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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位勤奋高产的学者，关爱和先生多年来专注于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其学术成就有目共睹，此毋庸赘言。最新出版的《中国百年学术与文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1年版）一书，收录了其自2008年至2021年的论文，可谓作者最新研究成果的汇集。该书首次提出“中国现代学术百年”的概念，集中展示了作者关于中国百年文学、学术的系统性思考和独到的阐释。该书内容大致有三：近代文学思潮研究，近现代文学学术人物述评，近代文学研究史回顾。各部分相互独立，又连接为一个整体。在微观层面，对梁启超、陈三立、钱玄同等横亘新旧的代表性人物做个案式解析，揭示他们身上所承载的文学学术话题。在宏观层面，对近代文学转型的外在条件（如报刊）和内在理路进行了探究。在此基础上，俯瞰与回顾百年文学流变、文学研究历程，思考百年学术演变进程及其内在逻辑。从中可见作者研究范围和学术兴趣之广。笔者有幸一睹该著，故此不揣浅陋，浅谈学习该著的感受，以就教于方家。

概而言之，该著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文学现代化的整体视角

作者曾明确指出：“河南大学学科点的特点是基本上把近代和现代打通了。”（第366页）在其早年著述中，作者即自觉地从中国文学现代化视角出发，以“世变”为基点来观照“文情”。如1988年与袁凯声、解志熙等人执笔的《中国近代文学史》“绪论”，便将近代文学视为“走向现代化的发轫、准备与起步”。

在该书中，作者对中国百年文学的探究，同样不局限于近代文学“过渡”说、“转型”说的框架；而是立足于文学发展史实，从中国百年文学、“中国现代学术是中国现代化历史过程的一部分”（第94页）这一史实出发，打破了近代与现代的区隔和界限。《文化自信与中国现代学术百年》一文自觉运用“文化自信”理论，倡导从学术层面总结百年文学现代化历程的经验，显示出宏阔的学术抱负和高瞻远瞩的学术眼光；文中还颇有新意地论及大学课程体系设置、教材编写等侧面，以呈现百年学术的丰富外延。

在多篇文章中，作者在展开文学史论述前，再三提醒读者注意时代思潮之变的背景。这种“史”的自觉，也源自作者对既有研究范式的审视和借鉴。正如他所指出的，为现代文学研究界所习焉不察的学科思维惯性：他们“对五四文学发生的认识，依然是以中国近代文学的萎靡没落作为背景陪衬的。”因此，“截至20世纪末，近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鸿沟与隔膜是依旧存在的。”（第451页）这种“文学史发展中的线性思维方式”，（第40页）确实使近代文学研究无法摆脱尴尬境地。广为研究者所沿用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虽有意打破学科界限，但因其呼唤回归五四价值、高扬启蒙旗帜，在对具体文学思潮的判断上以价值观念先行，故而其外延存在不周全的缺憾。“重写文学史”“现代性”研究范式与此相类。

作者则在中国文学现代化这一视角的整体性观照下，恪守纯正的文学史研究路数，形成了中正不偏倚的研究风格。作者关注百年文学自身的内在变动轨迹，如其所是地回溯文学历程，做了不少“明变”的梳理工作。他提纲挈领地提出百年文学所担负之“自新”与“他新”的双重使命，指出晚清开启了“以报刊为中心的文学时代”等。这些观点，是基于历史发展连续性的预设，有助于跨越近代、现代的“鸿沟”，促成不同学科间形成更多的“共识”。

二、“文史贯通”的学术视野

作者在对文学人物、思潮和现象进行评述时，并非局限于文学内部，而是注重考察文学之变背后的学术之变、时代思潮之变，即文学转变的外在媒介与触因。这种“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式研究，使得作者的论述显得更为扎实、厚重。任访秋先生的文学史研究方法，曾被作者总结为“倚重思想史、文学史解释文学史。”（第5页）如任先生强调五四时期，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第348页），即是一例。

就近代文学而言，梁启超的“新民说”中，其新民、新文学等目标是彼此勾连在一起的，即“有新学术，然后有新道德、新政治、新技艺、新器物”。（第35页）严复、吴汝纶等人，也因不满于现有学术和知识体系而提出新的文学观念和主张。因此，注意到文学界革命之外的史学革命等因素，并对其做整体性把握，更符合历史本相。作者在《梁启超“新民说”格局中的史学与文学革命》一文中明确指出：“‘新史学’和‘新文学’是辅佐‘新人学’的左右两翼。”（第35页）《中国文学的“世纪之变”》一文由“学术之变”论及“文学之变”，指出严复、梁启超、王国维三人“既是西学的输入者，又是中学的发明者”，都期望建立“适应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的知识与学术体系”。（第59页）三人的文学主张，在文学功用观、启蒙路向上各有异同。

再如《钱玄同的学术精神与品格》多次论及其学术思想之转变。钱玄同由最初在古文、今文经学之间依违徘徊，最终认识到各有其局限性，这与其文学观念、文化主张的生成有内在关联，但易被研究者所忽略。作者花较大篇幅论述钱玄同由“疑古”走向整理国故的学术思想转变，并揭示其对于现代学术转型的意义。这种历时性的纵向考察，使得对钱玄同的理解更为立体、厚重。作者强调国语运动与文学革命的双向互动、促进作用，将钱玄同的语言文字变革主张，放在近现代国语运动的视角下，对他参与现代国语运动及贡献进行了详尽的描述，揭示了这位新文化运动主将易被忽视的一面。此外，作者对吴汝纶、夏曾佑等人的文学观念和创作的观照，同样是将其放在他们学术观念的整体视角下进行的。

三、平实贴切的叙述笔法

较之既有著述，作者的叙述语言更兼顾学术性与通俗化，很好地做到了二者间的平衡，整体上给人以平实、扎实、厚重之感。既有微观生动的历史场景描述，又有宏观的理论性概括和总结。有如调整镜头般，在拉近与拉远之间收放自如。前者易使读者产生代入感，后者则不拘泥于文学史现有结论和框架，看似平淡却每有新论，其中一些可作为文学史新观点。

该书中多处可见对历史场景的生动描述，如述章太炎、王国维等人从事报刊工作的场景，“王国维到（《时务报》）报馆时，梁启超已辞去主笔。”（第3页）作者多在文末对论述对象进行总结，看似随意简略，实则蕴含着作者的史识。如“新的文学队伍在暗暗地集结，新的文学革命也在静静地孕育。……历史在思想与文学的递进中，开启了新的时代。”（第26页）“青年的行动，构成新一代文化人的登台；而老人的判断，则演绎成老一辈盗火者的谢幕。历史以这种方式做出了近代与现代的交接。”（第69页）这种论述所传递出的历史厚重感，有时又化为对文学人物的慨叹，如说吴汝纶其人其文“生动地叙说着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新文化、文学重建的曲折与艰难”。（第180页）

从中也可看出，作者的研究虽属于纯正的文学史研究，虽是站在百年文学、学术终点进行俯瞰与回溯，但并不以“后见之明”来求全责备；而是既能够如其所是地客观评述人物的成败得失，又处处流露出对研究对象的同情与理解。在叙述中，又时常给人以温情与厚道的感受，如对钱玄同学术的评述。对于其师任访秋先生学术历程的回溯、对于河南大学校史和中文学科史的回顾，更是充满对于师长的情感、对于学术的尊重。这种历史叙述与研究中的“温情之敬意”，在当下学院化的语境中，尤显难能可贵。

作者在对近代文学人物言论进行征引时，往往能从中提炼出一些概念和词汇，如梁启超、严复分别开创的“西学东来”和“西学西来”通道，梁启超关于文化的“淬厉采补”主张等。（第47页）在此基础上，作者又善于对具体的文学思潮、现象进行条分缕析地概括，如吴汝纶倡导湘乡派文向桐城派文复归的路径，夏曾佑政论文的思想倾向，夏曾佑《中国古代史》的写作策略和学术成就，陈三立在近代诗坛的意义等。

作为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在场者、学科发展壮大的参与者、学科建设的谋划者，作者足可胜任对百年学术与文学进行系统性回顾和总结的工作。该书给人的最深印象是：作者的问题意识不仅止于纯学术层面，而是始终着眼于时代大变局，体现出背后的深切关怀。正是由于坚守从宏阔的学术视野出发，使得作者的研究呈现出“守正出新”的特点。相信该书会在研究方法、视野、观点等多方面，使每位阅读者受益匪浅。

——范阳阳（河南大学 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