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学术史和书籍传播史上，不时会出现一些有趣的现象。两本价值、地位相当的书，由于影响的领域不同，因而在传播的广度和深度便大不相同。”11月11日，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张三夕在中国史学理论的守正与开新全国学术研讨会暨张振珮先生《史通笺注》再版发行座谈会时这样提及。

“古籍整理的基本要求是为今人提供准确而完备的原始资料。”张三夕说，唐代史学家刘知几的《史通》是中国文史理论的代表作之一，与刘勰的《文心雕龙》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并驾齐驱。贵州大学张振珮先生花费6年时间所著《史通笺注》，自1985年初版刊行后，即受到学界好评。中华书局2022年推出该书新版。本文从引用文献的严谨性、选择版本的精审性以及附录调整的必要性等多方面评述该书的学术成就。试图以该书为个案，探讨经典文本的校注、整理何以是中国史学理论的守正之道。

张三夕介绍，张振珮的《史通笺注》首先满足了这一基本要求。《史通笺注》以明代张之象刻本为工作底本,因为“在现代流传的各种版本中，张之象刻本无疑是一部较为完善的祖本，张先生在便利通读的前提下，保存相本原貌”。同时又尽可能搜集现存《史通》的各种版本,各家注释，对《史通》原文加以认真的比勘校订，对前人和今人的校勘成果，择善而从。

张三夕举例说道：“比如人们所熟悉的‘画虎不成反类犬’，陈氏《补释》引惠栋《后汉书补注》及程先生《笺记》均以《尔雅》释畜寓属引文为说，而张振珮却从《尔雅》郭注与郝疏中找到新的材料，考辨后得出结论:狗不仅虎子之称，亦小犬之名。惠氏以‘虎子狗’释《马传》固误。《史通笺注》并不只是停留在指出他人注释中的不当和失误，而是多有自己的补充。”

著者从史学发展史的实际出发，寻找出史书“式不同”的原因，是由于“时移世异”。认识到史书体裁要适应时世进化的要求，相互融通，取精用宏，钩深致远。

文/图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姜雨熙 黄若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