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庄电一，光明日报高级记者。1985年通过公开招聘考试调入光明日报社，曾任宁夏记者站站长。被宁夏大学聘为兼职教授，被北方民族大学文史学院、宁夏师范学院、银川科技学院聘为客座教授，被自治区政协聘为文史专员、参政议政人才库专家，是九届、十届自治区政协委员。

从事新闻工作30多年，陆续出版《记者的天空》《记者的感悟》《记者的眼力》《这方水土这方人》（上下册）《满眼风光》（上下册）《青山明月不曾空》等13本书。

（作者:庄电一：《记者生涯中的五次“新闻作品研讨会”》，原载《宁夏法制报》2023年2月7日8版）

时至今日，“新闻无学”的观点仍有不小市场。不论是在“界内”还是在“界外”，轻视新闻写作、认为没有必要研究新闻的都大有人在。有不少人认为：新闻稿很好写，有一点文字基础就可以，不必有多高的学问，也不用费多少力气，谁都可以写稿且可以发表，这也让一些人产生一种错觉：好像不用学习、无需培训就能当好通讯员，甚至能胜任专职记者的工作。因为认为“新闻无学”，许多编采人员都不太重视研究新闻业务，专门研究采编业务的人则更少。在编辑记者中，认认真真、持之以恒地研究采编业务的人就更是凤毛麟角了。

我们必须正视这样一个事实：在整个新闻界，还没有形成比较浓郁的学术研究氛围，新闻研究的队伍还算不上兵强马壮。新闻学研究，也没有像文学、史学等学科研究那样十分活跃、丰富多彩，虽然有些新闻单位创办了学术刊物，但发行量、影响力都很小，社会关注程度也不高。虽然新闻编采人员一般都写过业务研究文章，但许多人都是为评职称需要才动笔，其中有的甚至是东拼西凑、东摘西抄，并非是苦心专研、呕心沥血之作。这类“论文”，又怎么能激起人们阅读的兴趣，对新闻工作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现在，认为没有必要搞什么业务研究、本单位也没有人具备举办个人作品研讨会资格的新闻单位不在少数，我们很少听说有新闻单位特别重视新闻研究的，至于为一个记者专门举办新闻作品研讨会的“新闻”就更“鲜有所闻”了。但我却把为记者举办新闻作品研讨会看作是一种不可多得的“礼遇”。之所以有这样的认识，是因为我认为这对记者本人、对其同事、乃至整个新闻界都有意义！对于一个“享用”了五六次这样的“礼遇”的人来说，我是有深刻的体会的：每次作品研讨会，不仅提高了我的业务水平，而且为我注入了工作的动力，让我吸取了精神的力量！

有人会说，这样的研讨会，开一次也就够了，有必要开这么多次吗？如今回顾这些经历，我依然认为：每次作品研讨会对我都产生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把为记者举办作品研讨会看作是一种“殊荣”，甚至比获得新闻奖还值得珍视，并不是我矫揉造作、故作姿态，因为我认为这种“殊荣”是其它荣誉都不能代替的，它对人的鼓舞作用、激励作用和引导作用，也是其它表彰形式都达不到的。

“一个记者业务能力的提升，固然离不开自己内在的努力，但其努力的成果需要外在的认同。如果一个记者的努力和报社的肯定、读者的赞美形成及时的互动，那就会产生良性的循环，就会使记者工作得更努力，工作成果也就会更多、更出色。”这是《青年记者》杂志在我所写的文章《四次研讨会，四个加油站》后面所做的短评，短评的题目是：《媒体要鼓励记者成名》（2013年《青年记者》6月下旬刊）。这篇短评，还有如下的文字：“1992年，光明日报社为一个从业7年的年轻记者举办个人新闻作品研讨会，对记者本人来说确实是莫大的激励和鼓舞，记者会以更加努力和出色的工作来回报媒体。庄电一先生能成为全国著名记者（评价过高了，我不敢承受——作者注），得益于他始终对自己严格要求，始终保持头脑清醒，得益于他一项能力、一项能力地努力提升，一个目标、一个目标地奋勇登攀。他的成功，就是外部激励与个人内在努力良性互动的体现。”这段话，可谓是画龙点睛，因为它十分清晰地阐明了作品研讨会对一个记者、特别是对一个年轻记者的激励和引导作用。当然，文中称我为“全国著名记者”，我是愧不敢当的。

在30多年的从业经历中，我经历过很多事，也有许多难忘的记忆，而最让我感到欣慰、也多次回味的，不是到北京人民大会堂领奖，也不是在本地、到外地的巡回报告，而是我的几次作品研讨会。

到2013年的时候，光明日报社和宁夏记协等部门共为我举办了四次新闻作品研讨会。《四次研讨会，四个加油站》这篇文章，就是讲述这四次研讨会对我的影响和我的收获的。

四次研讨会，让我诚惶诚恐了，但更令我“诚惶诚恐”的事还在后头。2015年，光明日报社又筹划与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联合举办我的第五次作品研讨会。时任总编辑何东平不仅亲自做出安排，而且准备亲自参会并且讲话，因为他曾在一位记者的作品研讨会上专门提到了我（有相关文字见诸报端），对为我举办一次作品研讨会也早有考虑。正因为他没抽出时间，所以研讨会才一拖再拖，一直拖到了2016年5月才基本确定了会期。在此之前，我曾试探地问报社有关部门负责人：大家都很忙，研讨会也一再推迟，是否就取消算了？对方的答复是：已请示了领导，按原计划进行。既如此，那就顺其自然吧。

出人意料的是，就在作品研讨会即将举办的前夕，何东平总编辑离任了。真是“计划赶不上变化”！那么，前任总编辑倡导的事，后任总编辑还会认可吗？研讨会会不会因人事变动而“泡汤”呢？因为我对此并没有特别的期待、更没有希望由此给自己带来什么，所以，我便提出取消研讨会的建议。新任总编辑杜飞进在听取汇报之后明确表态：研讨会按计划举行，他也要争取到会。因为刚刚到任、事务缠身，分身无术，杜飞进总编辑最终还是没有到会，但是，他专门向研讨会发来了贺信。

2016年6月23日，由光明日报社、宁夏党委宣传部联合举办的研讨会终于召开了。光明日报社派李春林副总编辑、周立文主任、邓海云主任、马兴宇主任、高平站长和新闻研究部编辑彭景辉参会，与此相应，宁夏新闻宣传系统的重量级人物几乎悉数到场并即兴发言。时任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蔡国英，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安纯人也即席发了言。会后，光明日报和当地媒体都做出了报道，《光明日报》内刊《新闻研究》还出了一期特刊。

这次研讨会，对我来说具有特殊意义，能“享受”这样“待遇”的记者，在光明日报社屈指可数。

2016年是我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年。研讨会前后，有许多事令我深受感动、备受鼓舞：时任自治区主要领导为研讨会专门作出批示；曾任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宁夏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的陈育宁，当时在上海，但他闻讯后不仅精心写了发言稿，而且准备专程赶回银川，只是在我的劝阻下才改由他带的博士生代读；宁夏军区原副政委杨信宏少将远在新疆，虽然无法到会但也专门撰文表示祝贺；宁夏大学年逾八旬的新闻专业老教授王庆同不仅精心准备了发言稿，而且两次在会上发言；时任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蔡国英脱稿即兴讲了许多肺腑之言；时任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安纯人原来不准备讲话，最后还是“忍不住”，即席发了言；宁夏新闻宣传部门的负责人不仅悉数到场而且都发了言。

还有一件事，不能不提：杜飞进总编辑到任后，大力提倡发短稿：规定消息不超过1000字，通讯不超过2000字，但他居然破例“特批”以大半版的篇幅刊发我十访黎明村的长篇通讯，还特意选在研讨会的前一天刊登，以便报社参会的同志将近百份报纸带到会上，为研讨会添砖加瓦。为了开好这个研讨会，报社来的同志专门开了个小会、并做了明确分工。我自己也将刚刚出版的《满眼风光》《记者的眼力》《青山明月不曾空》带到会上。

会后，《光明日报》《宁夏日报》、宁夏电视台等媒体对研讨会都做了报道，光明日报还刊登了宁夏大学教授郎伟的评论文章。光明日报所办的《新闻研究》也破例单发了研讨会专刊。如此关爱一个已经退休、没有多少“剩余价值”的老记者，着实令人感动：我这个驻站记者没有白当，30多年的付出，都有了回报！新闻工作，不会亏待每一个真心为它付出的人。

第五次作品研讨会，为我的职业生涯划上了一个堪称圆满的句号，而划上这个句号的，既有我所在单位的领导和同事，也有我工作地方的领导和朋友，而我实际上与其中的任何人都没有私人关系、特别关系，也没有“过从甚密”，我从没有与任何人拉拉扯扯、利益交换，大家对我的关爱和支持，都是冲着我在新闻业务上的探索和专研的，也完全是无私的。所以，我才更加欣慰，这也让我深切感到：以前所有的努力都没有白费，所有的付出都得到了丰厚的回报。这个研讨会带给我的温暖，将会维持很长时间，其温度可能会久久不散。

其实，这样的关爱，我在1992年就已经“享用”过了。

那时，我跨入新闻界不久才有七年时间。1992年年初，我被报社抽调回来，在编辑部担任中班编辑。报社的新闻研究所就趁着这个时机举办了这个作品研讨会。按邓加荣所长的说法，在此之前报社内外就有一些人留意我和我的稿件了，他们也开始筹划为我举办个作品研讨会，而我自认为那时自己还是一个没有什么建树、业务也不成熟的年轻记者，且只有中级职称。虽然如此，时任副总编辑王晨、编委兼机关党委书记汪波清和何东平、王茂修、阎百琨、张慕勋、徐久武、刘志达、葛增福、喻国英、王保纯等记者部、总编室、新闻研究所等相关部门负责人都到会做了诚恳的发言。既肯定了我的探索，也指出了我的不足。可以说，这次研讨会在我奋力爬坡的关键时刻，为我指明了方向、注入了动力。不久，我便在新闻出版报发表的《值得为之奉献终身的事业》中畅谈了自己的职业理想。光明日报社为我这样一个资历很浅、业绩平平、又身处经济文化落后地区的记者举办作品研讨会，确实很不寻常，充分体现了报社领导、前辈的关爱和光明日报集体的温暖，所以我至今仍然记得当时的情景。

这次研讨会，也被邓加荣老师视作是他的一个“杰作”，因为为年轻记者举办作品研讨会，就是他在担任光明日报新闻研究所所长时的创意，他也一直为此而自豪，以致在事过多年之后的2011年11月，他在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中看到了对我的采访兴奋不已，特意提笔回忆此事。（载光明日报内刊《新闻研究》，2012年度）

这次作品研讨会的作用是：坚定了我当一辈子记者的决心，在我心中占有很重的分量，所以在事过30年之后对当时的场景仍有清晰的记忆。

我在业务上的探索，也引起当地各界、特别是新闻界的关注。1995年1月，宁夏日报大篇幅刊登了宁夏著名诗人秦克温写我的报告文学《为了这片黄土地》。不久，宁夏记协、宁夏新闻学会也把举办我的新闻作品研讨会列入了年度工作计划。1996年5月30日，时任宁夏日报任总编辑、宁夏记协主席李涌泽主持了这个研讨会。宁夏新闻界、文化界、社科界的多位领导和资深专家都精心准备了发言稿，《宁夏日报》不仅在头版刊发了消息，而且随后又辟出专版刊登研讨会的发言和图片，宁夏记协还为研讨会刊发了一期约2万字的专刊。宁夏广播电视厅原副厅长、宁夏大学新闻专业教授王庆同、宁夏社科院副院长陈通明、宁夏广播电台高级记者罗大芬、宁夏日报高级编辑、著名诗人秦克温等都专门写了文章，充分肯定了我的探索。这么多前辈如此褒奖一个后学者，让我深受教育，也让我更加清醒。其中，宁夏文联副主席兼作协副主席张武的文章《天天读报纸，独重庄电一》，不仅在宁夏的业务刊物上刊登，而且在《光明日报》的《新闻研究》上照原题刊登，不仅让我深受鼓舞，而且令我诚惶诚恐。

如果说我的第一次作品研讨会是坚定了我立志为新闻工作奉献终身的话，那么这一次作品研讨会则是让我进一步明白：耕耘，就会有收获，不必争什么名和利，也不要张扬，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一个有理想、有信念、有操守的记者，只需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即可，用不着分心为自己去争什么。其实，人人心中都有一杆秤，如果达到了一定水平，不愁得不到相应的评价。

埋头做事不张扬，是我的一贯风格。1998年，我第一本新闻评论作品选《悠悠我心》出版，虽然没有举办首发式、座谈会，但仍然受到舆论界的关注，书讯、书评都有不少，很快就销售一空。两年以后，我又出版了《艺苑飞鸿》，虽然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徐光春为此书写了序言，我自感分量不够，所以仍然没有搞座谈会、首发式之类的活动。2002年，我出版了第三本书《记者的天空》，同样保持了低调，但宁夏记协很看重这本专门研究新闻业务的书，便在2003年年初与全国驻宁新闻单位联合会联合召开研讨会。这是第一次为我的一本书举办研讨会，但我并没有邀请记者到会采访、报道，所以媒体宣传不多，外界关注也较少。尽管如此，我还是有所感悟：新闻业务，值得深入研究、终生专研。这次研讨会后，我以更多的精力研究新闻业务，陆续在《中国记者》《新闻战线》《今传媒》《青年记者》等国内有影响的业务刊物上发表了大量文章。现在，我可以不谦虚地说，在光明日报的记者中，我是研究新闻业务最投入、撰写相关文章也最多的人，光明日报社新闻研究部主办的《新闻研究》成为我发表这类文章的主要园地，我也曾在这个刊物上连续多年保持发稿最多的记录。而像我这样乐此不疲、热衷于此的记者，在整个新闻界都是不多的，所以，不论是新闻单位，还是其它系统举办的培训班，都纷纷邀请我前去讲课，我也能在出版了《记者的天空》后，又出版了《记者的感悟》《记者的眼力》，构成了自己的新闻研究的系列。

有了一定的社会影响之后，我并没有飘飘然，也没有自我陶醉，坚持埋头写稿、低调做人，发稿势头依然不减。我不知道，时任自治区主要领导在默默关注我。这位爱看报读书、善于学习的自治区领导，看了我许多新闻报道和其它文章，也曾要求宁夏日报转载我的新闻稿件，但我在很长时间内对此都一无所知，直到他通过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给我布置采访任务，我才略有所知。原来，他让我宣传的是时任中国农科院副院长、马铃薯专家屈冬玉热心支持宁夏马铃薯事业的事迹。一位自治区领导向中央媒体记者布置采访任务，这在宁夏还是第一次，很不寻常。时任光明日报社总编辑苟天林、副总编辑李春林等对此十分重视，给与了支持和配合。经过深入采访，长篇通讯《“马铃薯博士”的马铃薯“情结”》分别在光明日报、宁夏日报头版头条刊发，光明日报、宁夏日报分别配发了评论。这篇通讯和评论，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也得到中宣部“新闻阅评”的肯定，时任自治区主要领导当即作出批示：一方面，号召宁夏科技工作者向屈冬玉、金黎平、谢开云三位“马铃薯博士”学习，另一方面，号召全自治区新闻工作者向我学习。遵照他的指示，有关部门专门召开了两个座谈会：在科技工作者座谈会上，主持人让我介绍三位“马铃薯博士”的事迹和采写过程；在新闻工作者座谈会上，让我畅谈理想信念和业务追求。主办方最初想以“向庄电一学习座谈会”为会标，在听到了我的反对意见之后，他们最终将座谈会定名为：“社会责任和职业道德座谈会”，宁夏各新闻单位负责人都发了言，时任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东东到场讲话。会后，宁夏各新闻单位都做了报道。不久，宁夏隆重表彰了三位马铃薯博士。宁夏当年的春节联欢晚会，特意请他们到场并做了重点介绍。此后不久，屈冬玉就调宁夏工作，先后就任自治区主席助理、自治区副主席，在宁夏工作几年后出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现在是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一篇通讯，引出我的第四次作品研讨会，激励我写精品、出力作，也让我进一步认识到：新闻采访、写作中的学问，值得终生探究，谁说“新闻无学”，谁就是浅薄无知的。

在五次研讨会之外，还有一些“意外”：蓝鸿文教授所著的《新闻采访学》，对我有专门的介绍；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李彬教授将我列入当代著名记者之列；宁夏大学、清华大学学生都曾以我为素材撰写毕业论文。

五次研讨会，让我受益良多，所以终生难忘。如果说第一次是为我的起步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的话，那么第二次就是催我再上一个台阶，第三次则是对我专研业务的肯定、鼓励我深入探索，第四次对我更是进一步激励，第五次则是对我的一个总结，让我感到以往的努力都有了回报。这些研讨会，虽然是针对我个人的，但不仅对我个人产生了重要作用，而且在新闻界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之所以如此看重这五次作品研讨会，是因为每个研讨会不仅肯定了我的探索，而且指出了我的不足、为我指明了努力的方向，坚定了我的信念、让我看到了工作的意义、明确自己的使命，也让我知道，我的大量稿件都有人阅读，我的许多探索都有人关注，我的每一点进步都有人关心，我的所有进步和每一点成绩都不仅仅属于我个人。也正因为有了这五次研讨会，我才能抵制各种诱惑、放弃许多机会，既没有改行从政，也没有离开宁夏，而是把记者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即使在退休之后还延续在职时的奋进状态，继续采写并发出了一大批稿件，也仍能引起社会各界、特别是新闻界的关注，没有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也继续得到党和人民的肯定。也许，没有这五次研讨会，我的人生会改写，我拥有的一切都无从谈起。所以，与其说是这几次作品研讨会伴随我30多年的职业生涯，不如说是它们一直鼓舞着我、激励着我，给我信心、给我力量、给我鞭策，也让我看清了自己的不足和努力方向，不敢自满，不敢懈怠。

几次作品研讨会，是属于我个人的，也是属于新闻界的。对我来说，这笔精神财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不断地从中吸取到了营养、弥补自己各方面的不足，伴随了我30多年的职业生涯，让我这个曾经的“门外汉”逐渐变成了“门内人”，相继被多所大学聘为“客座教授”或兼职教授。这几次作品研讨会，也让我提高了自信心，认识到了新闻研究的重要性。以往，对登台授课、评点作品、指导写作之类的活动，我曾经心生恐惧、也不愿意承接，但有了这几次作品研讨会之后，我便不仅能够坦然应承，而且不再视为一种负担，有时甚至认为是一种精神享受、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所以这类活动一直延续到今。看样子，今后还会继续，我对此也乐此不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