一点，是没有局限于泰山一隅，而是怀着整体观念，放眼中华历史长时段的文化结构和事态来抒写泰山。把泰山视为中国大历史与大文化的一个投影，将其与历史上重大的治乱兴亡、社会变革密切绾合。这种写法，不仅能揭晰泰山文化的发展脉络，还能以个案具体体现中华民族信仰形成的发展历程”。将大历史与泰山区域史丝丝相扣，使《泰山编年通史》既是一山之史，又是中国全史的“局部缩影”。

《泰山编年通史》总计引用各类文献近八千种，万条左右，取材之宏博，亦令人惊叹。除了新近出土、发现的各种资料，周郢还利用海外访学经历，广搜资料。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泰山编年通史》对泰山文化研究的理论创新。西方史学家提出“长时段”观念，认为历史研究不能仅限于关注细节，更应关注长时段的文化结构和事态。周郢借鉴这一理论，从大的时间点上对泰山历史文化进行新的分期，“泰山文化贯穿中国古今历史，其文明历程从未中断，但其文化结构在不同时段中却呈现出各自特点，捕捉到这些特点，便理清了泰山文化的发展脉络。”因此，在具体史事基础上，《泰山编年通史》提出了泰山历史文化“五期说”，即：先秦至秦汉时期为“政治山”形成期，魏晋南北朝为“宗教山”形成期，隋唐宋金时期为“文化山”形成期，元明清三代为“民俗山”形成期，民国以来为“精神山”彰显期。本着这一认识，《泰山编年通史》虽以朝代为章节，但内在思路中却贯彻了这一文化分期——即每一时代的引言及编年记事，皆有意彰显各自时段的文化特点，虽史事繁杂，而红线宛在。

《泰山编年通史》甫一出版，即备受学界好评，入选“鲁人版”2022年度十大好书。德国著名艺术史家、汉学家雷德侯教授认为，此书“不仅是一部以时间为序、详述历史大事的编年史，也是一部兼记朝野、视角多元、雅俗共赏的文化全史”。

《泰山编年通史》之后，眼下周郢又即将完成《泰山石书：碑刻中的大历史》《泰山碧霞元君文化考论》两部书稿。“卅载灯青，一函鬓雪，心绪平生托碧山。”(周郢《沁园春·赴欧访书感赋》)对于周郢而言，泰山文化研究，没有止境，他将在这条大路上，继续慨然前行。

【人物档案】

周郢，当代著名泰山文化研究学者，泰山学院泰山研究院教授、山东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泰山文化研究基地首席专家。三十余年来专注于泰山文化史料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工作，主持国家及省市社科项目多项，已出版《碧霞信仰与泰山文化》《泰山与中华文化》《泰山国山议》《泰山志校证》《明代名臣萧大亨》《羊姓史话》等著作10余种，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红楼梦学刊》《世界宗教研究》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300余篇。应邀在北京大学、国家图书馆及韩国、日本、越南等地讲学，传播泰山文化;接受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走遍中国》等栏目采访，并在央视《法律讲堂(文史版)》专题讲述泰山奇案。在泰山文化研究领域，研究精深，成果丰硕，被称为 “泰山太史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