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共和国的办刊史，已是七十余载。作为“共和国学术期刊的长子”，《文史哲》杂志自1951年5月1日创立以来，伴随着社会主义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走过了筚路蓝缕的七十年，并成为中国人文学术的佼佼者，在海内外享有声誉。2021年5月9日，值《文史哲》创刊七十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回信，肯定“《文史哲》创刊70年来，在党的领导下，几代编辑人员守正创新、薪火相传，在弘扬中华文明、繁荣学术研究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鼓励《文史哲》及全国期刊界“坚守初心、引领创新，展示高水平研究成果，支持优秀学术人才成长，促进中外学术交流”。这封回信向中国人文社科界提出了办新时代高品质学术期刊的殷切期望。

为庆祝《文史哲》70年华诞，现任主编王学典主持编纂《文史哲》与共和国人文学术七十年书系。2021年7月，丛书系列之一的《与共和国人文学术的初创（1951-1966）》（陈峰、董彩云著）重磅推出。谈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史哲》，人们不禁慨叹这样一个问题，一个地处非政治中心、学术中心的地方性刊物，缘何能够一度占据全国学术中心，铸就山东大学文科的辉煌时代，乃至成为民国学术向共和国学术嬗递的重要引领者。“本书在回望《文史哲》参与和推动全国性胡适思想批判运动，‘五朵金花’学术大讨论，新话语、新视野下的中国文学革命的历史场景，以及再现《文史哲》与共和国初期学术转型的波澜壮阔之中就给出了答案。”

《文史哲》是共和国学术期刊的急先锋。1949年，随着新政权的建立，马克思主义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社会政治方面发生巨变，意味着塑造相应的学术形态成为必然，这昭示着新的学术革命即将拉开帷幕。然而，人文学术界存在一个突出的问题，那就是除1949年创刊的《新建设》《学习》和1951年诞生的《新史学通讯》等杂志之外，全国的学术刊物寥寥可数。学术期刊是学术活动的载体、学术交流的园地、学术连接的纽带，直接关乎学术发展的兴衰。要想迎接学术革命的到来，形成学术活跃的局面，开辟新的学术阵地迫在眉睫。时任山东大学校长的华岗以其敏锐的嗅觉捕捉到了这一学术动向。1951年5月，在他的大力召集之下，在全校的文史学科带头人共同商讨之后，《文史哲》应运而生。华岗本人出任杂志社社长，副校长陆侃如和文学院院长吴富恒为副社长，历史系主任杨向奎则担任主编。得益于华岗的胆识与魄力，《文史哲》在中华大地诞生，开启了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的先河。必须提及的是，起初被称为“全国无人敢办的同人刊物”的《文史哲》之所以能够开花结果，离不开山东大学的鼎力支持。山东大学植根于山东这片红色热土，历来富有革命传统。加之1951年3月与华东大学这所专为山东解放区培养急需党政干部而创办的政治大学合并，革命氛围变得愈加浓厚。一定程度来说，《文史哲》在新旧学术演变中充当排头兵，正是山东大学红色基因的传承与延续。

《文史哲》是新旧学术转型的先行者。据吴富恒回忆，华岗办刊的一个出发点就是要通过《文史哲》打破旧有的、单一的学术模式，建立起一种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的新的学术范式。基于这样的定位，华岗着手《文史哲》的建设工作。一方面，由于曾经长期奋战在宣传工作一线，他深知理论传播对于塑造学术形态的重要性。所以，他几乎倾注了所有热情来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落实工作，不仅亲自向全校师生开设专门课程讲解马克思主义，而且鼓励山大文科教师运用马克思主义新观点来从事科研工作。很快，山大校内就培植出一批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学术研究，推崇唯物史观、批判唯心史观的学者。这些学者常将颇有新意的稿件投给《文史哲》，这使得《文史哲》成为新学术的家园。另一方面，华岗又是颇有谋略的革命家。俗话说：有破才有立。为了树立马克思主义学术范式，他积极推动了批判实验主义的学术运动。一个典型的事例是，1955年《文史哲》发动了有计划有组织的胡适批判运动，成为整个20世纪五十年代“批胡”的主阵地。批判胡适的目的就是清算“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确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学术领域内的领导地位。虽然政治批判和学术批判杂糅在一起的利弊还难以评估，但不可置否的是，《文史哲》确实矗立在了学术洪流的潮头，助推“全国性的胡适批判运动”的确促进了新旧学术的转型。

《文史哲》是国内一流学者的汇聚地。华岗不只是饱含理想的革命家，还是拥有学术抱负的学者，这点从他即使行政事务繁重，仍然亲力亲为《文史哲》的撰稿、审稿等可见一斑。他在文史哲方面均有涉足，最有建树的是中国革命史研究，本身就是一流的学者。同时，山东大学还拥有文学、史学、哲学领域的一批领军人物。中文系冯沅君、陆侃如、高亨、萧涤非为代表，历史系借新成立之机，吸引了大量颇有学术名气的学者。比如，除了以杨向奎、童书业、黄云眉、张维华、郑鹤声、王仲荦、赵俪生、陈同燮为首的“八马同槽”外，还有吴大琨、许思园、华山、丁山、卢振华、莫东寅、袁寿椿、韩连琪、孙思白、蒋捷夫等。他们的研究领域覆盖了中国古代史、近代史、思想史、农民战争史等，形成了一个有机的历史研究群落，使得山大历史系声名鹊起。这些学者大部分都是外来的，或是向往山大兼容并包的办学风格，或是因院系调整合并而调入，当他们来到山大以后，大都选择进入《文史哲》编委会，既是优质稿件的提供者，又常常不计报酬做很多琐碎的工作，从组稿到审稿、校对到印刷、再到刊物发行。有这么多学术名流保驾护航，不难想象《文史哲》繁花似锦的场面。

《文史哲》是学术薪火的传承者。虽然《文史哲》在弘扬新学术方面不遗余力，但是出于尊重学术发展的规律，华岗倡导学术自由和争论。拿20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讨论来说，《文史哲》的得力干将杨向奎、童书业，以及华岗本人都持“西周封建论”。这使得怀有不同看法的人疑虑这场学术大讨论能否在《文史哲》开展起来。华岗总是鼓励持不同意见的人写文章的做法很快破除了这种看法。《文史哲》积极践行“百家争鸣”的方针，刊载了不少战国封建论、魏晋封建论的文章，成为“金花”绚丽绽放之地。不仅如此，《文史哲》还十分重视发扬学术民主。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国情，共和国学术取代民国学术犹如一场疾风骤雨，使得旧有学术被迅猛洗刷。为了避免学术的一元化，《文史哲》始终为“旧学术”留有一席之地，不仅将“旧学者”如杨向奎、王仲荦等收入麾下，而且不排斥考据学者的文章。譬如，《文史哲》的创刊号上刊登了郑鹤声《天王洪秀全状貌考》，该文对洪秀全的样貌进行了细致的考证，具有典型的考据学特色。此外，《文史哲》在“延揽大学者”的同时，还乐于“扶植小人物”。华岗规定，《文史哲》每期尽可能推出一个新作者，每期至少要有一篇论述现实的文章。20世纪八十年代成名的学者如李泽厚、庞朴、李希凡、韦森等等，都曾受到过《文史哲》的“提携”，《文史哲》曾刊发他们的处女作、成名作或代表作。正是由于具备海纳百川的学术胸襟和气度，《文史哲》才能发挥留存中华学术遗产、赓续中华文化传统、储备优秀学术人才的作用。

无疑，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史哲》创造了新中国刊物史上的奇迹，奠定了《文史哲》在中国人文学术界“极具影响力”的地位。国学大师季羡林曾说：“全国有关人文社会科学的杂志为数极多，但真正享有盛誉者颇不多见，山大《文史哲》系其中之一。”可以说，《文史哲》是共和国学术史的一面旗帜，是人文社科领域总结办刊经验得失的范本。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成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大使命。其中，人文学术期刊的作用至关重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期待“老牌学报”《文史哲》延续优良传统，践行新时代办刊精神，为弘扬中华学风、昌明中华学术、传播中华文明做出更大贡献。（作者系中国地质大学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