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给大众的普及类读物该怎么写？

如果我们从市面上找到任何一本书，只要它被定义为“普及类读物”，尤其是这个普及类读物还有个“文化类”的标签。那么这本书几乎就注定了是武断的关于最为流行、最为权威的“摘录”。

普及似乎是这样一个意思：读者们并不了解专业的知识，所以我们应该用易懂的语言来告诉他们一些专业的论断。也因此我们可以推理，读者本质上就是个“知识的接收器”。作者只需要清晰的，文采飞扬的，谆谆教导的亦或者幽默风趣的把一系列所谓公认的结论说清楚，就是极好的样板了。

这着实让我感到失望。

一本介绍人类起源的书，可以轻易的借用基因学的研究声称非洲起源说已经无可争议。可实际上断定这一学说的基因学理论本身，就具有不应被忽略的缺陷。木村资生的中性演化理论是基因学用在人类起源问题上的一大支撑性理论。可这个理论从诞生到现在，其效用的边界就争议不断。

体质人类学的证据与基因学是矛盾的，可对“先进”的迷恋，却使大量的学者无视这些矛盾，并对坚持提出疑问的学者（比如吴新智）倍加嘲讽。

而文化普及类读物，就成了这种将独断的偏见推向大众的手段。

当我们把普及的权力交给了所谓专业人士，我们更容易看到什么呢？是专业的素养，还是专业的“偏见”？

史蒂夫.平克的一系列关于语言学的图书可以说是这类现象的代表。而理查德.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则是这类现象的巅峰。

这些言论如果放在学者的共同体中，也许并没有多少危害。因为所有的学者都已经有足够的素养，去察觉任何号称“客观真理”的言论，是否不过是作者的一家之言。有用的、没有的——乃至有害的，共同体用争锋足以去克服大部分自以为是的偏见。

但糟糕的是，文化普及类读物，却没有这么幸运。

也许并不是所有的专业学者都会将自己的偏见（有意无意的）引入他们的普及类读物，但学者对自身见解的偏爱，却不可避免的让他们将对手的言论视为“错误”。这是专家思维的必然结果，而那些明星专家们更是这类专家思维的重灾区。

于是所谓的文化普及类读物，成了单一学说的宣传手册。《自私的基因》几乎让基因决定论一夜之间成了世界的真理，成了大众对分子生物学最刻板的印象。

道金斯拒绝承担这个责任，拒绝承认自己支持基因决定论。也许他说的是真的，也许他真的没有想过会有这样极端的普及结果。但熟练的煽情，将价值言论偷换成客观事实的手段，却是他在自己的行文中从来没有刻意避免的。

专家的言论在走出了科学共同体“争锋式的平衡”之外，就彻底失去了约束，将一个公共的学科，普及成了关于私人结论的“流行文化”。

如果说以上我们说的普及虽然存在“专家偏见”，但总归还可以称为流行学说的展示。那么在中国泛滥的另一类文化普及，则干脆就是流行学说毫无思考的“反刍”。

学说中的专业被稀释，偏见却被提纯。看起来有理有据，实际上我已经忍不住想要用“胡说八道”来形容这种普及了。

非洲起源说被强化到真理的地步，尼安德特人的灭绝，信誓旦旦的成为了现代智人拓展自身的牺牲品。暴力被毫无道理的认定成为人类演化的主基调。而莫名其妙的某一个神话的“符号”（比如青蛙），就全面代替了其他神话符号的效用，成为了人类能够拥有文化的，唯一的理由……。

这两种文化普及占据了普及类图书九成以上的市场，并且统治了几乎全部的影响力。

于是，一个人，一个并不是某个专业领域的“普通人”，如果想要严谨的、公正的，视域宽阔的去了解某个领域的知识，他几乎只有一个出路：阅读大量专业领域的书籍。

这就是我自己的，一个无奈的选择。

文化普及并没有普及文化，文化普及在很多层面上只是廉价的将某个知识领域最流行的学说庸俗化。

文化普及成就了另外一个现象，那就是普及无非低级。

（二）

我们应该继续遵从这种风气吗？

能否不让普及仅仅代表低级呢？能否让“易懂”指向相关领域最核心的知识，而不是最廉价的言论呢？能否当我们去展示某个领域的见解的时候，我们能将这个领域的学说尽量宽广却不落繁琐的展示给读者呢？

这样的普及能否成为通识文化最主要的学习手段？在一个被专业思维所垄断的时代里，我们是否能够通过“通识文化”的概念，来达到新的“知识大融通”的梦想？

我们的这个时代是一个知识已经高度碎片化的时代。是的，碎片化并不是只用给当今娱乐文化的一个标签。实际上，高度的专业化同样撕裂了知识的完整。这不仅体现在自然科学中，即便过去被认为“文史哲不分家”的人文学科，专业化所造成的壁垒，也可以轻松的让一个学者丧失了任何宏观掌握人文素养的格局。

我们害怕融通，在专业化的理念中融通几乎必定意味着“低级”，意味着不专业。

但我自己的阅读路径却多多少少的拒绝这样的理解。

而这就是这次写作的全部诱因。

当我想要证明一种超越普及的通识文化的写作思路时，我应该提供什么样的文本呢？我的写作在拒绝低级的同时，是否能达到广博与易懂呢？更重要的是，这种过程能否指向我的野心——知识大融通呢？

这些问题绝不可能用导论的方式予以说明，我除了努力的去实践这个思路之外，便没有了能够回答这一问题的其他路径。

用一系列写作去实践自己的愿望，这难道不是一个值得用尽力气去投入其中的野心吗？

（三）

《“我”的起源：认知自身的人类史》就在这样的动机下开始成为了我所有写作的主题。

这一主题将在展示出一个完备的关于“认知自身的通识文化”的要求下，被分为三个部分：

神话——生命的感觉。

宗教——理性的信仰。

科学——知识的边界。

我相信这三个部分统摄了较为核心的，人类认知自身的文化成果。

神话时代是人类主体体验走向客体形式最关键的一个阶段。我们之所以能去理解世界的意义，我们之所以能在各种形式中发现价值，这几乎都建立在对主体体验的察觉之上，而这种察觉所积累下来的经验，知识和手段，都保留在神话之中，为我们今天的人类所继承。

而宗教并不是简单的关于神的信仰，它阐述的是我们人类将自身的伦理、道德和价值如何赋予世界的过程。这一过程构建了人类文明所有的内在约束，构建了人类对自身命运的终极关怀。当我们去仔细的审视这一过程，我相信我们就会明白理性在其中是如何走向成熟的。

至于科学，当谈论认知自身的时候，我们能够绕开它吗？但科学到底建立在什么样的认知之上呢？当科学主义在今天已经慢慢发展成为了一种排斥其他思想的独断见解的时候，它与科学精神的异同是什么？为什么很多学者会认为基于科学主义对未来的畅想，已经脱离了科学的边界，而进入了宗教和神话的诉求之中？

我相信当我们在这三个视域之中仔细审视人类认知的历史，会让我们走向一个拥有深度，具有通识风格的见解。这个见解将不会弱于任何专业研究的深度。

没错！我强烈的想要实践这样一个目标：用追求易懂与广博的通识文化的实践，去获得一个绝不逊于专业视角的见解与收获。

基于这样的愿望，我对所有引用的文献做了一个“规定”。

我会在行文中说清楚所有引用的出处，但我并不想要像一本学术著作那样，刻意标注清楚它具体到页码的出处。这里面有两个理由：

1.这是我故意与学术著作保持差别的方式。引用并不是用来担保自己言论正确的手段，而只是单纯的觉得这样的文字给了我足够的启示。我完全可以用自己的理解代替引用，之所以选择引用，仅仅是因为我觉得与精彩言论的对话是一种更棒的行文方式。

在这样的前提下，我并不觉得标明具体的页码会让我自己的引用更为“客观”。

2.我希望对引文感兴趣的读者，能够去阅读原文。我引用具体言论只是出于文章风格的需求，而这些言论带给我的启示，却是整本书赋予我的。我并不希望人们去查找某些引文的出处，我渴望的是假如有人愿意去追索引文，那么他更应该追索的是整本书。

这本身也是通识理念给我自己的“规定”。

3.在写作告一段落（比如完成神话部分）的时候，我会尝试将所有参考的书籍集结成一个目录，如果精力允许我会对每一本书籍做一个“极简介绍”，以此来保证这些参考书籍和文章的有机联系。我想遮蔽任何精准引用是更符合我写这类文章的用意。

作为一个未来可能成为一本“书”的，关于主题写作的导论，写到这里是应该接近尾声了。最初萌生写一个导论时，我本身希望它能够阐述一下我写作的某种历史学视角。但最后我否定了这个想法，一个导论把意图说清楚应该就完成了它的使命。至于主文中到底运用了什么手段来完成这一意图，这实在应该是读者通过阅读自己去发现的过程。

最后，我想说作为一种写作实践——甚至可能是坚持一生的写作实践——在我决定写这个导论之前，它已经断断续续的坚持了一年。这一年中的辛苦与收获都远远超过了我的预期。在我坚持想要传播核心知识却希望易懂的时候，我必须承认，越推进到核心，知识的易懂性就变得越来越具有挑战。在一些核心章节，阅读的难度还是不可避免的升高了。

也许，最终我想要提供的易懂，已经无法在维持成一种孤立的效用。也许最后易懂只是说当通读全文的时候，一个平滑的，没有多少阅读难度的曲线提供给了我们极好的入门路径。不过这难道不是通识理念该有的“深度”吗？作为一种学习，一种没有边界的关于知识荒野的探险，一种砥砺前行的进步，难道不也是我们的追求吗？

但说到底，最根本的追求应该是一种在通识理念下的有难度却没有壁垒的易懂，这确实也应该是我的写作绝不能违背的底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