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短短一周内，北京故宫博物院，先是展出文物失窃，再是送了错别字锦旗，把“捍祖国强盛”，偏写成“撼祖国强盛”，还硬说“捍”换成“撼”才显得“厚重”云云，三是建福宫变身高级会所被曝光。人们由此质疑那里的掌门人，究竟是何许人也？有人说，故宫博物院的领导多是政工干部出身，没资格当。

其实，专业单位即使由外行领导，是否要一概否定？非也。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我们党取得革命的伟大胜利，从西柏坡“进京赶考”。当时有许多老革命、老干部南下。他们中不少是工农出身，进城后担任了各行各业的领导。当时许多同志就立下宏志，要刻苦学习，艰苦奋斗，“要从外行努力变成内行”。他们的觉悟高、学习艰苦、孜孜以求，他们心胸开阔、不耻下问、重视人才、依靠群众，硬是把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出色地完成任务；自己也在努力学习中，成为各行各业的行家里手，甚至是专家、学者。

印象最深的是，1953年我从复旦新闻系毕业，分配到华东局宣传部报刊处。当时，华东局宣传部长是舒同，副部长是匡亚明、夏衍、沙孟海等几位。记得到部里报到那一天，匡部长(常务副部长)专门来到我们处，戴着一副黑边圆框的眼镜，笑眯眯地说：“让我来看看我们自己培养的大学生”。当时，既害羞也害怕，不知说什么好，把头直低到胸口。他还开玩笑地说：“我只读了三年私塾，一个三年级生，怎么比得上你们！”那情景，一直印在我脑海中。其实，匡部长上过上海大学，不仅熟读马列，而且四书五经、诸子百家都有研究。1954年，华东局撤销，匡部长到吉林大学(现为东北人大)和南京大学先后当校长兼党委书记，不仅贯通文史哲，还专门研究孔子思想，担任中国思想史研究室负责人，后又担任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主编，写出《孔子评传》等学术著作。在如此勤奋学习的领导带领下，当时华东局宣传部的学习气氛浓厚，早晚都安排理论学习时间，有计划、有讨论，也有考核。

由此可见，关键不在于有否专业职称，不在于学历多高，而在于人的求知渴望，在于氛围、制度，在于领导带头，在于干部对于学习新理论、新知识、新科技的内心的渴求和努力。

那么，现在不少的在职干部，不仅受过正规教育，还有这样那样足以骇人的学位、职称，但偏偏对于学习就缺乏那样的渴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想来，是不是有这样几种原因：

一是“官本位”思想作祟。以为当了官，特别是当了自以为相当一级的大官，就自认为“似乎什么都懂”“什么都会”了。不了解情况，不熟悉业务，不知来龙去脉，就可以在位上大言不惭地发号施令，指手画脚。结果，往往将所管辖的工作弄得一团糟！只要下面没有人顶撞，他也心安理得，照干不误！

二是“混字当头，不务正业”。这是一些不干实事、无所作为的混日子干部。他们的目标和动力是当官。拉关系，谋升迁，吹捧奉承，唯唯诺诺。不学真本领，只摆官架子，他们不读书，不看报，不学习，不调查研究，浑浑噩噩，疲疲沓沓。碰到问题，能推则推，能躲就躲。这样的干部又怎么可能成为内行？

三是当官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 “只要把上面服侍好”就行了！这些人，他们只图位置升迁，不谋事业发展，只看顶头上司脸色，不管人民群众的疾苦。因为，只要把“上面服侍好了”，他们的位置就稳若泰山，也许仕途光明。因此，也毋需努力学习。

像以上这类干部，他们不学习，不图上进，不熟悉业务，不了解百姓需要，无疑将影响我们党在群众中的形象，无疑将影响我们党的号召力、感染力和凝聚力，最终将影响我们党的执政能力！

建国初期，毛泽东就曾尖锐指出：“治国就是治吏”。我们天天讲党的建设，党的执政能力，除了要从严治吏，严惩贪腐官员，更重要的是要加强执政能力建设。这个任务已提上议事日程，应当作为突出任务来抓。要增强把握大局的能力，开拓创新的能力，科学发展的能力，促进社会和谐的能力。而在我党执政情况下，党的领导干部更要有学习本领的饥渴感，刻苦学习，不图虚名，努力成为各行各业的内行。这种领导干部的影响力，是以每个干部个人的人格魅力、知识能力、文化感召力、榜样力量所形成的。这种“非权力影响力”，往往是权力影响所不可企及的！这是执政党最需要的，也是我们目前最需要的！(居欣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