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和文化馆（以下简称图书馆）作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的重要组成单位，随着中央党校的诞生而建立，随着党校事业的前行而发展。在90年发展历程中，一代代党校图书馆人在平凡工作中坚守耕耘、努力奉献，尤其是那些在艰苦卓绝革命战争岁月中工作的人们，为党校事业和党的事业发展作出了贡献，为党校人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图书室里的大教授

1933年3月13日，党在中央苏区瑞金创办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是中共中央党校的前身。学校在瑞金的旧址有三处，创办校址是在叶坪洋溪村，但办学时间最长的校址是在沙洲坝大埠村的祠堂。祠堂为上下两层砖木小楼，中间为厅，左右正房四间，厅内教学，教员及学员分住各屋。因为场所有限，办公、居住往往不分。1934年4月，曾做过大学教授的成仿吾调入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任政治教员兼高级班主任，据他在建校50周年的纪念文章《战火中的中央党校》一文中回忆，当时学习条件艰苦，学员们没有课本，学习全靠听、记和讨论。“党校的图书也少得很，我的住房就兼图书馆（室）。”成仿吾小小的宿舍一室三用，生活起居之外，既是办公室，也是图书室，书刊都摆放在他的屋里，供大家取阅。根据成老的回忆，以及其他目前可查找到的史料证实，他应该是中央党校第一位图书工作人员，也是党校图书馆事业名副其实的开创者，而那间小小的图书室，也成为如今校（院）图书馆的前身。战争环境中诞生的图书室，设施简陋、条件艰苦，加之敌人封锁严密，图书资料收集不易，只有少量图书和《红色中华》《列宁青年》《苏维埃文化》等报刊，以及一些中央苏区出版的书籍。虽然规模隘庳藏书有限，规章制度却一点不马虎，还刻有专门的藏书章“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图书室”，在书刊上登记钤盖。

1934年10月长征开始，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停办，成仿吾随中央纵队出发，组织上还专门给他安排一名挑夫，负责挑运图书室和他自己的图书资料，烽火路途中，书刊陆续散失，到达陕北时，成仿吾身边也只剩一本《资本论》（第一卷分册）。作为当时延安唯一的《资本论》中译本，这本书后来还被毛泽东撰写《矛盾论》《实践论》时借去参用。正是从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任教开始，成仿吾投身党的干部教育工作，后来在党中央的领导和支持下，先后参与创办陕北公学、华北联合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这些学校为党和国家培养了成千上万的人才和干部，成仿吾也因此成为我党历史上知名的无产阶级教育家。

身残志坚的青年馆员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中央决定党校恢复办学，并定名为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也随之重开。经过长征，原图书室旧藏基本散失殆尽，加之陕北艰苦更甚于中央苏区，图书资料匮乏，党校学员没有教科书，教员编写讲义也缺少必要的参考书。为解决书刊的迫切需求，刚刚恢复工作的党校图书馆，千方百计搜罗到少量图书以及一些油印材料供教学人员使用，继而组织人力编印、翻印各类出版物，还想方设法从国统区收集图书。经过数年集聚多方努力，馆内藏书小具规模，达到数万册之多，延安出版物、国统区图书、敌后抗日根据地图书以及苏联出版的俄、汉文图书都有收藏，馆藏品种多、复本量大，尤其是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党的文献格外丰富。其间，图书馆随党校几次搬迁，1939年初迁至延安北关小沟坪，从此稳定下来。馆址起初设在半山腰的一孔窑洞中，后主体迁至山下食堂、伙房改造的馆舍，党校的5个分部也相继建起规模大小不一的图书室或资料室。此时的中央党校图书馆隶属教务处下属图书材料科，但拥有独立称谓，正、副馆长例由正、副科长兼任，负责图书管理的科员初时只设2人，后增至4到6人，是教务处人员最多的科室。

据这一时期的相关档案资料记载，李仲敏、高山、王一木先后担任过图书馆负责人，工作人员则有陈洛毅、孟莎、张帆、王艾英等，多为心向革命而奔赴延安的爱国知识青年。其中陈洛毅就是一名工人出身的青年革命者，家境贫寒的他从小在上海弄堂里长大，在好心邻居帮助下读了3年小学。他13岁开始在印刷厂做学徒，干了不到一年，由于厂方逼迫日夜赶工，在印刷机前连干3天3夜，人晕倒了，左腿卷进机器，小腿被轧断，成了终身残疾，立即被黑心老板赶出厂门，漂泊在社会上以卖报为生。一位党的地下工作者好心收留了他，安排他摆书摊出售进步书刊，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6年“九一八”国耻日这一天，他撑着一条腿爬到电线杆上向群众散发抗日传单，被反动派抓进监狱，打得遍体鳞伤，但决不承认“抗日有罪”，被判了5年徒刑。由于不满18岁，刑期减半送入苏州反省院，1937年国共第二次合作后被营救出狱，不久光荣入党，被派往延安学习。学习结束后，组织上照顾到他的身体状况，把他分配到中央党校图书材料科，进入图书馆工作。

陈洛毅能说会唱，性格开朗，虽然残疾，却凭着木拐的帮助，能像正常人一样走路、爬山。他热爱图书馆工作，当时为改善党校教材缺乏的状况，他认真钻研蜡版印刷，能刻一手漂亮的蜡版字，党校数十本教材、学习资料，都是经他的手刻印出来的。他还自学订线装笔记本的技术，开展大生产运动时，为学员们装订了上千册笔记本。延安时期党校的图书藏量虽然逐渐丰厚起来，但图书馆人仍然惜书爱书，对来之不易的藏书精心保护，新书到后都要立即包上书皮，破损书刊总是及时修补。陈洛毅一丝不苟、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得到了同志们的尊敬。党校的干部职工之间关系融洽，不论职务高低、分工如何，都能平等相处、相互关心。在这种积极活泼、力争上游，以实际工作参与革命的氛围中，陈洛毅踏实勤奋，练就过硬本领，积累丰富经验，迅速成长为一名党的优秀干部。抗战结束后，他被选派到东北工作，离开了党校。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在工会、建筑等部门工作，最后“重温旧业”，任职同济大学图书馆副馆长，为图书馆事业奉献了终身。

一个人撑起一个室

抗战胜利后，延安的机关学校开始往华北、东北转移。中央党校的办学坚持到1946年，规模持续缩小，大部分教职工走向新的解放区开展工作。1947年3月国民党军重点进攻延安，党校停办，剩余机关人员陆续撤往晋察冀解放区，图书馆员临行前将馆藏报纸和内部文件等全部销毁，书刊则装箱掩埋于学校山上的废窑洞中，但之后遭敌人破坏，损失很大。1948年7月，在全国胜利即将到来之际，中央决定重新创办高级党校，命名为马列学院，院址在河北省平山县李家沟口村。学院筹办之初，校舍用房十分紧张。即便如此，学院仍设法匀出一间五六平方米的平房，成立专门的图书资料室，开始规模很小、条件简陋，藏书不足3000册。这一时期，图书资料室的工作人员只有艾思奇的夫人王丹一一人。

王丹一自幼受到良好教育，学生时代就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和爱国学生运动，1937年她告别了环境优渥的家庭，满怀革命理想和热情奔赴延安参加革命。王丹一性格活泼，多才多艺，是小有名气的文娱骨干，她坚持在艰苦环境中改造自己，适应革命斗争需要，骑马下乡，扛枪垦荒，样样都行。1944年王丹一与艾思奇结婚，两人相濡以沫、患难与共。1949年艾思奇调入马列学院任教，王丹一在学院一部短暂学习后，被安排在图书资料室工作。当时新校初建，百事待举，教员要备课，学员要读书，搜集图书资料就成了燃眉之急。王丹一白手起家从头学起，四处搜集图书，做好书刊的登记钤印、整理装订，在她的努力下，图书存量不断增加，在得知李家沟口村完全小学缺少书籍时，还有能力主动向其捐赠图书千余册。除做好书刊的日常维护外，图书资料室还负责向学工人员配备教学用书、发放学习材料等工作，王丹一配合教学任务，总能将马兰纸印制的沉甸甸的书刊报纸、马列经典，及时送到学员手中，确保教学顺利进行。1949年3月，马列学院迁往北平，馆舍条件日益改善，藏书增至4000多册，分设有书库和阅览室，还调来一名职工和王丹一一起工作。新中国成立后，王丹一先后任职多个部门，最后调入党校政策研究室工作，数十年间潜心耕耘，整理研究艾思奇著作直至去世，从无懈怠。

90年风雨兼程、90年砥砺前行。在党校发展的进程中，一代又一代党校图书馆人，饱含着对党的事业和党校事业的热爱，薪火相继、开拓进取，为保存图书文献、服务党校的干部教育工作作出了不懈努力和贡献。回顾三位校（院）图书馆老馆员、老前辈在革命战争年代的工作经历，有助于激励今天的党校人学习他们的敬业精神和人格风范，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为新时代党校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图书和文化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