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马相伯先生传奇的一生,或多或少都曾与徐汇这片土地发生过种种因缘,从少年时期的求学之路,到青年时期的工作,至晚年时期的著书立说,马相伯近半生的时间都与徐汇的历史交织着。他被称为“先生之先生,大师之大师”,其弟子中有蔡元培、李叔同、谢无量、竺可桢、于右任等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教育家。其晚年潜心书画,在民族危亡之际卖字筹款救国,为国家民族命运前途积极奔走,不遗余力。马相伯书品如其人品,有文人特有之雅致,亦有革命志士之刚毅,本文以其书作为线索,结合晚清民国时期书法发展背景,探究马相伯书法艺术及其书法观。
徐汇书法史料摭拾【第四辑】
骨丰肉润——浅谈马相伯书法及其书法观
⊙刘潇、陈少君
一、马相伯的生平概要
马相伯(1840-1939),原名志德,字斯藏 ,又名钦善,亦名建常,改名良,字相伯,亦作湘伯、薌伯,别署‘求在我者’,晚号华封老人。马相伯是近代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复旦大学创始人,他经历了从晚清至民国的沧桑巨变,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图一)
马相伯先生(图一)的一生从时间顺序上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学贯中西(1840——1875年),当修士,神父,从事教育与研究天文数学等工作。马相伯于各个学科均有涉猎,可谓全才,通过小修院大修院的进修,于清同治九年(1870年),获神学博士学位,译著《数理大全》等书百卷。
洋务与外交(1876-1899年),37岁脱离耶稣会还俗,入山东布政使余紫垣幕僚。帮李鸿章办洋务,后出使朝鲜平壤日本神户等地,为外交官使臣。
毁家兴学——大学缔造者(1900-1925年),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八月),马相伯将自己的三千亩田产全部捐献给天主教江南司教收管,作为创办“中西大学堂”的基金。1903年,以“中西大学堂”的理念,创办震旦大学院(徐汇区第二中心小学是其旧址),自任院长,是中国近代第一所私立大学(图二)。1905年,在江湾筹建复旦公学(今复旦大学) ,后代理北京大学校长,参与辅仁大学(今北京师范大学)筹建。
(图二)
救国救民(1931——1939年),多方筹措,支援抗日。“九·一八”事变时,马相伯已届91高龄。其发表《为日祸告国人书》,主张"立息内争,共御外侮"。他在上海挥毫作榜书、对联义卖,共得10万元,全部支援抗日义勇军。民国27年(1938年),应于右任请,入滇、蜀,道经越南谅山,因病留居。次年十一月四日,羽化登仙,寿终谅山。
马相伯将近半生的时间在徐汇度过,他在这片土地留下了不朽的痕迹,据张若谷编《马相伯先生年谱》记载,梳理其在徐汇的年段得出下表:
时间
年龄
事迹
1851——1860
12——21
求学于徐汇公学,诵习国文、法文、拉丁文等
1862——1870
23——31
入徐家汇天主教创设之耶稣会初学院为修士,后学习哲学、神学,并得神学博士学位
1872——1875
33——36
调任上海徐汇公学校长兼任教务,期间还研究天文数学
1899——1904
60——65
由京师回上海,退居徐家汇,翻译圣经。梁启超、蔡元培跟随先生学习拉丁文,先生决定办震旦1903年,创办震旦学院于上海徐家汇天文台内。1904年于右任化名刘学裕入震旦学院学习。
1917——1919
78——80
隐居徐家汇土山湾
1921
82
居土山湾
1923——1937
84——98
退居土山湾,名其居曰绿野堂,终岁居绿野堂,足不出户,日临池习字。1931年九一八事变,广播国难演说,发起中国民治促成会。1937年三月,中央任先生为国民政府委员。
马相伯青年学在徐汇,学成后在徐汇教书育人,创立学校,晚年又回到徐汇,他在这里习得知识也在这里散发光芒,最终在七七事变后上海沦陷才无可奈何离开上海。
二、精研国学的耶稣会士
马相伯生在书香门第,其父亲松岩兼有亦医亦商的身份,家道殷实。由于父母信奉天主教,马相伯生下来不久便接受洗礼,还有一个“若瑟”的教名。幼年启蒙时,他先读天主教的经典,后习儒家典籍。12岁时,只身来到上海,经人介绍入徐汇公学读书。马相伯书法自成面貌,虽然他不以书法自重,也无专门的书学理论文章,但从他留下的书迹中可见,其艺术价值是客观存在的,这和晚清民国时期的社会背景以及当时的书法潮流息息相关。马相伯曾参加清朝的科举,而科举考试要求“馆阁体”,从县试到乡试,层层筛选,经过“馆阁体”的锤炼,自然也就有了写字功夫。当时的徐汇公学中西学并重,史式徽《江南传教史》中记录了徐汇公学的办学情况:“学生当时所读之书,新生则专读中文。其来校久,程度较优者,则兼读法文、歌经、图书、音乐等。学生除每日读书外,而书法一事尤为重要。”“书法课也是比较重要的一课,因为学生识字的多少和写字笔法的挺秀与否,也经常是衡量一个人才学高低的标准。”可见,由于徐汇公学对于国学较为重视,所以马相伯在徐汇公学打下了深厚的书法基础,学习了丰富的国学知识,徐汇公学这种全面的教学方式也为日后马相伯成为伟大的教育家奠定了基础。
马相伯的书法作品集中于1902年后,其弟子于右任回忆马相伯大约在1909年即70岁时开始研习书画,此时的马相伯已经创办了复旦公学,只身回到徐家汇,在土山湾工艺院老楼三楼的五间房间中挥毫翰墨,每日临池。至于马相伯为何晚年开始研习书画,未曾记载,可能是受到朋友弟子的影响,亦或是晚年想与书画为伴,观其书作,既有北碑之开张,又不失帖学之灵动。马相伯的书法虽不如专业书家那样扎实老练,但其书法文人气息浓厚,挥洒豪放。
三、“骨丰肉润,入妙通灵”的书法观
马相伯有一副楷书中堂(图三),所书诗文出自南朝梁王僧虔《笔意赞》,书奉“崖琴仁兄”,诗为:剡纸易墨,心圆管直,浆深色浓,万毫齐力。先临《告誓》,次写《黄庭》。骨丰肉润,入妙通灵。努如直槊,勒为横钉。虛转妥帖,殴斗峥嵘。开张凤翼,耸擢芝英。粗不为重,细不为轻。纤微向背,毫发死生。工之未尽,已擅时名。
(图三)
马相伯书论书诗作品极少,可见其对于王僧虔的这首诗很是认同,此作文墨相挥,马相伯有意加强了书写中的粗细变化,但粗笔不沉滞,细笔不浮弱,所谓“粗不为重,细不为轻”。此作风格近似清代书家刘墉,刘墉是清朝忠臣,一生忧国忧民体察百姓,推测马相伯也曾慕其书艺和人格。二十世纪上半叶,碑学书法观念由鼎盛时期的尊碑抑帖、书作注重金石气,偏离了书法的自然书写性,康有为在晚年也有所察觉,开始重新审视碑帖关系。民国中期,部分视野敏锐的书家已经关注到了碑学的不足,从而开始关注帖学,从帖学中吸收养分来滋润恣意的碑学。而马相伯的大部分作品都集中于这一时期,作品中既有碑之刚毅又有贴之灵动,是民国时期碑帖融合的践行者。诗中不难看出马相伯“骨丰肉润,入妙通神”书法观,结合其作品《有生今世联》(图四)来看,用笔以圆为主,符合其“骨丰肉润”的观点,此联是马相伯89岁为徐家汇土山湾孤儿院院舍三楼寓所“乐善堂”自撰联语,集兰亭字法而成,既保留了二王之风流,具有圆融之态,亦兼容北碑之意味。款识为:八十九老人马良。如此岁数依然运笔成风,不见丝毫懈怠,可见其功夫之深。马相伯书追晋唐,格调高雅。
(图四)
诗的后半段强调了书写时的法则,如“粗不为重,细不为轻。纤微向背,毫发死生”等,马相伯所注重的细节与碑学的粗犷形成反差,这也恰恰反映了马相伯关注帖学的内涵韵致。
此外,马相伯的作品文本往往针砭时弊,而且精通文辞格律。比如“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图五),体现了他在抗日战争中的爱国情怀。
(图五)
(图六)
他有一联“读书随处净土,闭门即是深山”(图六)存世,书法用笔遒劲,墨法厚重,时见涨墨,又枯中带润,结体多有唐人欧阳率更之意趣,此联中碑学的特征更多一些,也恰恰反映了马相伯在碑帖关系调和中做的一些尝试。此时的马相伯已经九十八岁,仍心系国家。在召开救国会第二次执委会时,他特地写了"耻莫大于亡国,战虽死亦犹生"(图七)联语,与与会者共勉。此联句不仅文辞慷慨激昂,风格上有清人写碑之风气,结字紧密,气势雄强,可见其一腔报国之热血在书法上体现的淋漓尽致。还有一联为“世间只有修行好,天下无如吃饭难”(图八),此联不仅书艺极好,文辞俱佳,最重要的展现出心忧天下的胸怀,闻之令人击节。马老曾言“国家先有土地,有土地人民才有饭吃”故他把国家领土视为第一等事,寸土必争,坚决抗日。此作风韵有唐人味,用笔干脆劲挺,得颜鲁公风神,虽有碑意,又无当时碑体行书的扭捏做作。“律己宜带秋气,待人有若春风”(图九)是马相伯九十七岁所作,此作富有碑意,厚重果断,当为马老的精彩之作。
(图七)
(图八)
马相伯书作中极少落款书于何处,多数仅落年龄和名款。(图十)作品是马相伯于徐汇藏书楼所作,录关西景文句,作品平和淡雅,颇具文人书卷气。
管继平先生曾说:马相伯的楷书得力于北魏,舒展挺拔,骨力不凡。而《张猛龙》的劲峭开张、《张黑女》的灵秀内敛,还有苏东坡的丰腴跌宕、赵子昂的端庄流润,似乎在他的书法中,或多或少都是有所显露的。观马相伯书法,似乎没有固定的风格,但是能看出其临帖的功夫,融诸家之妙,古意盎然。马相伯落款喜记年龄,见其晚年作品居多,是在徐汇时所书。
(图九)
(图十)
四、超然物外的宗教情怀
马相伯作为一名天主教徒,时常游走在“出世”与“入世”之间,他一生致力于实学,而其超乎物外的心境则体现在书法当中,书法不像绘画,可以将内心的图像表现出来,要通过文本和笔墨来表达。马相伯有两副饶有兴致表达心境的作品,一幅是“与造物游”(图十一),另一幅是“赠伯琛先生”(图十二)。
(图十一)
(图十二)
“与造物游”取自《庄子·逍遥游》,一旁小字“非绝尘九万里而上,一飞以六月息者,不能与游,盖即辞内,依天为归向也。”作品气势飞动,似康南海写碑之法,马相伯依天为归向的人生态度,体现了其面对天国世界的从容,此作虽无纪年,但可推断是其较晚的作品,目前藏于比利时布鲁日地方的本笃会修道院。此作据判断应该是在陆徵祥(民国前总理)晋铎为神父时从上海送来的贺礼,即1935年6月29日。另一幅是为伯琛先生写的《菜根谭》摘录,文曰:物莫大于天地日月,而子美云﹕‘日月笼中鸟,乾坤水上萍。’事莫大于揖逊征诛,而康节云﹕’唐虞揖逊三杯酒,汤武征诛一局棋。’大概意思是事物没有大过天地日月的,然而杜甫却在诗中说:“日月是笼中的鸟儿,天地是水上的浮萍。”事情没有大过禅让帝位征伐作战的,然而邵雍却说:“唐虞禅让如喝三杯酒,汤武征伐如下一局棋”,马相伯摘抄此句来反映自己的心境,以宽阔的胸襟看待时世流变,体现出他胸怀世界,临危不惊的旷达心境,虽不能证明其已达到这种境界,但这一定是马相伯所追求的。据款可知是年马相伯九十二岁,仍居徐汇土山湾著书谈道,开示承学,不问世事。至九一八事变后,忠义激发,寝食具废,为国奔走。马相伯的 “出世”与“入世”体现在于书艺中超然物外,于现实中奋起力争。
结语
马相伯的一生,经历了中国政治社会、经济社会沧海桑田的巨变,见证了五任清朝皇帝的执政统治,见证了清朝的覆灭与民国的建立,见证了袁世凯复辟、孙中山讨袁、军阀之间的混战。本文从书法的角度来看这位晚清民国的教育大家、民族斗士,阐明其书法创作与时代紧密相连的历史作用,马相伯辉煌的成就离不开徐汇这片土地对他的滋养,同时他也为徐汇增加了文化底蕴。他的一生都在为苦难的中国奋战,至死方休。抚今思昔,今日之中国,已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惨遭压迫与侵略的时代已远离我们而去,而如此顽强的民族斗士所发出的强音与弥扬的意志,将永荡于中国大地之上,值得被历史铭记。晚清民国时期,是书法发展的一个繁荣时期,许多教育家、文学家、政治家等在书法上均有建树,他们虽然不以书法家的身份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但是在民国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那么为什么民国时期的教育家、政治家等对书法如此精熟,因为他们大多数经历过晚清时代的私塾教育或国学的熏陶,反观当下为何书法贫瘠,这就突出了书法教育的重要性。(作者:刘潇、陈少君)
参考文献
[1]马相伯著:《一日一谈》,名誉主编:王元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21页。
[2]李天纲编:《马相伯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2页。
[3]马相伯等著:《国性与人性》,中国文史出版社,2019年,第9页。
[4]张若谷编著:《马相伯先生年谱》,商务印书馆,199页。
[5]管继平:《纸上性情——民国文人书法》,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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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第126页。
[8]朱维铮等著:《马相伯传略》,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08页。
[9]洪权.碑学视野下:二十世纪上半叶碑帖的消长与融合[J].书画艺术,2021(05):35-40。
[10]牧田.马相伯先生轶事[J].中国天主教,1991(03):51-53。
来源|徐汇书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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