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于《文史精华》2012年第2期

阿甲（1907—1994），中国当代著名戏曲理论家、表演和导演艺术家，探索传统京剧表现现代生活的突出代表，被公认为是“中国戏曲导演的擎旗人”和“新中国戏曲表演理论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原名符律衡、符镇宝，江苏宜兴人。1938年春到延安，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延安平剧院研究室主任、副院长，与江青等一同参加京剧《打渔杀家》演出，还参加了《逼上梁山》的演出。曾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建国后，历任文化部戏曲改进局研究室主任；中国京剧院总导演、副院长；中国文联首届委员；中国剧协第一届常务理事，第二届理事和第三、四届副主席。是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参加编导京剧《三打祝家庄》、《赤壁之战》，京剧现代戏《白毛女》等。1964年，以阿甲为主编导的现代京剧《红灯记》公演后获得巨大成功。文革中，阿甲受到了江青一伙的残酷迫害，曾经被“两报一刊”点名批判。文革结束后，阿甲又焕发了艺术青春。晚年定居无锡曹张新村。有《戏曲表演论集》等著作。

两个李玉和——临阵换将钱浩梁走红全国

阿甲将《红灯记》剧本改出来后，眼看着1964年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大会的时间越来越近了，作为编导，他深知京剧是一门综合性的艺术，就这么“纸上谈兵”下去是不行的，剧本究竟如何，必须得到实际的演出中去接受检验，在舞台演出的基础上再进行修改和充实。

在中国京剧的传统演出中，历来是先有一个成功的本子，然后才能进行排练，这次阿甲决定对剧本实行边排练边修改的办法进行。

阿甲的举动，使演惯了传统京剧的人们一时无法接受。阿甲却不管这些，他必须采用一切手段，调动一切因素，创造一切条件，达到排演出一部优秀现代京剧的目的。

阿甲将演员、舞美等人员都召集起来，动情地说：“现在离全国现代京戏观摩大会的时间越来越近了，我们不能再用传统的方法，等剧本出来了再排练，我们现在就开始，一边排练一边修改剧本。有人说我这样做是违背京剧艺术规律，我说这也叫合乎艺术规律，为什么文字上的东西就不能在实践中修改呢？”

中国京剧院立刻进入了一种大战将临的紧张排练。

可是就在《红灯记》排练的关键时刻，演主角李玉和的李少春突然脚被扭伤，前面5场已经基本排好，要是“李玉和”一时不能参加排练，那可怎么办呢？这可就耽误大事了！

李少春是中国京剧界人人皆知的名角，1919年出生于梨园世家。其父李桂春是一个既能演河北梆子戏又擅长京剧表演的著名演员。李少春7岁时，父亲请了著名的练功老师沈延臣专门教其练习武功。以后又请了谭派老生陈秀华和杨派武生丁永利传授技艺。1938年，李少春拜余叔岩为师，并在京津沪舞台上崭露才华。年仅14岁，便和蜚声中外的京剧大师梅兰芳同台演出京剧《四郎探母》，并得到梅兰芳的赞许。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在全民抗战的推动下，李少春和翁偶虹合作，编演了《文天祥》。他从人物出发，在余派基础上吸收了麒派激昂慷慨的念白方法，成功地扮演了坚持抗敌的民族英雄文天祥。

解放前夕，李少春和袁世海合演的《野猪林》已唱红大江南北。1962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成彩色戏曲片《野猪林》。在开拍之前，善于根据人物性格设计唱段的李少春对剧本又进行了修改，增加了一节“问苍天”的唱段，让林冲在此充分地抒发了蒙冤受屈、满腔悲愤的心境，让全剧“逼上梁山”中“逼”的主题体现得更加突出。

特别是对于现代京剧《白毛女》的演出，更是李少春在艺术上一个新的转折。为了塑造好杨白劳这样一个旧中国受苦受难的农民形象，李少春在表演时绝不满足于外表的装饰，而力求做到神似。他深入农户家中体验生活，听老农讲旧社会所受的压迫与剥削，认真体验中国农民的感情，将外部的动作与内心的体验交融在一起，做到动静相促，形神相融，使得这个人物在现代京剧的舞台上栩栩如生。

在排演过程中，李少春与导演阿甲的配合是默契的。当杨白劳被穆仁智设计“请”到黄家，灾难突然降临的时候，他不愿卖女抵债，苦苦哀求挣扎，终于被封建恶势力所压倒，决定服毒一死。为了表现杨白劳在面对这一系列尖锐的矛盾时内心世界所经历的复杂冲突，排练中李少春从规定情景出发，向导演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并设计了“摔僵尸”、“小翻身”等舞蹈身段，对于烘托舞台气氛以及刻画人物都有着强烈的艺术效果。

阿甲让李少春出演李玉和也是经过认真考虑的。

一来江青在中南海时曾经点名让李少春出演李玉和，这样做也是“贯彻”了江青的指示。更重要的是阿甲作为这部现代戏的编剧与导演，对李少春十分了解，认为以李少春的艺术功力，在舞台上来演李玉和这个英雄人物，一定会取得成功。《红灯记》中有一段李玉和与李铁梅父女革命情感的表演，由于有了《白毛女》中父女之情的表演基础，因此阿甲认为由李少春来扮演李玉和，实在是塑造这个英雄人物形象的最佳人选。

果然，李少春一投入排练就很快进入角色，并协助阿甲为李玉和设计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临行喝妈一碗酒”等一段段精彩的唱腔。“赴宴斗鸠山”一场，原剧本写李玉和被拉下去就不再上来了，李少春建议受刑后应该再推上来，踉跄挺立，转动椅背，倾泻出满腔愤怒，唱一段[快板]斥骂鸠山，痛快淋漓高亢有力，形象地展示了一个共产党员英勇无畏的民族气节和斗争精神。

李少春设计的这个动作，使阿甲不由拍案叫绝。

李少春到医院一检查，原来是由于排练中过度劳累，腰肌劳损，必须休养，一时恐怕难以继续参加正常的排练。

阿甲得到此消息后，很长时间没有说出一句话来。

现在他必须得重新考虑人选。

作为一名导演，他知道演员对于一部京剧成败的重要性，于是便开始在全院挑选适合的演员，可是选去选来，上哪里去选一个能够与李少春相比的人呢？

幸好在开始排练之前，对于李玉和这个人物实行的是AB制——A角是李少春，B角是其徒弟钱浩梁。

钱浩梁（文革中改名浩亮），1934年生于梨园世家。6岁随父学艺，10岁进入上海戏剧学校，1956年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2年调入中国京剧院一团，拜师于李少春门下。他天赋较好，基本功扎实，杨派、尚派及盖派武生戏、长靠、短打、花脸戏都拿得起来。

对于钱浩梁的个头、身段等外形，阿甲认为还是适合李玉和这个人物的。可是一进入排练，阿甲发现这个“李玉和”并非那个“李玉和”了。

阿甲经常会冲着钱浩梁喊停。

“为什么要停？”钱浩梁站在那里，有些不解。

阿甲说道：“你怎么能这样对待敌人？”

钱浩梁有些摸不着头脑，看看阿甲：自己演得又恨又气，心中充满着仇恨，难道不应该这样么？

阿甲耐心地说：“你这是去'赴宴斗鸠山’？你与敌人斗的是智，你的地下党员身份这时还没有暴露，必须得与敌人进行周旋，说话哪能像赴刑场一样的硬呢？这样一来，不就自己暴露了自己吗？这样表演合乎地下党员的生活吗？”

钱浩梁知道阿甲是一位革命老前辈，对于地下斗争的生活自然比自己了解得深刻，就照着阿甲所说的重新进行排练。

可是刚一开始，阿甲又叫停了。

钱浩梁看着阿甲，问道：“这不刚开始，才说了几句话怎么又叫停了？”

阿甲还是那句话：“你怎么能这样对待敌人？”

钱浩梁真有些不解了，不是按照你说的在对话吗，怎么又不对了？

阿甲看来有些急了，他将剧本卷在手上，走到钱浩梁的面前，用剧本不停地敲着面前的椅子背，连连说道：“你这里对敌人要笑……笑……冷笑。”

钱浩梁用手摸着后脑勺：“对敌人要笑？”

阿甲加重语气说道：“是的，这里对敌人要……笑，要与'你’的对话相配合，因为鸠山'请’你去赴宴，实际上是他设计的一个阴谋，你表面要装做'感谢’——笑，但说话却要刺中对方，也就是说在这里作为扳道工李玉和，应该是'脸是笑的，话是冷的’，这才合乎人物的性格和场景。”

阿甲的一番话，使钱浩梁茅塞顿开。

通过与钱浩梁一同排戏，阿甲认为钱浩梁与李少春之间还是有差距的，这个差距就在于对于这场戏的认识、体会与部分的唱腔上。不可否认，钱浩梁在排练中还是认真的，他不断地向导演请教，不断地向自己的师傅学习，很快便有了长进。但是在唱腔上，阿甲还是希望钱浩梁能够在传统京剧的基础上有所突破，让李玉和的形象在舞台上更加有光辉。

北京的冬天寒冷而干燥，北风带着雪花，呼啸着在房屋的四周飞旋。

在紧锣密鼓的“边排边改”开始时，有人问阿甲：“唱腔新一点好还是老一点好？”

阿甲回答说：“出奇不意，在人意中。”

沿着阿甲在编导《红灯记》的整个过程，顺着他所走过的足迹，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辽阔的中国传统京剧的原野上，为现代京剧拓荒奋进的脚印。这就是“既认真继承传统，又大胆突破传统，对京剧程式'加以选择，改造、创建、更新’。现存的明显的传统程式不见了，但到处可见带有程式特征的动作适度夸张和强烈节奏；保留了唱腔的基本旋律、板路、唱法，而又根据人物的内心活动加以灵活变化、创新……”

传统京剧对于李玉和、李奶奶、李铁梅等剧中人物，都是有各自的行当和名称的，也就是说他们都在舞台上有各自公认的“角”，什么老生、小生、青衣、花旦、老旦、花脸等等，自从有京剧以来，都是有一定的旧的模式的。

阿甲在编导时发现，这种旧的京剧模式，严重地影响到现代京剧的发展，必须在实践中进行相应的变化和改进。但是，这绝不是过去人们常说的“旧瓶装新酒”，而是一种质的变化。

演李玉和的李少春是中国京剧界的名角，对于传统戏的把握自然是炉火纯青，在排练中不但与阿甲的配合默契，而且会不时地提出一些好的建议，使李玉和的形象更加完美。

可是现在李玉和换成了李少春的徒弟钱浩梁，阿甲不得不感到有些棘手，他要求钱浩亮跳出旧的京戏模式，不要将李玉和拘泥于某一个行当，一开始对方却并不理解。

钱浩梁看着阿甲，那目光好像在问这位编导：“怎么个'跳’法？”

阿甲说道：“得将一切艺术手法综合起来，除了动作，在唱腔上也要体现，要有所突破。”

当排到李玉和面对母亲的壮行酒时，阿甲让停下来。

阿甲走过去说道：“要……要这样。”

说完，他做了一个豪迈的饮酒的动作，这种动作是完全京剧传统式的。可是，一声“谢谢妈”之后，那高亢的唱腔就立刻跳出了传统的唱法，完全表现出了革命者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

唱[西皮二六]

临行喝妈一碗酒，

浑身是胆雄赳赳。

鸠山设宴和我交“朋友”，

千杯万盏会应酬。

时令不好风雪来得骤，

妈要把“冷暖”时刻记心头。

…………

激昂的唱腔跳出旧窠，穿透风雪，使剧组里每一个人浑身的热血一下了沸腾起来……

钱浩梁连连叫好，接着便根据导演的要求，开始重新排练这一节。

谁也没有想到，作为B角的钱浩梁在后来《红灯记》的演出中独霸舞台。1965年第6期《戏剧报》刊登了钱浩梁在《红灯记》中扮演李玉和的剧照，从此他跨过A角李少春开始走红全国。

慧眼认珠——年轻的高玉倩饰李奶奶

阿甲决定让年轻的高玉倩来演李奶奶这个角色，没有想到他的意见刚一提出，就遭到了多数人的反对。

中国京剧院是什么地方？那里可是全国京剧名角的集聚地，怎么能让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演员跨越京剧中的行当，来担任这样一个与她过去的演出完全不同的重要角色？

要知道，在传统京剧的演出中，最忌讳的就是跨行当的演出。

阿甲着急地说：“我……我们自己不能把演员的戏路搞得太狭了，我认为由她来演老旦是可以的。”

在《红灯记》开始排练之前，随着主角李玉和的确定，几名配角也很快就选定了，那就是由著名演员袁世海和杜近芳分别扮演鸠山和李铁梅，叛徒王连举由孙洪勋扮演，地下交通员由冯玉亭扮演，磨刀人由谷春章扮演，刘桂兰由夏美珍扮演。

可是，一个重要的主角李奶奶却一直没有定下来。

李奶奶是全剧中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在剧中有着大段的念白与唱腔，特别是“痛说革命家史”一场，更是全剧的重点与高潮，这个人物要是选择不好，全剧便会因此而“一落千丈”。

人们的视线都集中在过去剧院里老旦行的名角中。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担任导演的阿甲却突发“奇想”，选定了一位青年演员高玉倩。让高玉倩“跨行当”，人们一时难以接受。

阿甲的看法正好与之相反，他认为高玉倩经过多年舞台演出的实践，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经验，角色的转换不是问题。更何况她热爱京剧艺术，有很高的艺术天赋，虚心而刻苦好学，对于人物的把握历来都比较成功，由她来演这个角色，相信一定能塑造好，为全剧增色添彩。

高玉倩那时37岁，一直在舞台上演的都是青衣行，而这次要她扮演的李奶奶，按传统京剧的行当是一名老旦。“生、旦、净、丑”在舞台上各施其责，这在中国传统京剧的演出中是很严格的。也就是说一个演员的舞台生涯，在学艺的时候早就决定了。

剧院里的行家们都认为，扮演李奶奶的人选不仅举手投足要有革命母亲的姿容，而且唱腔要用大嗓，更要嗓音洪亮，舞台表演具有慈母心怀。

除了“行当”的转换之外，提出高玉倩不适合演李奶奶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李奶奶是一个革命老人，无论从年龄，从生活经历来讲，她们二者之间都有距离，担心演出时感情上不容易上去。

最后，院领导决定此角色在全院公开选拔。

中国京剧院是一个藏龙卧虎之地，消息公布后，毛遂自荐报名者不少。

可是，在这些报名人员中，唯独没有阿甲极力推荐的高玉倩。

按照中国传统京剧的角色，高玉倩认为自己是演青衣的，与此角色无缘，因此也就没把此事放在心上。

眼看着1963年除夕即将到来，也就是说离最后的报名时间没有几天了，新年一过，剧院就要最后确定这个人选。

这年的除夕突然下起了大雪，但院子里仍然还是很热闹，吃完年夜饭后许多孩子便跑出家门，在屋外的雪地里欢天喜地地放鞭炮。

几杯酒下肚之后，阿甲心里火烧火燎，在家里怎么都坐不住。他对夫人方华说道：“我得到办公室去一趟。”

方华不解地问道：“都大年夜了，有什么事吗？”

阿甲一边披上大衣，一边说：“《红灯记》的人选还没有最后落实，我心里总感到不踏实，这个年也过不好，我得去办公室看一看。”

方华睁大了眼睛，不解地说：“三十晚上了，人们都回家过年，你到办公室去看什么？”

阿甲心里的“火”烧得慌，见方华问得仔细，就有些不耐烦地说：“你别啰嗦了，我去一会儿就回来。”

方华看看窗外，给阿甲找了一把雨伞，然后又给他用报纸包了一点吃的东西。

阿甲撑着雨伞，一头钻进了风雪里，接着进了办公室。

很快，高玉倩家的电话响起了铃声。

高玉倩拿起话筒，一听那不太连贯的说话声就知道是阿甲打来的，一下子惊住了：大年三十晚上，这位院领导打电话来找自己有什么急事吗？

阿甲对于高玉倩没有报名参加竞争李奶奶这个角色感到有些着急，在电话里用命令的语气说：“你，你马上来……来一下，到我的办公室。”

高玉倩问道：“现在吗，外面正下大雪呢！”

阿甲不容争执地说：“是，现在就来，我等你！”

高玉倩来到阿甲的办公室，阿甲把那本改编的现代京剧《红灯记》剧本递了过去，说道：“你拿回去看看。”说完之后也没有让她坐下，就站起来拉开房门。

阿甲锁好门后，就同高玉倩一起，踩着地上的积雪，各自朝自己家里走去，一路上都没有说一句话。

高玉倩回到家里，立刻开始读剧本。那些感人的情节与生动故事，很快就将她吸引，当读到李奶奶痛说革命家史时，她的眼睛里早已盈满了泪水。

一个除夕夜，高玉倩都没有入睡，她在电灯光下一遍又一遍仔细地读着，一次又一次为李玉和一家祖孙三代为革命前仆后继的精神所感动……就这样，她一直读到了1964年的春节，并决定要参加李奶奶这个人物的竞选。

可是她还是有些犹豫，因为她心里很清楚，一旦改演老旦，可能会毁掉自己演青衣的嗓子，弄不好老旦演不成，青衣也砸了。

她找到阿甲，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阿甲一听高兴起来，鼓励道：“你报名吧，这青衣改老旦又不是不可跨越的行当，你音域宽厚，改演老旦很有前途的。”

高玉倩正值年富力强、艺术上走向成熟的时候。她反复推敲琢磨了李奶奶这个人物的性格特征，做好参加竞选的准备。

试唱这一天，她来到练功厅，两眼放光，炯炯有神。那眼神、那架势真像电影《自有后来人》中看到的李奶奶一样，光彩照人。她亮开嗓子，唱腔高亢激昂，雄浑苍劲，一曲唱罢，四座皆惊。

角色的“转换”十分成功。

李奶奶的人选就此确定。

高玉倩技压群芳，终于成了一个年仅37岁的“李奶奶”，跻身《红灯记》剧组。

对于李奶奶的唱腔，依照传统京剧的唱法，在舞台上就会显得有些低沉，对于表现这位革命老人的精神就有些不太吻合。阿甲在导演时及时地发现了这个问题，于是立刻决定对其唱腔进行修改。

高玉倩根据阿甲所定的路子，在李奶奶唱到“打鱼的人经得起狂风巨浪”之后，将花脸的唱腔融入唱腔，全场听后顿觉耳目一新。

为了演好李奶奶，高玉倩付出了极大的努力。“痛说革命家史”一场是李奶奶在《红灯记》中的重头戏。这场戏中有一段李奶奶对李铁梅痛说革命家史的大段念白，在京剧老旦中出现这么一大段的念白是从来没有过的，按常规这也是京剧最忌讳的。高玉倩认为，把握不好，会影响整个演出效果。为了剧情需要，出身贫苦、又有生活磨难经历的高玉倩，利用人物内心表情和由缓到急的念白，把李奶奶这位革命老人塑造得栩栩如生。再加上高玉倩嗓音洪亮，吐字清晰，表演富有激情，一上演就获得成功。

青春偶像——三个李铁梅中选定刘长瑜

中国京剧院有一个从中国戏曲学校毕业不久的女学生，长着高挑的身材，一张漂亮的瓜子脸，见到剧院的老师们总是先露出甜甜的笑容，清纯的眸子里充满着一种无邪的天真，显得活泼可爱。

阿甲注意到，这个年轻人自从来到剧院，总是虚心地向老艺术家学习，身上有着一种执著的追求精神，不懂的东西总是要问个明白，在个人表演上进步很快。无论从外形和内在气质，这位年轻演员都已经初步具备了李铁梅的许多特征，让这位年轻演员走上舞台，完全可以演好李铁梅这个重要角色。

阿甲决定起用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演员。

谁知提出来后，却未能在研究时取得一致的意见。

提出异议的人们不能说没有道理。想想看，一部由江青亲自点名改编的现代京剧，参加改编剧本的编剧、导演和演出人员，大都是全国知名的京剧艺术家，在这个名家集聚的舞台上，让一个刚刚走出校门的年轻人与这些大腕级人物同台演出，她能“一步登天”达到那个水平吗？万一演砸了怎么办？江青要是怪罪下来，谁能负得了这个责任？

当时，剧院里能够担任这个角色的演员还很多，起用早已成名的演员是一种最保险的办法。

1964年，中国京剧院投入现代京剧《红灯记》的排练，开始李铁梅一角由“梅派”传人、著名旦角杜近芳扮演。杜近芳自幼就随著名京剧演员律佩芳、陈世鼐、刘玉芳等学戏，1948年拜王瑶卿为师，后又拜梅兰芳为师。1951年加入中国戏曲研究院京剧实验工作团（后转为中国京剧院），长期与李少春、叶盛兰、袁世海等艺术家同台合作，还曾问艺于王少卿、徐兰沅、周昌泰、姜妙香等京剧界的名人。杜近芳的艺术风格兼融梅（兰芳）、王（瑶卿）且有自己的创造，在京剧舞台上既有婀娜娇艳之美，又具刚劲坚实之力。她的演唱音色甜美、圆润清醇，真假声结合，以声传情；吐字清晰，善于控制气息、音量和节奏；舞台形象秀丽典雅，刻画人物栩栩如生。

在此之前，她除擅演诸多梅派剧目外，还有许多独有的京剧剧目，如：《柳荫记》、《白蛇传》、《谢瑶环》、《桃花扇》、《野猪林》、《蝴蝶杯》、《玉簪记》、《佘赛花》、《桃花村》、《满江红》、《白毛女》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此之前所演的现代京剧《白毛女》，她在剧中很成功地扮演了杨白劳的女儿喜儿，因此由她来扮演现代京剧《红灯记》中李玉和的女儿李铁梅，人们开始也是充满信心的。

出生于1932年的杜近芳此时已30岁出头，几场排练下来，剧院领导便发现年龄有些偏大，而剧中的李铁梅只是一个17岁的少女，必须得从容貌上体现其天真、单纯、可爱的一面，于是便决定换演员。

根据江青在中南海召见时的要求，《红灯记》在开始排练时就采用了AB制。B组里演李铁梅的是一名青年演员名叫曲素英，她身材高挑，身段不错，于是便让她到A组来跟李少春配戏。

曲素英身高1.64米，在与李少春配戏的时候，李少春发现这个女演员个子太高，有时会挡住自己的视线，就叫美工给自己设法垫高了底鞋，将身材骤然升高了几厘米，但视觉效果仍不理想，这就无形中影响了李玉和的形象塑造。

阿甲对全院的演员进行了一次排队，最后作出了令人们意想不到的决定——让那个刚从戏校毕业不久的青年演员刘长瑜来担任A组的李铁梅。

刘长瑜生于1942年，祖籍无锡，年龄上比杜近芳小10岁。1959年毕业于中国戏曲学校，工花旦。曾随筱翠花、华慧麟、雪艳琴、赵桐珊、于连泉等名家学艺，1958年拜师荀慧生。京剧《卖水》是刘长瑜的成名作，以后她又演了《春草闯堂》等剧目。

阿甲最欣赏刘长瑜的扮相俊美，嗓音清脆，吐字明快，表演真切，同时虚心学习，善于博采众长的从艺精神。

阿甲力排众议，举出了一条条的理由，坚持要让这个年轻演员与名家们同台演出。

因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演出，而只是排练，如果不行还可以换人，人们抱着试试看的思想，最后同意了阿甲的意见。谁知一进入排练，这个刚走出校门的年轻演员不但将阿甲，同时也将剧院的人们吸引——她唱腔清亮、圆润，动作舒展大方，同时刻苦好学，很快就得到了大家的赞同。

可是刚进入排练，阿甲看了看就着急地叫停。

刘长瑜站在那里，睁着一双清纯的眼睛看着阿甲。

阿甲取下眼镜，问道：“李铁梅是这个样子吗？”

刘长瑜不解地说：“她不是一个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吗，当然得表现她的革命精神。”

阿甲看着这个年轻的姑娘，她是那样的单纯，这样的年龄知道多少革命的事情？如何能理解当年出生入死的革命者？

想到这里，阿甲自己先笑了起来，说道：“革命是那么容易的吗？是从外表一副严肃的面容就能反映出来的吗？李铁梅并不是一生下来就懂得革命的，这得有一个过程，你得表现出她的成长过程才行。”

刘长瑜仍然有些不解，用手摸着脑袋问道：“这是个什么过程？”

阿甲又一次笑了，走过去，以长辈的口气说：“小姑娘，排演时要自己慢慢地体会呀，要体现出人物的内心世界，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必须得下功夫。”

刘长瑜觉得面前的这位导演既严肃又可亲，就轻声地说：“导演，您是不是再给我说说戏。”

阿甲喜欢的就是刘长瑜这种虚心好学的精神，他戴上眼镜，就将手中的剧本打开，放在一张小木凳子上，对刘长瑜说戏。

刘长瑜在排练中经过反复体验，终于明白了阿甲在导演时通过这样一个调度，将李铁梅的迫切心情和一个孩子天真无邪都表现出来了，同时也暗示着这个“孩子”从对“表叔”的理解中，已初步懂得了一些革命的道理。

这句台词阿甲要求刘长瑜念得很快：“……你不说我也知道。”

李奶奶问：“你知道个啥？”

阿甲看看这个年轻人认真的样子，觉得自己有些过急，就温和地说：“好，我先得给你说一下。”

刘长瑜按照阿甲所说，自己又反复体验重新改动的地方：李铁梅在听了奶奶的问话之后，就用缓慢的念白说：“奶奶，你听我说。”

接着，刘长瑜用平缓抒展的唱腔，将阿甲刚刚写的几句台词唱了出来：

我家的表叔数不清，

没有大事不登门。

虽说是，虽说是亲眷又不相认，

可他比亲眷还要亲。

爹爹和奶奶齐声唤亲人，

这里的奥妙我也能猜出几分：

他们和爹爹都一样，

都有一颗红亮的心。

这样一改，几句唱腔，便将李铁梅的成长过程很自然地表现了出来，在全剧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传统京剧的表现手法，在现代京剧里重放光彩。

在阿甲的指导下，刘长瑜为了演好这一角色，深刻体会李铁梅“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的内涵，反复琢磨李铁梅这一人物的个性特征。她还深入到郊区农村一户老大娘家里体验生活。每天提水、做饭、拾柴，品尝生活的艰辛。多少年以后，刘长瑜回忆这个过程时曾感慨地写道：“这一段戏的节奏变化、起伏层次十分清楚，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过去跟着阿老排《红灯记》，那真是多好的学习机会呀，但是自己那个时候太年轻，不用心，很多地方还不太理解。……我下决心，一定要潜心学习阿老的导演实践和理论，使自己的表演能有进一步的提高。”

正是由于刘长瑜认真好学的精神，才使得《红灯记》一搬上舞台，她所扮演的李铁梅就受到领导和专家们的肯定。随着《红灯记》的不断上演，扮演李铁梅的刘长瑜成了那个时代的青春偶像。全国各地的照相馆里，立刻出现了成千上万个“辫子甩到胸前”、用双手紧捏辫子的李铁梅——这成了那个时代无数女青年追求的青春时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