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小进

近二十年来,笔者因对所学专业的爱好和从事文史工作的需要,曾对长沙城市的历史渐渐地生发了些兴趣。每于工作之余,披览古籍,凡见有关长沙史事者,或手自笔录,或加作索引;即小有心得,亦条记于册,以期日积月累,对湘城历史得一概略之印象。2003年,曾撰写此文,载于长沙市政协《诤言》2004年第一期。由于该刊系内部刊物,仅发行市政协系统,流行不广。今逢《文史拾遗》索稿,乃重新检出,并加”云麓宫”一则,以供有关研究者参考。

麓山寺的始建时代

岳麓山的古麓山寺,是湖湘地区创建最早的佛教寺庙。其始建年代,自唐以后史籍均作”晋泰始四年”,即公元268年,当代各类著作和有关资料,俱袭此说。然而,稍加思索,晋泰始四年为曹魏司马氏自立,建立晋朝(史称西晋)的第四年。其时,我国古代的三国时期尚未完全结束,西南蜀汉虽早于公元263年灭亡,但江南的孙吴政权犹在,湖湘地区仍处于孙吴的有效统治之下。而西晋灭吴,将湖湘地区纳入西晋版图,是在其十余年之后,即西晋太康元年(280)了。因此,麓山寺之始创时代应视为三国时期。那么,晋泰始四年(268)之说又从何而来?原来,此说源于唐李邕的《麓山寺碑》文。其文曰:“麓山寺者,晋泰始四年之所立也。”唐代于三国史,向视魏晋为正统,故多以魏晋年号以纪其事,而后人陈陈相因,未作详考,沿用至今。古人的正统观念,我们无须追究,但也实在不必去追袭了。因此,麓山寺的始建时代应视为三国时期,具体年代则为吴宝鼎三年,即公元268年。

云麓宫的始建时代

云麓宫是长沙岳麓山云麓峰上的道教建筑,是自古以来长沙道教的重要场所。但是其始建的时间一直模糊不清,令人无所适从。

清康熙《续岳麓志》云:云麓宫,明吉简王就藩长沙时倡建,后废。清乾隆《长沙府志》卷三十五”方外志”云:“云麓宫,在云麓峰上,即洞真虚福地,道士金守分募建。”从此,各种著述如《湖南通史》《长沙通史》《湖南省志》《长沙市志》,及其他各类史著,均从此说。其实,还是可以再作一番推敲的。

据明吴道行《云麓峰图说》,云麓宫,“即洞真虚福地也,旧有宫殿,废没已久。国朝嘉靖,太守孙复令道士李可经增树松柏、桐梓……仅茅舍一区”。隆庆间,金道士隐此,乃构宫殿五间,名曰”云麓宫”。

与吴道行同时代的晚明官员周堪赓,曾有一文《鼎建玄帝宫六元帅殿碑记》,记述了有关云麓宫之兴废。其文曰:“麓山遗迹,旧有玄宫……吉藩胙土以来,而旅祀隶焉。隆庆壬申,内辅李公安缔旧宫而新之,告成于万历甲戌之冬。”又,崇祯壬午年,有右辅忠吾张公”选材诹日,沿帝之常制,范新铁瓦”;平川王公一乐”捐镪,助襄厥美”,重修云麓宫。

吴、周二文俱说明,今云麓宫址”旧有宫殿”,系隆庆年间重修。吴文说是金道士所修,并”名曰云麓宫”。周文则说系李安重修。周说更为详细,云此旧宫名玄帝宫,而李安重修,系在隆庆壬申即隆庆六年(1572),于万历甲戌即万历二年(1574)竣工。二文都是没有提到明吉王王倡建之,仅周文云”吉藩胙土以来,而旅祀隶焉”,即为明吉简王就藩长沙以来的祭祀之所。

明吉简王就藩长沙,在成化十一年(1475),其去世在嘉靖六年(1527),历成化、弘治、嘉靖三朝,在藩52年。那么,在此期间,吉简王是否”倡修”云麓宫?查明嘉靖十二年(1533)刊刻的《长沙府志》卷之六”方外纪·寺观”,并无云麓宫的记载,更没有提到吉王”倡建”一事。但在卷之六”方外纪·寺观”有”岳麓宫”条,下云:“在湘水西,遗址即洞真虚福地。”又查明崇祯《长沙府志》,亦无吉王”倡建”云麓宫的文字,但在卷七”方外志·寺观”有”云麓宫”条,其云:“岳麓峰上,即洞真虚(佛)【福】地,祀祖师,石柱、铁瓦。”可知此云麓宫即是嘉靖朝之岳麓宫,是嘉靖十二年之前尚未修复岳麓宫,并改称云麓宫。明代自明太祖朱元璋始,在全国大封藩王,但又制定《宗藩条例》,于诸藩管束甚严。据《明世宗实录》卷八十二载,嘉靖六年十一月,楚王重修静寺,疏请赐额。礼部言:“祖制各王府不许私创寺观。楚王之请不可许”。“上然其言”。据此,明吉王似不敢有违”祖制”,擅自”倡建”寺观,其云麓宫”倡建”于”明吉简王就藩长沙”之时,值得再作深究。

综上所述,云麓宫之前,“旧有宫殿”,名为”玄宫”,嘉靖时名”岳麓宫”。而岳麓宫又始自何时?近阅清陈运溶《湘城访古录》卷九所录元虞集《潭州重建寿星观记》一文,记元代重修寿星观事。文中言及宋代寿星观,“旧无田以备瓜华之奉,庆元间,自岳麓宫分余业给之”。可知宋代庆元年间(1195—1200)即已有岳麓宫,且有余业给予河东的寿星观,以作”瓜华之奉”。此岳麓宫即当为明嘉靖时之岳麓宫。

五代至宋的长沙古城门

古代的城门,是人们出入城区的门径,也是城内街衢通道的起点。因此,了解古代城门的情况,对于研究古代城市的内外交通、城内的布局等问题,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长沙古城之筑,当在战国时期。但城门设置分布的情况,唐代及其以前尚无记载。五代时期始有长沙古城门的资料。据司马光《资治通鉴》之”后汉纪”及欧阳修《新五代史·楚世家》等的记载,五代时,长沙有长乐门、清泰门、浏阳门、醴陵门、端阳门、济川门、碧湘门等七门,各门的位置不详。据后人研究,浏阳、醴陵二门当为出往浏阳、醴陵二县之门,为东门;济川门,顾名思义,为临江之西门;碧湘门或为西南方向之门。今人多沿此说,当不谬。

宋代的长沙古城门,见诸清代地方志及近代以来有关长沙研究的不多,仅有碧湘门、驿步门、南楚门(一云平楚门)、云阳门等。其中,既有沿用的前代城门,也有当朝新修新开之门,亦当有将前代之城门更名而沿用者。近读几部宋人著作,却于无意中又有新的发现。一为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其卷三十一”建炎四年二月乙亥向子湮潭州抗金”条记载,是日金陷潭州,“敦武郎新杭州兵马都监王暕部民兵守朝宗门,亦死”。又卷五十五”绍兴二年六月乙卯解元率部入驻潭州”条载,是日,解元率部入潭州城,“屯于子城之内”,而原据城之李”宏中军由恩波门以遁”。据此,长沙已有朝宗门,并又有恩波门。一为《李纲全集》,其卷二十九”诗二十五”之《教习战舰五绝》诗,跋语云李纲”得唐嗣曹王皋遗制,创造战舰数十艘”,乃于”二月十八日临清湘门按阅”。是其时又有清湘门,且位置在城西临江。

南宋初年的长沙城

北宋时期的长沙城,历经百余年的承平,当颇是壮观繁丽。然而,至南宋初年又陷入一极大灾难之中。先是建炎四年二月,金兵攻陷长沙,屠城而去。其后”群盗大起”,先后有马友、杜彦、孔彦舟等数股溃兵土匪涌入长沙,烧杀掳掠,无恶不作,致使长沙城市遭到极大破坏。其时,长沙城内”官府廨舍、仓库、营房率皆无有,城壁摧毁,楼橹一空”,几无复之为城市。时任江西安抚大使的朱胜非曾目睹此情,说他”自桂岭而来,入衡州界,有屋无人;入潭州界,有屋无壁”。可知长沙残破之甚。

绍兴二年(1132)二月,南宋朝廷命李纲为荆湖南路安抚使兼知潭州,以平定湖湘之乱。李纲于是年八月进入湖南,十月至长沙,满目颓垣废壁,一片荒凉,曾作诗数首以志其事。其诗云:

“隔江望城郭,瓦砾稀人烟。十里无草木,髡尽群山巅。”

又《初入潭州二首》云:

”长沙自昔号繁雄,兵火连年一扫空。”

”昔年假道过长沙,烟雨朦朦十万家。栋宇只今皆瓦砾,生灵多少委泥沙。”

为此,李纲在赴潭途中,只得在衡州小作勾留,并令人先在长沙赶紧修造”城壁、营房、仓库、廨舍”,又上奏宋廷,请”给赐度牒紫衣师号”,以筹集修造经费,从而开始了南宋长沙城市的恢复和重建。

宋代的长沙城墙

城墙为古代城市自我防卫的建筑,同时也是古城大小规模的标志。古代的长沙城究竟有多大,四方至何处?仅明、清两代较为清晰,此前的一千余年则如处茫茫长夜之中。宋人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一书之卷六十六”绍兴三年六月”条下,有长沙城垣史料一则,颇感重要,兹录于次:

癸丑,赐潭州度僧牒二百,为修城之用。潭州自为敌所破,城壁皆坏。李纲以为汗漫难守,请截三分之一,未及成而纲去。至是,安抚使折彦质言于朝。诏监司相度。其后诸司言:潭州城围二十二里九步,西临大江,东、南两壁并依山势,不可裁损,惟北壁地皆荒闲,欲截去城地七里半,新城围计十四里有奇。奏可。后亦不克成。

绍兴为宋高宗年号,绍兴三年为公元1133年,潭州城即今长沙市。按南宋初年,湖湘地区屡遭兵燹。建炎年间(1127—1130),乱兵窜犯,潭州迭被焚掠。绍兴元年(1131),金兵攻破潭州,州城遭受严重破坏。绍兴二年,李纲来任湖南安抚使兼潭州知州,因奏请修复城垣,但以次年离任而罢。绍兴三年(1133),折彦质任湖南安抚使兼知潭州,于是旧事重提。南宋朝廷命监司相度,遂有了这个截去旧城地三分之一、重修长沙城垣的计划。监司的意见,清楚地记述了潭州城的形势与规模,即原”城围二十二里九步,西临大江,东、南两壁并依山势,不可裁损,惟北壁地皆荒闲”。因此,李纲提出”截三分之一”之请,不可能在西、东、南三面进行,惟北部开阔荒闲,可以裁截三分之一则七里半,而重修之新城围就只有”十四里有奇”了。这个”十四里有奇”,正是后来明、清时期长沙城围的长度。

然而,该史料又说,这个裁截三分之一的修城工程”后亦不克成”。事实上,该工程还是完成了。民国初年,长沙拆除城墙时,曾在兴汉门东侧今妇幼保健院处发现古代城门遗址,并出土宋代石刻”云阳门”门额一方,上有题款”景定庚申向士壁书并立”。景定系南宋理宗年号,景定庚申即公元1260年。向士壁时任湖南安抚使兼潭州知州。可知潭州城截去七里半的工程,是在向士壁任上完成的,其北部城垣也就是后来明、清两代的长沙北部城垣。其云阳门位置稍西,在明代则设有新开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作者李心传之所以云”后亦不克成”,系因其已于宋理宗淳祐四年(1244)去世,自然不可能知道景定年间之事了。

该史料之弥足珍贵,在于他揭示了北宋长沙城的规模,其周长二十二里九步,其北部当已达今湘春路以北了。五代时期,长沙为楚国的都城。马氏父子曾大兴土木,精心营建王都,并大力经营湖南,使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北宋时,湖南较为安定,商品经济十分发达,人口也有很大增长。北宋诗人张祁”长沙十万户,游女似京都”之句,即反映了当时长沙的繁荣。北宋时期长沙城规模之大,也完全是有可能的。

明代之长沙吉王府

长沙城市史,至明代又进入一重要阶段。这不仅在于明代长沙城垣之范围已最后确定,其四至历经四百余年,至清末民初亦未变化;还在于明代之长沙城又是明朝一藩封重地,其城内有城,而藩城内宫阙重重,连甍接栋,甚为华丽。

有明一代,长沙共封有潭王、谷王、襄王、吉王四王,其中潭、谷、襄三王为时均不长,而吉王自明天顺元年(1457)始封至明亡,延续了近二百年。在藩既久,而吉府又屡在长沙城内大兴土木,及至五殿三宫、亭台楼榭、池苑园林,室屋计八百有奇,面积几为长沙城十之七八。

关于长沙吉王府的建制沿革,现存的明嘉靖、崇祯《长沙府志》和明嘉靖元年刻《湖广图经志•长沙府》,以及清《湖南通志》《长沙县志》《善化县志》均有零星记载,清末陈运溶《湘城访古录》、民国李抱一《湖南省城古迹今释录》亦有些许记述。但迄今为止,尚缺乏科学的和全面的研究,实为憾事。近年,得阅《明实录类纂》,见有不少关于长沙吉王府之记载,深感既可补上述史籍之不足,亦可校正某些叙述之错误,弥足称贵。兹摘引一二如下,以为研究者之参考。

首先,是关于吉王府之沿革。李抱一《湖南省城古迹今释录》说,吉王府因潭王府故址改建。此后各有关著述均袭此说。然《明实录》载记颇有歧异。其”太祖实录”卷五十四”洪武三年秋七月辛卯”条载:“诏建诸王府。工部尚书张允言:诸王宫城宜各因其国择地……潭用潭州玄妙观基……上可其奏,命以明年次第营之。”又”太宗实录”卷十二载:“谷王橞请营宫殿于长沙府,上以天下初定,虑劳民费财,令择卫廨舍修理居之。”可知,潭、谷二府宫城,一建于元玄妙观旧址,一为原长沙卫府廨舍,二府并非一址。

吉王册封于天顺元年(1157),而王府之建设始于成化初年,成于弘治年间,历经二十余年。其址,未见《明实录》记载。然”熹宗实录”卷八十二”天启七年三月丁亥”条载:“先是,湖广巡抚李栖凤疏……查得湖广废府有九……尚有潭、谷二府坐落长沙。”天启七年为公元1637年,而此时吉王府建成已百余年,规模大具。是吉王府非潭王府故址改建明矣。

其次是王府修造工程之浩大。其”孝宗实录”卷一百二十九”弘治十年九月壬戊”条下载:

盖吉府房屋造自成化初年,今仅二十余年。初议修补价银不过七八千两,王少之,奏遣内外官员一依崇府式样修盖。于是前后宫殿、两廊各门、房屋墙垣展大鼎新,计用过物料百数十万,银米亦各数万,岁征夫匠三万余。兴工四年,止成急修房屋七百余间。其余工程,漫无纪极。

如此巨大之工程,百姓无法承受,以致地方官员也怨声载道:“土木太过,役重赋繁,人心嗟怨。”

至于王府宫城的规制,明初早有定制,《明史》之”礼志”记载清楚,长沙吉王府情况亦与相符,兹不赘述。

吉王府建造之宏丽奢华,从出土文物亦可见一斑。民国年间,长沙拓修黄兴路,曾于红牌楼一带挖出不少巨大石础,这一带正是王城南面牌楼之所在。20世纪90年代,又于五一广场南出土大青石板十余块。此青石板长、宽近一米,厚达三十余厘米,当为王城往南御道的铺石。市博物馆之”长沙出土文物精品展览”曾展出一块大琉璃瓦,长约三十四厘米,宽约二十厘米,色泽艳丽。此瓦闻出自五一广场即当年吉王府宫城所在之地层,由此可想其宫殿之高阔华丽。

长沙古城墙

(作者系本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