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22日，新华网发布一则电讯：

22日，正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大运河、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相继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我国已经申报成功的世界遗产总数达47处……

这则简短新闻的背后，是长达八年的漫漫申遗之路。大运河的申遗涉及8个省（直辖市）、20多个运河沿线城市以及文物、文化、水利、交通、城建等多个职能领域。其间，全国政协及相关省市政协通过委员提案、调研考察、大会发言、答记者问、举办高峰论坛等形式，做了大量细致、扎实和多方面的工作，对大运河保护与申遗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成为人民政协70年来履职成果亮点之一。

在人民政协成立70周年前夕，中国政协文史馆组成调研组，在北京、扬州和杭州采访亲历者，追踪那段并不遥远的往事。

▲2006年5月，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奎元（前排右三）率京杭大运河考察团在天津考察。

（一）

作为活动的全程参与者和组织者，已退休多年的王合忠2019年春天来到文史馆，向我们回顾了2006年全国政协大运河考察活动。他说，这次考察的目的之一即为大运河的申遗“造势”。考察团一路“兴师动众”，得到所到省市的高度重视。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天津市委书记张立昌、山东和江苏省的政协主席都出面参加有关活动；考察团到达最后一站杭州后，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省长吕祖善等会见考察团全体人员。

▲印有古文物专家罗哲文（左）、古建筑专家郑孝燮（中）、工艺美术大师朱炳仁（右）形象的中国大运河首日封。

王合忠对考察团成员高涨的热情仍有清晰印象。如文物专家谢辰生、罗哲文，历史地理学家陈桥驿等已年逾八旬，但都不避河堤陡坡，频频涉足泥泞之地寻根问底；考察团在天津考察时，考察团成员董良翚不慎脚踝骨折，但执意不脱离考察团，她一路或坐轮椅或架双拐，坚持完成了考察……

当年的考察团副团长刘枫如今已是82岁的老人。2019年4月，他在杭州寓所向我们回顾了这次难忘的经历。刘枫说，考察团从北京出发时不足百人，一路上不断有人员加入，到杭州时已达150多人。这从侧面反映了考察活动的社会影响。他说，大运河自山东济宁以北早已断水，成为故道，还留有一些遗迹，如河道、码头、船闸等。有些河道成了臭水沟或垃圾场，周边情状显得相对贫困。从济宁向南，一直到杭州，大运河还是一条运河，碧波荡漾、舟船穿梭，两岸富庶。刘枫特别提到现存运河极其可观的货运效益：相当于六条京广铁路的运输量。

考察团在杭州考察时非常认真，尤其是考察团中那些大名鼎鼎的专家们，对运河保护的细节可谓一丝不苟。已经83岁高龄的考察团成员、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组长罗哲文先生，被业界誉为“泰斗级”的老专家。

▲罗哲文骑行在大运河杭州段沿线考察

他的细致、认真和内行给不少同行者留下深刻印象，10多年后，刘枫还向我们称许罗老不简单，每到一处都比其他人多看几个地方。考察团曾行经一个较高的古塔附近，多数成员驻足观望，罗哲文则以八旬高龄执意爬了上去。刘枫还提到罗哲文外出考察时的标志性形象——脖子上永远挂着一架照相机。舒乙则说罗哲文“爱拍不带人物的景物照”。

▲京杭大运河扬州段的瓜洲渡口

（二）

2019年4月下旬，中国政协文史馆调研组来到扬州，实地追踪扬州市政协推动大运河保护与申遗的情况，并访问相关职能部门的当事人。

时任扬州市政协文史委主任王虎华向调研组提供了四本书，《扬州古运河》《扬州——中国运河第一城》《在江河湖海之间——大运河扬州段文化遗产》《运河“长子”的担当——扬州牵头大运河申遗记忆》。这四本书都是以扬州市政协为主体创作编辑出版的，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扬州作为大运河申遗的牵头城市，在大运河保护与申遗工作中的贡献和作用。

全国政协考察团2006年考察京杭大运河时，在扬州逗留的时间最长，考察的项目最多。

顾风时任扬州市文物局副局长，他担任主持工作的申遗办副主任，亲历了整个申遗过程。顾风曾任两届省政协委员，他告诉调研组，扬州的大运河保护和申遗工作是从政协开头的，申遗期间，政协起了很大的甚至是关键性的推动作用，他也曾利用政协委员的身份，通过政协会议发声，提出相关建议。

▲扬州市钞关西后街10号——大运河联合申遗办旧址

调研组在扬州实地走访了古邗沟故道、古茱萸湾、邵伯古镇等与大运河相关的遗产点。

邗沟建于春秋时期，是扬州乃至全国最早的人工水道，所谓“大运河的第一锹土”，就是在这里挖的。2006年5月25日，古邗沟故道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显然是配合大运河申遗的一项举措。如今邗沟故道两岸已得到充分治理，成为名副其实的运河公园，唯有几处岸边的标识性碑亭在提醒人们，这就是中国最古老的运河。

茱萸湾和邵伯都在扬州市郊区。

▲大运河扬州茱萸湾段

茱萸湾位于扬州城东北的湾头镇，是大运河的一个转弯处，也是富有原始运河风味的区域，河面上可见停泊或来往的货轮。这里是大运河从北向南进入扬州市区的门户，早在隋唐大运河时代，茱萸湾就多次被诗人吟诵，是一处消闲胜地。至今还存有一座占地5000多平方米的标志性古建筑——建于清代的水闸。闸区附近的街区，基本保留原有风貌，几乎见不到过度治理的痕迹。可见，在大运河申遗期间，茱萸湾没有被改造成现代化的运河公园，而是被原汁原味地留存下来。

邵伯古镇则是另一番情景。调研组先来到修葺一新的斗野亭公园，这里有一头造于康熙年间的邵伯铁犀，几经迁移于2000年落户于此。邵伯的运河河道和古堤坝如今已成为一道风景，古镇的民宅灰白相间，街区整齐有序，岸边绿树成荫、花草遍地、曲径通幽。调研组依次走过邵伯古堤现存的四个码头，都保存完好，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和大运河的遗产点。看得出来，邵伯古镇的运河遗产点在申遗期间得到大力而有序的治理，既保留了申遗点的原始遗存和风味，又成为一处可供市民休闲度假的运河遗址公园。

（三）

杭州是京杭大运河的最南端，有大量承传运河文化的遗址遗迹。调研组在杭州和绍兴的三天，可谓收获颇丰。

▲2019年4月，杭州市政协原主席虞荣仁回顾大运河保护与申遗情况。

在杭州市政协新办公区的一间会议室里，市政协为调研组召开了一个座谈会，请多位亲历者回顾大运河保护与申遗情况。杭州市政协原主席虞荣仁等出席座谈会。虞荣仁回顾了市政协在推动大运河保护与申遗方面所做的工作。他说，杭州运河沿线的面貌已今非昔比，政协发挥了应该发挥的作用。杭州市政协通过组织委员视察、常委视察、主席视察等视察活动，多层面、多角度地关注大运河保护问题，并邀请相关专家加以论证，最后以常委会报告形式报送中共杭州市委。当时运河沿岸有不少工厂，一些运河遗存已纳入拆迁规划，甚至正在拆除。市政协提出一系列保护建议。时任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很重视大运河保护与申遗工作，不仅通盘采纳了政协的意见和建议，而且成立了专门的工作机构——运河综合治理指挥部。虞荣仁还几次提到在杭州家喻户晓的一句“名言”，来表明运河的社会作用和文化承传——柴米油盐酱醋茶，自古运河送天下。

陈江现在是杭州市运河综合保护中心副主任，参与和见证了大运河申遗前后杭州市运河治理的全过程。陈江说，运河治理前污染严重，两岸的房屋几乎无人居住，如今则成了环境优美的生活乐园。他一再提到，杭州市运河的治理与保护，政协做了大量的推动工作，甚至可以说，运河两岸的每一个哪怕是细微的变化，都离不开政协的建议和呼吁。

▲杭州市拱墅区运河上穿梭的货轮

杭州市政协不仅为大运河保护与申遗“奔与呼”，而且还下大力气挖掘和整理历史文献，承传运河文化。市政协文史委组织编著了《运河名城——杭州》以及五卷本《杭州历代文献集成》等书，掀起了一波大运河保护和申遗的热潮。

调研组在杭州和绍兴走访了多处大运河遗产点，例如杭州市内的凤山水门遗址，塘栖镇的广济桥、历史街区、乾隆御碑，拱墅区的拱宸桥、历史街区、主题博物馆，滨江区的西兴码头、过塘行建筑群，绍兴的待月楼、古纤道、八字桥历史街区、浙东运河绍兴段等。

这些被“抢救”和保护下来的历史遗存各有风格和特色，区域治理和保护的模式也不一样，但都尽可能原汁原味地再现和展示运河两岸的历史、风情和韵味，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化遗产。

在杭州和绍兴的每一处大运河遗产点，我们都能在回味和感叹大运河的沧桑与风情的同时，真切感受到人民政协在推动大运河保护与申遗所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杭州的拱宸桥、广济桥都建于明代，绍兴的八字桥建于更早的宋朝，而广济桥当年已纳入省交通厅拆迁规划，正是在杭州市政协的奔走努力下，最终被保护下来，如今已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9年7月

本文选自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办、中国政协文史馆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73辑。作者刘仰东，中国政协文史馆研究员。 文字有删减，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