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前，2016年5月17日，习总书记主持召开了百年党史上第一个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会上，习总书记就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长远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做了精深的阐述，为加快和推进有中国性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定下方向、注入动力、谋篇布局。

5年后，2021年5月9日，习总书记给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回信，祝贺《文史哲》走过70年，肯定并赞赏《文史哲》守正创新、薪火相传，在弘扬中华文明、中国精神、繁荣哲学社科学术、培养社科人才等方面的“大量工作”。习总书记殷殷嘱托“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深入阐释如何更好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习总书记说：“希望你们再接再厉，把刊物办得更好。”

我以为：这不仅是单单的给《文史哲》编辑部的回信，而是总书记借此机会，发出对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研究者、教师、学生的关怀与嘱托，实在是总书记时时刻刻地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界挂心头的殷殷流露；习总书记的嘱托和“希望”不仅是对《文史哲》编辑部的嘱托和“希望”，而是具有广泛深远的内涵。

《文史哲》是个综合性的哲学社会科学科物，她创办于1951年5月，是新中国的首家高校文科学报。刊名之所以称《文史哲》，我想是因为，文学、历史、哲学是哲学社会科学的主要代表学科。

2017年4月21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曾亲临《文史哲》编辑部视察，对《文史哲》的办刊方向、挺立学术浪尖、“延揽大学者”、培养学术新苗的做法表示肯定，给以勉励。

1954年，大学刚刚毕业的李希凡和更为年轻的中学教师蓝翎，撰写了《关于及其他》一文，文中，年轻的作者，如学术牛犊一样，将争论的对象标定在红学研究大家———俞平伯，向“权威”发起了挑战。《文史哲》编辑部冒天下之大不韪，刊发了这篇学术论文。毛主席看到这篇文章后，认为此文“是三十多年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由此，学术界掀起了《红楼梦》研究的大讨论、大争议。

季羡林，曾任北大副校长，也是大学者，散文家、历史学家、梵文和东方学家。前总理温家宝十分敬重季羡林，把他视为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代表，在季老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每年春节温总理都要抽时间上门看望季老；季老是个善良和蔼的学者，在北大校园，学生们常将他当做一个随和的大爷。一年，北大一入学新生，见到季老，说：“大爷，请帮我守下行李，我去办入学手续。”季老硬是站在那儿，帮他守了半天行李。在新生开学典礼上，新生望见坐在主席台上的季老，心想：这不是帮我守行李的那位大爷吗？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季老将长文《清代的甘蔗种植和制糖术》寄给《文史哲》，全文字数在9万多，《文史哲》的编辑们不轻易放弃，硬是多次与季老沟通，请季老自改、编辑们助改，将9万多字的论文压改在2万字后，发表于《文史哲》上，我曾仔细地拜读过季老的这篇宏文。

在上世八十、九十年代，我们还年轻、基础差、功夫浅，但我们很真诚，总想多写论文，尽快发表。忘不了，将点灯熬油写就的文章，装进信封，投入首义校区北门路旁的邮筒内，天天盼哪盼，盼望编辑们的回信；盼望录用稿件的通知单。身为年轻的教师，多写文章、多搞科研，不为稿费，发表才是一切。

大约在1993年，上海召开“张謇先生学术研讨会”，为了参加这次学术盛会，我撰写了论文《论状元“下海”办实业》（一万字），为了写好这论文，我参考了章开沅先生的《张謇传》，查找了好多资料。文章的观点：张謇是清末的状元，他不以当官为志，而是状元“下海”，在家乡南通创立以“大生”为龙头的“南通经济模式”，投身于近代中国追求“现代化”的洪流之中；文章隐喻和启示的是，当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巨流中，应如何采取合乎时代的行动？

我不知道《文史哲》是否有代表参会。我只记得，会毕回到武汉后，我竟然收到《文史哲》编辑部的电报，询我，《论状元“下海”办实业》一文可否他投？可否愿意在《文史哲》上公开发表？当时，我的心情是受宠若惊、求之不得。马上，我挂电话给编辑部的李平生老师，表示同意在贵刊上发表。不久后，山东大学《文史哲》1994年1期全文刊登了我的文章。你说，我能不高兴吗？

我感谢《文史哲》，不坐等投稿，而是设法广辟稿源；我感谢《文史哲》，对我们普通作者的关注与帮助；我对《文史哲》是有感情的，祝她越来越好，标杆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