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有文史不分家之说，言文与史关系密切，难以严格区分开来。

其一，文史自古是一家，“文学”出现孔子《论语》先于“史学”出现。

▲孔子像

"史学"一词直到东晋十六国时期才被提出来，宋文帝以后才逐渐发展成一门单独的学问。魏晋以前的史书以文学作品的形式出现的，并没有单独列为史书体之说。《文史通义.传记》就说："古人文无定体，经史亦无分科。"这一方面是指历史人物、事件、现象等为文学创作提供了素材；另一方面指历史的记载，历史知识的传播要借助于文学形式。

其二，很多文学家虽非专业史官也治史。

资料图

比如杨慎、张岱等在文学作品中说史评史。苏轼等诗人作怀古诗，也要对历史有研究懂史才敢开口。历史作为文学创作巨大宝藏，吸引着文学家去探寻。

其三，文史都有共同的立体对象——人。

尽管二者各有侧重，注定不可分离。史家以记真事写真人求其实，也要如钱钟书所言史家遥想当年事势，设身处于局中，潜心揣摩合情合理的想象，与作家下笔虚构臆造人物情形，不尽相同亦有相通之处。说到底记史，也是非虚构的文学创作。

其四，文史不分家，更有利于治学的深度和广度。

文学与历史在当今虽然分属不同专业，但统归文科，能文史皆精通者必为大家。但不可因文弃史，也不可因史弃文。

有道“华夏五千年，文史不分家”。

如《诗经》作为第一部诗歌总集，其中《大雅》《生民》和《公刘》等篇，以叙事诗讲述周民的历史，而《春秋》的历史性强些，但同样是描绘周代社会的史诗读本。《山海经》作为神话，也具有史前历史书的意义。

又如司马迁的《史记》，自公元前95年《史记》问世，已弹指2千多年。这是一部以包容天下之大气、勇气和才气而完成的中国最伟大的历史巨制和文学大书，它对汉代以来中国史学和文学的影响，可谓丰碑擎天，无出其右。在我国古代许多杰出的史学家，同时又是著名的文学家，如司马迁、班固等；一些史学名著，同时又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如就被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以刘知几为代表的一派史家，主张纯洁史体从文史中脱离出来，以防止以"文乱史”。但他们也认同"言之无文，形而不远。"

《三国演义》本是小说，民间却有"真三国，假封神，一部西游哄死人"，把它当作正史来看。

《左传》、《春秋》文采蜚然，连武圣人也看得进去，《三国志》显然不如《三国演义》好看，枯燥乏味无趣的史册，往往阅读者稀少，比如清宫档案类，除了专业研究者，就鲜有人感兴趣。

所以与另一派主张文史相通的人一样，两派皆有"良史莫工文"的共识。

很难想象，连明史都没读过的当年明月，能凭空写出《明朝那些事儿》来。吴宇仁文笔不好，他的《万历十五年》能吸引众多读者。

总体上看来，我国古代历史名著虽然有的侧重于文，有的侧重于史，但大部分都是文史相交容，难以严格区分的。只是术业有专攻，史书更具有历史的唯物主义观，文学作品更偏于唯心主义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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