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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综合地探讨中国文化的顶层格局，参考：

序言：周易.简义

《周易》，即《易》，有乾坤易简之德，易则易知，简则易从。简义，指易简之义。《周易.简义》，让《易》易知、易从。

《易》是中国人七千年智慧、哲学、思想、文化的内核，是中国人骨子里的思想方式，实是中国人信仰的精神导师。绝妙之处在于，绝大多数人日日用之,而不自知其为《易》。直到真正开始认识了《易》，方知何为拨云见日。中国历史上的圣者、才俊大抵如此，以《易》为精神最终归宿且乐在其中。

《易》也是当今中国人误解最甚的经典：批评《易》的人多不懂《易》，多以科学形而下的局限眼光武断地评判这一超科学的形而上题目；而鼓吹《易》的人中，并不真懂《易》且别有用心地招摇撞骗者很多。

《易》研究万物生息演变之道，建立了一套研究事物发展的思想体系。宇宙天地、家国天下、人我诸事、蝼蚁微尘，总不能脱成驻坏空，尽遵循着《易》所阐释的道，也就是天地玄机。所以，《易》这源自上古的智慧，才有这能耐于历史长河中引导先民、先贤、先辈，筑就中华文明辉煌。一代代中国人的历史使命便是续写之、传承之。

七千年前，伏羲于画卦台上观天地之象，一画开天，断画辟地，创阴阳八卦，成人文之始。

一画开天，以天相乾刚之阳，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断画辟地，以地相坤柔之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大至无外，小到无内，宇宙微尘，皆可以阴阳观。十八世纪末的德国哲学巨匠黑格尔，集西方古典哲学之大成，他的扛鼎之作辩证逻辑学，其思想内核实为阴阳观，他深受《易》之思想的震动。以毛泽东的矛盾论来阐释，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辩证统一体。其根本在于，事物不能绝对静止，各式运动源自相对抗方面的相互作用。这矛盾对抗的正反方面，伏羲以阴阳象之。

这矛盾对抗的正反方面，趋于阳刚、动、主动、生发、上升、完整等等的方面，为阳，

以阳符

表示；相对的，趋于阴柔、静、被动、收敛、下降、破碎等等的方面，为阴，

以阴符

表示。这矛盾对抗的正反方面之辩证统一即为太极。

《易》之阴阳观，强调“孤阴不生 独阳不长”、“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或矛盾的正反两方面不可分离，以运动变化为本，追逐动态平衡。

运动变化是《易》之根本，因而《易》之易，首要指变化，即为万物生息演变之道。也有将易解释为日、月的，日月亦相阴阳之动。

再进一步，由阴阳交合之易，有万物生生不息。天地动，日月行，昼夜更替，寒暑往来，云行雨施，草木荏苒，江河行地，沧海桑田，成就自然造化之生灵。

老子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道生一：道为体，一为用；

一生二：由太极而阴阳；

二生三：加上阴阳交合所化生之三；

三生万物：阴阳交合，万物生灵。

如此种种，皆为《易》之算计。

“二生三，三生万物”，人为万物之灵，而有天、地、人三才之说。

因而，中国人眼中的天地万物是有灵性的、活的。以人性之灵来审视阴阳，则“自强不息”为阳，“厚德载物”为阴。自孔子向下，儒家经典所教导人的，实就是如何在各种情势下坚守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之阴阳调和。

如此，《易》自可包罗万象。《易·系辞上》讲“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一画开天、断画辟地以象阴阳，是圣人对天地最早的取象。以后，取象越发精细，而成八卦，进而成《易》之六十四卦，计三百八十六爻。这其中沉淀的便是自中华上古先民起，依德性和智慧，探究天道、地道、人道的运行，以安身立命，求存图强，而至今日的过程。

作为一套研究事物发展的思想体系，《易》可以用于占卜或算卦，个中道理并不神秘：好比数学以360度的角度全面覆盖平面里的所有方向，《易》的六十四卦覆盖了事物的全部变化方向。相应，平面里的方向脱不出那360度，事物的变化方向脱不出那六十四卦。因而，《易》能将可能的各种状况总结出来，教人们如何在各种状况下修养好道德，从而智慧地以正道善法应对，化凶为吉。

占卜不是重点。重点在于，可以以之为接引，将一个人所面对的任何问题或困惑定位于《易》中相应的具体的卦和条目加以解释。释卦时，必然要结合具体背景，穷尽释卦者的全部学养，而且释卦必须有弹性，不可僵化。如此方可成就最落地的精神导师，教化以德性和智慧。《易》实则是讲圣人之道的典籍，教人于忧患中也要修养道德的智慧正道，不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易》这一教化德性、传承智慧的体系，太绝妙了！以西方为例，担负相应信仰功用的是基督教的《圣经》。尽管《圣经》也包打天下式的可以解决人生的各式问题和困惑，但是并没有清楚针对各式状况的体系化结构，更没有索引，恐怕还是要经过系统培训的牧师去布道。他们对《圣经》几乎要熟悉到可以倒背如流，才好针对现实中的具体情况找相似情节来套《圣经》中的故事和话语。《易》和占卜就好用多了！

《易》世历三古，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智慧的传承主轴，起源最早，积淀最厚，是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其他经典、思想都要往后排。

上古伏羲创八卦，又将八卦的三画卦符相叠而成六画六十四卦，以记天地万物之变，指导人们趋吉避凶。是时未有文字，所以对卦符的解读不能形成系统的记录。后来的文字是在卦符及其他符号的基础上发展而成。

中古文王、周公成稿、成书。文王在在被商纣王下了大狱性命难保的危急之时，赶着修《易》传给儿子。如此，家族大业就有依托了。《易》教人的德性与智慧，下可修身，中可齐家、治国，上可平天下。史上另有《连山易》、《归藏易》，均已失传。

近古孔子为《易》做注十篇，包括《彖（tuàn）》上下、《象》上下、《文言》、《系辞》上下、《说卦》、《序卦》、《杂卦》，合称《十翼》或《易传》。此后之《易》便一体融合了孔子《十翼》。

必须说，《易》绝不是这几位圣人凭一己之力能够完成的。他们的贡献以万千年来历代先民的智慧积淀为基础。

《史记》所载：孔子晚而喜《易》，序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孔子还说：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论语》所载，孔子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孔子晚年得到《易》，如获至宝，研读《易》，把编竹简书的皮绳子翻烂了很多回，这位“朝闻道，夕可死也”的圣人发出慨叹：为何没早几年让我得到这部书？那不就可以得道了吗？不就可以无过了吗？

儒家思想体系便是孔子以《易》为本发展、构建的。实际上，中国文化衍生出大小诸多支脉，呈百家争鸣，历经演变，成儒释道三足鼎立。中国文化与各家分支实为一体多用的关系。所以各家呈现不同面貌，但宗本相同，共同享有中国文化的内核——作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的《易》。其中，释本源自古印度，但到了东土，即为中国文化内化，当然亦与《易》相融通。

《易》是智慧和道德教化之书，并不搞神神鬼鬼那套东西。这实话讲出来，实在有违大多数人的错误成见。《易》论的是天道，提过神鬼这些字眼，但是总体是在赞叹天道自然的神妙、鬼斧神工，可不是在宣讲，例如，基督教里那种具有超然神力的人格神。其实，《易》和佛教都很唯物，所以才能在中国文化之下结有善缘。佛其实就是法，就是天道。佛是大彻大悟的人。佛家的追求是彻悟天道，追求的是真理，可不是如基督教那样作追随神的奴仆。遗憾的是，《易》和占卜被神棍和骗子们搞得声名狼藉。佛教也被后人搞得面目大变。还其本来面目，真是好难啊！

《易》贲卦象辞有云“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即为中国人“文化”这一概念的出处。《易》可化成的天下其小无内，其大无外，身、家、国、天下无不适用。

中国古代将《易》视为帝王将相者必须掌握的学问，自文王周公始，典型者例如汉武帝、梁武帝、明成祖、毛泽东，以及姜太公、张良、诸葛亮、狄仁杰、文天祥、刘伯温、张居正、李光弟、纪晓岚、曾国藩等，通晓《易》之人数不胜数。使日本走向强大的明治维新时期，政府组阁也提出了“不知《易》者，不得入阁”的原则。

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中剖析了文人李贽，提及他晚年专注于《易》，并且说这似乎已经是中国文人的传统。孔子、董仲舒、程颐、程颢、朱熹、王阳明都是范例。这种传统并非偶然造就，并非文人盲目模仿圣人之行。《易》实为文史哲之顶的智慧、思想、文化终极归宿。

学习《易》当然不必等到打好基础或者晚年。倘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兴趣，已经开始涉猎，就可以开始习《易》了。《易》不宜专学，指不宜只习《易》而不理其他。作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易》与中国传统文化、历史相融通，不能割裂。开放式的研习才是活路。

习《易》不能指望一遍而通，宜观其大略、不求甚解，而后学而实习之。对《易》的了解、掌握只能经由长期积淀获得。

习《易》当为趣事、爱好，如琴棋书画、诗酒茶香，细水长流、学而实习。妙乐自在其中。而《易》带给人的妙乐、收获，是那八雅趣望尘莫及的。

所谓“朝闻道，昔死可也”。早晨闻知了去你家的路，你还想活过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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