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照片一个时代本文话题：休闲阅读我的父亲高小父亲一、老照片的来历面对眼前的这张老照片，先是兴奋，后是沉思，百感交集的思绪从心头涌上笔端。这是一定要写的，因为这张老照片，不仅真实地、形象地记录了故乡现代教育的一段历史，而且承载着深重久远的血脉亲情。我没有在双池高小念过书，但对双池高小一往情深。2005年春夏之交，我回老家探亲。头一天到双池，第二天就造访双池完小。交谈之中，很自然地就谈到双池教育历史。我问负责人双池高小何时创建，第一任校长是谁?负责人说不就是侯德长嘛。我在惊讶之中告诉主人，双池高小创建于1912年(民国元年)，是由我父亲李时光、叔父李时雨和蔡景潭集资创办的。第一任校长是我父亲。这个史实1934年出版的《灵石县志》有记载。侯德长当校长是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的事，他是我父亲的学生。在场的人一听哈哈大笑，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识自家人了。回到广西，我再次阅读近年来出版的《灵石县志》和《交口县志》(1971年双池划归新设县交口县)。遗憾的是这两本县志均无双池高小的历史记载。为了弥补这个缺失，我于2006年春夏之交又回故乡，希望能为双池高小再寻找一些历史资料。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坐着外甥的车在故乡山道上颠簸。

前方路标让我眼睛一亮，岔道沟里是王家洼。我突然想起姐姐在世时曾说过，王家洼张锡藩家里有张集体照，其中有父亲。我立马让外甥拐进山沟，直奔王家洼而去。儿时我曾来过这里，那是因为堂姐嫁到这里，母亲把我搂在怀里，骑着毛驴来看堂姐。“抗战”中堂姐夫在外失踪，不久堂姐也去世了，我们再也没有来这里。那时我年纪小，对这个村子没有留下什么印象。今日再来这个黄土高原山庄，沟底开煤矿，机声隆隆响，汽车盘山转，公路进了村，道路两旁全栽上嫩枝绿叶的杨柳树。村里窑洞大多数翻新，村前村后满坡满院的鸡冠花红得出奇，象征这个村子的兴旺气势。村子不大，三问两问，我们就走进主人家里。张锡藩已经故去，他的女儿纪姑娘住在这里。当我们说明来意后，满头银丝、满脸惊喜的纪姑娘说：“这真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你从几千里之外来寻找70年前的老照片。奇了，奇了!”说着她就走进隔壁窑房里，取来一尺见方的精致相框，用白毛巾擦拭之后，双手递了过来。我手捧相框定睛一看，照片题头写着：灵石县第四区高级小学校职教员暨学生全体摄影纪念。落款“民国廿四年”虽已模糊，仍可辨认。父亲坐在照片中央，这是他第二次出任双池高校校长。惊喜之中我眼睛红润，一时语塞，只说了句“谢谢纪姑娘”!这时纪姑娘对着照片指指点点告诉我，他父亲是我父亲的学生，在双池高小毕业后，考进汾阳师范。

师范毕业后又回到双池高小，跟着老师当老师。二、老照片里的师生这张老照片，六位老师坐在前排正中间，前后左右的学生都是十二三岁的娃娃脸。除了父亲，我只认得坐在父亲左侧的张伯藩老师，他是我就读西庄高小及山西第一联合中学时的语文教师。有意思的是，父亲和伯藩恩师，穿着黑色长袍马褂，其他三位老师身着白色时装，另一位是上黑下白，他们是张锡藩、蔡壮周等四人。不同的衣着显示出，这是元老派与少壮派的结合，他们既是师生又是同事，精诚团结，亲密合作，在故乡这方热土上，开创现代教育的新篇章。学生是清一色的服装，连帽子都是一色新。坐在最前面的同学，手握洋鼓洋号，展现了山乡教育一代新风。那个年代的山村学校，能有这样的阵势，真不容易。就是这些少年学子，几年后成为威震吕梁的抗日先锋，并且也是故乡教育的骨干力量。举点例子吧，让事实来说话。这张照片摄于1935年(民国廿四年)，两年后发生“七七”事变，紧接着日本人进犯山西。大敌当前，年轻的后任校长毛达三(我二嫂的胞弟)，率领双池高小学生集体参加八路军，编为著名的决死队学生连，在汾河西岸韩信岭痛击敌人，威震三晋。这张照片中有我同村同族的三个学子，他们在战火洗礼中迅速成长。族兄李旭(李宝善)抗战时期曾任灵石县武委会主任，1949年随晋中南下工作团到福建任县长，1954年调东北搞工业，后调太原任化工研究所所长。

族兄李文保随359旅转战大西北，1949年又随王震进军新疆，后在生产建设兵团开垦南疆，离休前定居乌鲁木齐。族侄辛德(李务本)先在晋绥边区工作，1949年随****入川，先任四川驻上海办事处首任主任，后任四川商业厅副厅长，落脚成都。他们是李门“抗战”三杰，也是大动荡、大变革时代李门移民的先行者。照片上共有93人，经多方打听，现在健在的只有郑文焕、张士铨、张思明三位耄耋老人。他们是故乡桃李遍天下的资深离休教师。我只有一个侄女，侄女年长我7岁。郑文焕是我父亲相中的孙女婿，他继承先辈意愿，一生从教，是我相知相亲的侄女婿。我这次回家，在侄女家中有两次巧遇。一次是我侄女生日(83岁)，她二子八孙，其中五个孙女全是教师，从大学教师到幼儿园教师系列齐全。这“五朵金花”是我父亲的第五代外孙，她们端着寿桃，向祖母唱温馨的“祝你生日快乐”。我在现场分享快乐。另一次巧遇是适逢教师节。交口县王副县长带着教育局长，从百里之外来到侄女家，登门慰问老教师。我在现场拿起照相机，把后继有人的教育世家定格在照片中。老照片中的又一位健在者张士铨，虽久闻其名，这次回家才首次谋面。士铨先生经历丰富，先当兵后当教师，其间也有坎坷和曲折。

现在是灵石书画院院长。他身体好、学养深、书法精，是三晋大地书法名流。我们初次见面，他以84岁高龄，竟能一口气把我父亲70多年前写给他家的，以“省身篇”(这个题名，是我的族侄李志坚2005年给取的)为题的98言长卷诗词背诵出来。两天后他在六尺宣纸上挥洒条幅，把我父亲的“省身篇”回赠给我。不久，他撰写《教泽铭心永世弗忘——缅怀恩师李时光先生》，发表在《灵石文史》，后为《文史月刊》转载。一个偶然的机会，在文焕家中遇到老照片中另一位老人张思明，他不仅是我父亲的学生，而且是我家当铺张掌柜的公子。他身体欠佳，气喘吁吁。首次相遇稍谈片刻，小字辈就催着他去看医生。他临走时说的一句话是“见了小的，想起老的”，其中蕴涵着的那份真情，深深地感染着我。就在这时，我一下子想到当年率领双池高小学生参军抗日的毛达三，他在卸任西安市人大副主任后，最后一次回家探亲时，亲口在我姐姐面前表达了他对我父亲的思念之情，赞颂之词。类似的表示还有不少，老八路辛德、文保、嘉庆以及老教师文焕、文林等人，充满激情赞扬双池教育及其元老的书信，至今还放在我的书柜中。以上零星点滴事例足以说明，双池高小是故乡这片热土上的人才摇篮，双池教育溢美汾河，名扬吕梁。

三、老照片里的房子见人见物，照片背景是教室。这是双池高小的第二期建筑。这座建筑有轰动故乡的惊奇故事。第一期建筑是用民间集资，在二郎庙里盖的简易平房，成为灵石河西第一座学校。父亲作为双池高小的主创人，我家是最早捐资，捐资最多的。捐资多少父母从来不说，自然是无从查考了。第二期建筑完全再用捐资办法就难了。这时我父亲为了培养更多的师资人才，执教河东师范。并在河东与好友程贵和创办菁华中学，捐资500大洋。双池高小由我叔父继任校长。叔父有胆有识，思路宽阔，勇于开拓。他熟知双池是晋西农副产品集散重镇，创意扩大市场，于农历九月十五在南河滩开办骡马集市，把大西北的骡马牛羊输送到京津市场。为了办好这件事，双池高小会同区乡政府参与操办有关事务，并将新开集市部分会务所得修建校舍，改善教学设施。这件利民、利学、合情合理有点“犯上”的举措惊动了官府，县太爷坐着轿子前来压制，青年学生群情激愤，把县太爷的轿杆都踩断了。县太爷找校长算账，把我叔父抓进牢房，要用浸水砂纸窒息制罪。情况紧急，危在旦夕。我家父辈是汾河岸上的一代名士，父亲是清末科举优贡，叔父是拨贡，伯父是双池当铺首席股东。他们殚精竭虑，为国为民，倾心教育，誉满桑梓，深受景仰。

在叔父遇险之际，社会贤达纷纷出动，跑县城、上省会的当儿，我父亲火速从晋南赶回来，在舆论声援、社会压力、各方斡旋下，县太爷缺了底气，陪着我父亲把我叔父从监牢里接出来。据说叔父在牢房门口与县太爷有精彩对话。县太爷说：“你不要不尿我。”叔父说：“我解开裤子就撒尿，你看方便吗?”县太爷眨巴眼睛干咳几声：“别……别……别……”憋了半天憋不出一句话。这个细节后来成了流传民间的一则笑话。双池高小的新房子，就是在这种艰难风险中，搀和着父辈们的智慧和心血拔地而起的。屹立在双池街头这座宽敞、漂亮的建筑，为故乡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知识青年。1938年2月日本人进犯双池，先炸后烧，一把火烧光双池一条街，照片上的这座漂亮房子，化为日本人火中的灰烟，双池学子熟悉的这幢房子再也不见了。四、老照片之外的记忆父亲一生从教，在几个教育层次上都有实践。从民国元年办高小，到晋南河东师范执教，在师范执教期间，又参与创办菁华中学，同时在师范与中学两个学校授课。“七七事变”，城镇学校被日本人摧毁后，他回到上庄老家。在抗战相持阶段，他又邀请好友张伯藩，在我家院子里来办山村学校。周边邻里山村少年儿童，都来我家上学，把我家两进院子的窑洞挤得满满的。

学校一切开支包括张老师的工资，都由我家支付。学生家长只管送孩子上学就是了。在这里，学生一起床就是放声读书，要把昨天教的课背下来。上课前，每人每天必须写一张仿，打一次“九九归一”的算盘。父亲教学非常严格，他教我们写字，说“字是出马枪，见字如见人，字代表人品。要端端正正写字，要端端正正做人”。他要求写字要坐正坐直，笔杆对准鼻子，三个指头捏紧笔杆，手窝上可以放个鸡蛋，横的要平，竖的要直，不能潦草。他判仿(审阅学生的字)时，写好的字划圈圈，说是吃桃桃，写不好的字打xx让重写。父亲也有随和的一面，课余丢手绢、跳绳、踢毽子，他一时高兴像老小孩似的，也参加进来游戏。有时搞比赛输了，他不善唱歌，就会讲故事，什么龟兔赛跑呀，东郭先生呀，逗得大家哈哈大笑。战乱时期，没有课本，这难不住老教师，教材就在肚子里。父亲和张老师，根据学生年龄，分别教《三字经》、《百家姓》、《增广贤文》、《论语》、《左传》。穿插语文课问，老人会给我们讲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九一八”事件、“七七”事变的历史。在音乐方面，老人既给我们教新乐谱，也给我们教工尺谱。带领我们唱《木兰从军》、《满江红》、《“九一八”流亡曲》、《义勇军进行曲》。

通过这些教学活动，明明白白地教育我们：勿忘国耻，抵制日货，抗战救国，匹夫有责。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树立起“保家卫国，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坚定信念。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大国崛起”系列《德国》一书中的两句话：“1807年12月31日，拿破仑占领普鲁土”，“1870年，最终打败法国俘虏了法国国王的德国元帅老毛奇说：‘普鲁士的胜局是小学教师的讲台上决定的’”。这话有普遍意义，千千万万的教师是多么值得尊敬。课里课外，父亲和张老师十分重视中华人文传统美德教育。从孔融让梨到司马光砸缸；从孟母教子到岳母刺字；从郑和下西洋到孙中山推翻帝制……不论是父亲还是张老师，都讲得动情，讲得认真。偶尔老人也会给我们说一些陌生的名字，诸如牛顿、爱迪生、爱因斯坦、哥伦布、林肯、拿破仑等等，让我们的思想翅膀飞得很远很远。作为三晋大地上的乡村教育家，父亲有很多学生，散居北国草原南海天门。从他的言词谈吐中，我听得出来，在众多学生中，他对双池镇上的梁树棠最为器重，说“树棠是有出息的好苗子”。梁树棠不负众望，是双池高小毕业生中最早的共产党员，曾任中共灵石县早期县委书记。在树棠主持下，灵石县工作成为洪赵地区模范县，被晋西南区党委书记林枫同志誉为“树棠式的训练班”。

受上级指派，树棠去延安汇报工作，受到毛主席亲切接见，并当选党的七大代表，参加七大会议。我家和梁家是世交，关系密切。树棠夫人蔡大姐，是前面提到的和我父亲共同创办双池高小蔡景潭的长女，是我堂姐婆家的妹妹，我胞姐婆家的嫂嫂，我小时就跟上姐姐叫嫂嫂。树棠长期在外征战，我对他只有朦胧印象，但对树棠夫人及他们的孩子是很熟悉的。现在说姐夫，我的姐夫树椿，是树棠的胞弟。树棠是共产党，在外打游击。1940年，姐夫、姐姐随嫂嫂一家在后庄村逃难。阎锡山的部队就来捆绑殴打树椿，惊吓之中，树椿一病不起，含恨去世，时年21岁。这给我们两家带来莫大痛苦。战争是残酷的。太原解放前夕，时任晋绥八地委副书记的梁树棠牺牲在晋中战役中。非常痛惜的是在黎明前的夜战中，给兄弟部队误伤，因出血太多抢救无效而死，时年34岁。树棠的两个儿子都很优秀。长子梁济在天津当教授，次子梁湘是北京航空专家。我离休后进京看望蔡大姐，一进门，就叫嫂嫂。年逾八旬的嫂嫂一听乡音，就直呼我的小名。梁济听说我来了，从天津赶过来，见面就喊舅舅。我们50多年没有见面了，父辈、同辈长老都故去了，说不完的思念，道不尽的友谊，几代人的情感都结集在这难得的一聚。我向嫂嫂告别时，嫂嫂送给我一本由****题写书名的《梁树棠烈士纪念集》。

这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著作，将永远立在我的书柜里。五、面向北方呼喊追忆往事，是一种快乐，也是一种痛苦。让我们在复杂的情绪中继续感受老照片。纪姑娘告诉我，“文革”后期，韩嘉庆等几位同学来看望她父亲，那时生活很困难，她做玉米面托托就酸菜招待客人。这是她父亲和双池高小学生最后一次开心聚会。说到老照片上的几位老师，喜中有悲。伯藩恩师是在最困难的那个年代饿死的。而我的父亲则是康生在晋西大刮扫地出门旋风时，历史跟他开了一个致命的玩笑，在三晋大地教育战线上倾注了毕生精力与心血的父亲，在生他养他的那孔窑洞里上吊离开了这个世界。还是上面提到的这位好人韩嘉庆，60年前从前方紧赶慢赶，赶回双池看望老师。当他得知我父亲的悲剧时，大呼：我来晚了，我来晚了!纪姑娘几十年来都住在老家，双池教育元老的悲剧她不会不知道，但在我们的谈话中，她对父辈中的不幸一个字也没提。或许是前辈大智若愚品格的遗传，我们会把心灵上的伤痛埋在深处，从来不去抱怨什么。对于这张老照片，我还有一些不了解。比如这是开学照，还是毕业照?是欢迎教师，还是欢送学生?或者是在搞一项什么活动?照片制作得相当精致，衬页上还盖着椭圆形印章，可能是摄制单位的标志。

印章文白，因年代久远，已无法辨认。老照片托版两侧歪歪扭扭地写着《增广贤文》上的两句古语：“富住深山有远亲，人穷街前未人问(李注：原文为穷在路旁无人问)。”所有这一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代表一个时代，记录一段历史。我与纪姑娘是首次见面。因为都是双池高小教师的子女，一见如故，不用寒暄，不需客套，非常亲切，十分友好。当我提出能不能把这张老照片暂时借给我，因为乡村缺乏先进翻拍制作技术，让我带回广西复制后，再把原件寄回来。纪姑娘爽快地说：“这有什么不能。你多复制几张，为历史留资料，为后人作纪念，这是对社会的贡献，也是对我们父辈的一个安慰吧。”一个月之后，我把原件及复制品寄回老家的当天夜晚，在绿城南宁明亮的月光下，我心里明白，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要保留历史资料是极其不易的。此时此刻，我用周身力气，面向北方呼喊：善哉，纪姑娘，您为故乡保存了一份珍贵的历史见证！2006年秋冬之交追记于南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