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文/张茂延
1919年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李大钊是北大图书馆馆长，陈独秀是北大文学院院长。毛泽东的思想受他们二人的影响，加入了李大钊创办的少年中国学会，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李大钊是《晨报》副刊的总编辑，我父亲是《晨报》的董事长，当时我父亲是四川省省长，在北京设立四川省行署，有权力，有财力，思想倾向于新生事物。他接管研究系主办的《晨钟报》，改组为《晨报》，聘蒲殿俊为社长；蒲谢绝北洋政府委任他的教育部长之职，而应我父亲之聘，在李大钊的配合之下，介绍新知识，传播新文化，宣传新思想。我父亲第一个在《晨报》副刊自由论坛上发表《答梁乔山书》，公开赞扬共产主义，主张社会主义革命。李大钊在《晨报》上写了30几篇文章，瞿秋白写了30多篇文章，鲁迅的《阿Q正传》，就是在副刊上连载发表的。当时的《晨报》是全国四大报纸之一，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之主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晨报》印刷所印刷发行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和《新青年丛书》，深得进步青年的爱戴，我父亲也成了进步青年中的知名人士。尤其是吴玉章创办法华教育学会和资助留法勤工俭学，没有经费，我父亲商得教育部长傅增湘的支持，借川汉铁路股款利息6万多元以资助之。当时毛泽东是湖南留法勤工俭学的负责人，章士钊也曾以2万元作过资助。诸如这些事实，我父亲也知道毛泽东，所以我说相知在1919年。
1919年5月7日，《晨报》开辟“国耻纪念”专号。
1920年，毛泽东在湖南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主要是论述湖南自治问题，主张省自治和联省自治。我父亲与吴玉章在四川筹办四川自治，我父亲在南充进行自治试点，一搞就是五年。由此可见，他们认识是相同的，彼此是相知的。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来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南方局搞统战工作的徐冰（解放后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来特园告诉我父亲。我父亲要去机场迎接。徐冰认为他年老了（比毛泽东大21岁），天气又热，不要去，我父亲一定要去。时受特务的控制，去迎接的人不多。毛泽东一下飞机，见一位身材高大有长胡子的老人，知道是张澜，不待周恩来介绍，就走过去与他握手，连声问好。30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的陪同下，来特园拜访我父亲，我父亲见毛泽东谦虚和蔼、平易近人，倍加尊敬。毛泽东走时，我父亲亲自送到大门口。望着毛泽东的背影，对周围的人说：“得天下者是毛泽东!”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受蒋介石之邀，飞抵重庆进行和平谈判。在重庆九龙坡机场受到民盟中央主席张澜等人的欢迎，并热情握手致意。
9月15日，张澜以中国民主同盟的名义，偕同沈钧儒、黄炎培等宴请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我父亲向毛泽东建议公开国共谈判的内容，让全世界和全国都知道，促使谈判早日成功。并由他给两党写公开信方式把问题摊开。毛泽东欣然采纳，所以9月18日，重庆的《新民报》和成都的《华西晚报》上发表了我父亲给国共两党领袖的公开信。
9月10日，上党战役打响，蒋介石一面和谈，一面打。父亲素知蒋介石无诚意，曾对李济深说：“蒋介石的和谈是骗局，大打大骗，小打小骗。”毛泽东知道我父亲是忠于党、言行一致的人，第三次到特园之时，两人关门谈了三个多小时，毛泽东讲了心中的话：第一如果国共打起来，希望我父亲影响西南地方实力派联共反蒋；第二希望我父亲协助地下党开展游击战；我父亲一一答应了。毛泽东回延安不久，南方局把任务布置给于江震、贾子群，要贾子群回南充任建华中学副校长，暗中组织“民主联军”。一时之间，南充地下党的活动，大都以民盟和张澜的名义出现。对西南地方实力派的策动工作，成了四川民盟的主要工作。1946年，民盟总部迁南京，我父亲没有同去，留在四川，他的思想重点，是做西南实力派的工作，后来因为南京发生了参不参加国民大会的重大问题，民盟受了影响，他才东下上海。他在上海受尽了政治迫害和经济压迫，过着非常人能忍受的生活，主要是为了忠于自己的理想，以力行不怠的精神，实践对毛泽东的诺言。
1947年11月，解放战争胜利在望，蒋介石惊惶失措，迁怒中国民主同盟，说它执行的是共产党的“地下路线”，强迫解散了民盟总部，软禁我父亲于上海。那年冬天，上海特别冷，大雪纷飞，小偷又偷走了他唯一的一件皮袄；穿一件棉袄，伏在一张方桌上不懈地写《墨子贵义》。他素认为中国的优良传统文化要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思想相结合，才能实现“天下为公、大同之世”的理想，他不顾自己的安危，写《墨子贵义》以明其志。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我父亲在生死关键时刻，经上海地下党营救脱险，高兴之余，忘掉了自己。29日，他打电报给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董必武，电文长达176个字，只字不提他个人遇到的危险和地下党的营救，只庆贺人民解放军的光辉胜利，关心上海工商业的新发展，并问如何安定，如何建设，准备前来领教。毛泽东等人接电立即在原电后拟了回电：“表方先生：艳电敬悉。革命战争迅速发展，残敌就歼为期不远，今后工作重心在于建设，亟盼各方友好共同致力。先生及罗先生（注：指罗隆基）准备来平，极表欢迎。”
我父亲到了北京，住在北京饭店，第二天毛泽东到北京饭店来看他，表示慰问。又过了两天，请他到家里吃饭。毛泽东亲自出来迎接，扶他下车，扶他上梯坎。席间，父亲说：“共产党真伟大，解放南京后一个多月，就解放了五个省城和上海。”毛泽东说：“我们并没有什么超人之处，只不过做到了谦虚、谨慎、勤劳、节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全国人民拥护我们，我们才办成功几件事。”自此后，我父亲经常见人就说这几句话，临终犹托前来医院看他的民盟组织部长周新民，转告全体盟员牢记毛泽东的教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我父亲在垂暮之年，亲见财政经济恢复，整风运动，土地改革运动，“三反”“五反”和抗美援朝等重大胜利，心中无比喜悦。1951年11月26日，写信给毛泽东，并呈上他写的《墨子贵义》草本。“润之先生：澜近年常阅《墨子》，对其兼爱交利尚同一义之说，联想及于社会主义。两年来，亲见新民主主义之施行，益了然于兼爱交利尚同一义的真理。古今不异，兹将所写《墨子贵义》一篇，敬呈座右，希能于万机之暇，赐以教正，至为甚感。”毛泽东次日亲笔回信：“表方先生：十一月二十六日惠书及大作《墨子贵义》草本，今已收到，极为感谢，俟研读后，如有意见，当再奉呈，此复，顺祝贵体康吉。”1953年，我父亲又把他的朋友周孝怀所言上海情况和他的大女婿所言西南情况的信转交毛泽东，毛泽东次日即回了信。“表方先生：一九五三年七月七日惠书及附周、刘两先生的意见书均收到，盛为感谢，此复，顺祝康吉，毛泽东，一九五三年七月八日。”
1953年7月8日，毛泽东写给张澜的信。
四川解放不久，我父亲接到几百封人民来信，提出各种意见和要求，父亲综合起来，在碰头会上交给毛泽东。后在制定政策中，择其善者加以采纳。
1954年制定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时，毛泽东、周恩来多次征求我父亲的意见，并关切地说：“表老，多年来你希望有一部人民的宪法，在这次拟制的过程中，请多提建议。”
毛泽东对我父亲的生活是无微不至的关心，毛泽东在他的警卫中挑选一位人民功臣作我父亲的卫士。毛泽东知道我父亲吃东西不多，劝我父亲经常换换口味，多吃一些营养的东西。夏天，中央政府委员会开会，毛泽东知道我父亲怕吹风，每次招呼不开电扇。有一次天气闷热，我父亲见毛泽东和朱德衬衫被汗湿透了，很过意不去。毛泽东却说：“敬老是中国人民的优良传统，表老，就不要客气了。”建国初年，工作繁忙，开会多半在晚上，常常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钟，父亲每次必到，从不迟到，坚持了两年多。后来毛泽东见他有病，身体虚弱，劝他不要天天去，有事请周恩来转告。他有病在家，毛泽东常送些补品给他。有一次，朝鲜领导人送给毛泽东6支100多年生的野生人参，毛泽东也转送给了他2支（后送给四川省中药研究所标本室）。1955年1月，父亲病重住院，毛泽东指示尽力医治，调集了北京著名的中西医会诊，用了当时最好的药医疗，又通过苏联外交部，请来了苏联专家会诊。父亲去世后，遗体安放在中山公园中山堂，毛泽东亲自来向遗体告别。
来源：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重庆文史资料》第42辑，1994年12月出版。作者张茂延，系张澜长女，民盟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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