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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工作|刘济民:学做政协文史工作手记

文史工作|刘济民:学做政协文史工作手记第九届全国政协从3亿多字的库存史料中,抢救出版了一套3500万字的《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有25个分册,其史料价值是无可估量的。人们往往把政协文史资料归到口碑史料

01

文史资料工作的创建与发展

政协文史资料工作,是1959年在时任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的倡导下创建的。

1959年4月29日,周恩来在招待60岁以上的全国政协委员的茶话会上提出:“戊戌以来是中国社会变动极大的时期,有关这个时期的历史资料要从各方面记载下来。”他倡议委员们都能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留下来,作为对社会的贡献。他要求全国政协专门成立收集历史资料的工作机构。于是就有了政协文史工作,就有了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1959年7月20日新组建的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首任主任是历史学家范文澜。

这是伟人的创见。伟人具有远见卓识,可以预见未来,有智慧、有能力开创今后几十年甚至更长远一个时期的大事业。

周恩来开创的政协文史工作,独树一帜,无可替代,是功德无量的。

政协文史委工作职责_政协文史馆_政协文史

▲1963年元旦全国政协举行宴会招待在京70岁以上的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政府各部门负责人。

政协文史工作的成绩巨大,可以概括为6个字:小队伍,大贡献。全国各级政协从事文史工作的干部只有3000多人,加上间接从事这项工作的,最多也就是五六千人。在政协这支大队伍中,文史干部是一支很小的队伍;比起史学界这支大队伍,政协文史干部不仅是一支小队伍,还是一支年轻的队伍。这是一支精干的、素质精良的队伍。政协文史这支小队伍,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一个最突出的成果是征集整理了40多亿字的史料,编辑出版了20多亿字的书籍、选集。第九届全国政协从3亿多字的库存史料中,抢救出版了一套3500万字的《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有25个分册,其史料价值是无可估量的。

有了比较健全的机构,这是做好文史工作的基础。从全国政协文史委、文史办到各省市,一直到县,基本上都有政协文史机构,或者是建立了政协文史工作机制。2004年8月,在西安办培训班时,陕西省政协文史办雷力同志对我说,他们在一次专项调查中,发现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陕西有一个县的政协,只有一个专委会,就是文史资料委员会。这当然不是说其他专委会不重要,只说明文史工作在整个政协工作中还是有一定分量的。

积累了一整套宝贵的工作经验。比如采取全国和地方各级政协文史工作大协作的办法,集中人力,集中时间,分工负责,完成某一项重大书系的征集、整理、出版,已在实践中证明是成功的经验。今后有些工程浩大的选题,还是要采取大协作的办法。又比如大家多年来赞颂的那种“文史情结”,就是政协文史干部所铸就的一种满腔热情、不畏艰难、充满活力的工作精神。这种情结、这种精神,远比那些物质的东西更为宝贵,意义更为久远,是要一代一代传承下去的。

02

文史资料的特点、价值与作用

多年来,我们把政协文史工作的特点、特殊价值和作用,一般概括为“三性”,即“三亲”性、统战性、史料性。这样的概括是很准确的。但从政协、统战工作领域,从史学研究领域,从社会文化事业发展角度考量,政协文史工作的特点、价值和作用具有更加深远的价值和影响。

“三亲”性体现广泛性。自古以来,历朝历代一般都是后人写前人的历史,是史官、史学工作者写史书。到了近现代,是少数历史学家编写历史教科书,写史书,或者集中一个专门班子写某一段历史。政协文史工作同过去历朝历代的修史不同,有个鲜明的特点叫“三亲”,即“亲历、亲见、亲闻”,是历史的参与者、创造者写历史,这就突破了历史上后人写前人、少数人修史的格局。这种“三亲”史料的撰写,又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进行的,是前所未有的。“三亲”的特点是广泛,从伟人政要、政协委员、知识分子到普通民众,各民主党派,各界人士,都来记录近百年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这样形成的史料,有着极为广泛的群众基础。

统战性体现独特性。政协文史工作是政协所特有的,具有鲜明的政协、统战特色,在政协的各项工作中独树一帜,在整个史学界也独树一帜。政协文史工作,是通过组织广大政协委员及其所联系的各界人士撰写“三亲”史料,这就有效地扩大了统一战线的团结面和联系面,生动而又亲切地发挥了独特的团结和教育作用。政协文史工作的这种独特作用,是其他任何部门的工作无可替代的;绝对不会同党和政府机关各部门的工作重复;也一定不会同中共党史、国史、军史以及其他史料重复。

史料性体现基础性。叫“文史资料”,资料就是基础。文史资料的一个特殊价值,就在于它是基础史料,研究党史、国史、军史,研究政协史、统战史,甚至从事一些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等,都离不开文史资料。政协文史资料,真实而又详尽。一般讲,史料有三种形式,即文献史料、实物史料、口碑史料。人们往往把政协文史资料归到口碑史料,其实政协文史资料是文献、实物、口碑兼而有之,也有重要文献,也要征集实物,只不过是以口碑史料为主。文史资料还可起到“补文献之不足,匡史料之谬误”的作用。

还有个文学性。文、史二字连用,可追溯到西汉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其中有“文史星历”一词,这里讲的文史,就是指史籍。文史资料不是一般的史料,不是用教科书语言、宫廷语言、官方语言写的历史,也不是用文件语言写的历史,是用生动的文学语言写历史,形成的史书、史籍。可否理解为“以文饰史”?史以文传,文因史重。用精彩的文字写的史料,容易流传,也就有着更高的价值。司马迁的《史记》,是纪传体通史,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司马迁治史,见识高超,在语言文字上又有极高的造诣,这是很难得的。《史记》既是史书,又是文学创作。人们为什么喜读文史资料?一是文字口语化,可读性强;二是有文采,好的文稿像传记,像散文,像纪实文学。一些精彩的文史资料,既有实实在在的内容,又有熠熠闪光的文采,读来轻松活泼,如泉石流韵,很有味道,堪称当代之史记。文史资料的特点、价值、作用,当然不只这些,但主要的是上述几点。

03

政协文史干部应具备的素质

政协文史干部,不单纯是史学工作者,还是统战工作者、社会科学工作者、文化工作者,应该有“德、才、学、识、情”五个字的素质要求。

史德,就是良好的职业道德。史学工作者最突出的品德是实事求是,要秉笔直书,这是史德的核心。周恩来在开创政协文史工作之初,就提出“要存真,要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正是文史工作的生命所在,价值所在,灵魂所在。文史工作者的实事求是源于对历史负责和对社会负责的使命感、责任感。征集史料,撰写历史,是很严肃的事情,不可任意褒贬,不可妄加评论,更不可混淆是非。当今的政协文史干部,也只有客观、真实地记录历史,才能给后人以启迪和借鉴,才能真正发挥“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的作用,才配得上做文史工作。历来的史学都是为政治服务的。当今征集、撰写文史资料,应以有利于安定团结,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促进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为原则。凡涉及现实的政治问题,必须按照中央的有关政策办理。

史才,就是要有较好的文字表达能力。“言而无文,行之不远”。就是说文章要有文采。史学同文学的关系最为密切,政协文史工作者应有较高的文学修养。当然不可哗众取宠,而是在实事求是的前提下,把史料写得精彩,引人入胜,有较强的感染力。文采是一种力量。要不断地提高我们的语言文字水平,要刻苦学习。特别是要读一些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读一些名家、大家的作品,学一点语法、修辞、逻辑和古汉语知识,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文学素养。

史学,就是要有比较广博、丰厚的知识。知识太贫乏了,征集、整理史料就容易出现谬误,文章就不可能生动感人。政协文史工作者,不仅要具备一定的历史学、文学知识;还要具备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特别是经济学、法律学、政治学、哲学等,同史学关系密切,文史工作者在这些方面尤其要有超出常识以外的知识;还要懂一点儿社会学、军事学、金融学、外交学、民俗学等方面的知识,还要懂一点儿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总之,要养成读书的习惯,知识尽可能丰厚一些,尽可能广博一些。

史识,就是要有较强的分析判断问题的能力。要有深刻的思想,要有独到的见解。要学会提炼,懂得取舍,善于分清什么是最重要、最有价值的史料,什么是最突出的特点。要尽可能把史料写得重点突出,特色鲜明,干净利落,要言不烦。当然绝不是一日之功,要有长期的锤炼,要靠丰厚的积累。

史情,就是感情、激情,就是一种精神,一种文史情结。我认为至少有三层意思:一是对文史工作的深厚感情;二是对我们民族的历史要有热情;三是对所述史实要爱憎分明。国学大师钱穆曾经说过,所谓对本国以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历史之温情和敬意。就是说,对我们民族的历史,要有一种由衷的热爱之情;对那些为我们民族的历史作出贡献的人,要有一种庄严肃穆之感。汉代王充在他的《论衡》中有两句话:“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我们就是要怀着一种对民族的感情,对历史的敬重,做好政协文史工作。总之,政协文史工作者,要德才兼备,要文史皆通。

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政协文史工作是大有作为的。一些年岁大的同志,几十年来从事政协文史工作;一些年轻的同志,也立志要从事这项事业。只要对我们民族的历史充满温情和敬意,把自己的智慧、感情、创造精神,融入我们所热爱的事业,从德、才、学、识、情几个方面不断地修炼自己,提升自己的素质,我们就一定会为政协文史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写于2004年

来源:中国政协文史馆编《文史学刊》,2021年6月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作者刘济民,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届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原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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