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我这种极其不正规的外语学习方式，虽然在掌握外语方面缺欠明显，却因为我的坚持长期读学术类书藉的习惯而获得某方面弥补，我的读书目的本来在于求知和理解学术思想。西方语言的语法严格性和语义结构限制性，使得文句的读解之路径，成为有迹可寻。我的外语读解是一半靠消极掌握的语法词法，一半考上下文中意思的贯穿。意思串不下去了，再反过来查考句法、词法，词典此时极有帮助。正因为不是科班出身，欠缺“外语感”的自信，结果我在读书时必须紧靠文理读解的贯通。到了翻译时，更加需要依靠词典来决疑。又由于我的大部分时间用来阅读文史哲理论，所以比外语系学生多了一些理论类书藉的阅读的时间和词汇量。等到我进入单位学以致用时，我的“强项”恰恰也正好符合工作的直接需要。在中国学术研究领域，搞西学的人如果没有翻译的实践，其外语能力是靠不住的。但是，对于翻译绩效显著的人来说，也并不等于其外语条件已足已用来做研究，因为研究过程需要大量、准确、快速读解原著，这决不是靠字典工作的翻译家能够胜任愉快的。所以，所谓“会外语”包含着非常不同的意思。有些人擅长口语学习，可以不费力地会说多种外语，但未必能读书，更谈不到读理论书。反过来读专业理论书顺利的人，可能不会基本口语。
人们常常对名人踵事增华，动辄说某某大师精通多少种外语，其中颇有名实不符者。人称陈寅恪先生会二十几种外语，我根据自己一生学习外语的经验可以推断，所谓“会”只是指特定的文字需要而言的，如查考历史文献的不同外语词语等偏于技术性的方面。专家学者以片面的方式掌握一些语种的词法句法知识，以有助于考证比较稀有文字文本中个别概念的确义，这是可能的。但这不叫做“会外语”。有传记作者提到陈氏年轻时在国外书摊上买下《莎士比亚全集》赠国内友人，据此推断陈氏年轻时就精通了英国文学。陈氏在致党中央信中提到自己在世纪初就曾在国外首次读过德文原本《资本论》一事，我们可以把这种说法看作是陈氏对官方的“负气”之言，以抗拒政治学习，而不可看作是那时陈先生已可掌握高深德语的自白。无论从哲学、经济学角度，还是从学术德语角度看，对于在海外主要读外国东方语史类资料的陈氏来说，这都是没有可能性的。汪荣祖在同余英时辩论陈氏短长时，未敢引用他自己书中的原话（“是否精通了一国外语还不好说”（大意）），因怕读者对他有不敬贤者的误会。但是记得陈氏另一位助手也曾婉转谈到，他从未听陈氏说过自己会二十多种外语的事。当然，陈氏必定在比较文献研究中用使过二十多种外语资料（后来可能因目疾日重而放弃了佛经研究，因此连带放弃了外语运用），所以才会有此赞语，但这不等于“会外语”。
如果一个人没有在他一生的出版物中显示过他有相应程度的外语实践的证据，就不大可能“精通”外语。陈氏在中国史学方面的巨大成就是并不需要这类不相干的“美化”的。为什么要指出这类名实不符的现象？因为年轻人要知道，学术性外语能力是靠大量辛苦和实践积累而成的，绝对不是靠什么天才一蹴而就的。而中国人喜欢神化政治人物，正如喜欢神化学术人物。少数语言学天才的超常能力是另一回事。我们大多数平常人都须靠后天努力才能有效运用外语。也就是，必需花费大量时间于外语实践，否则难免名实不符。如今翻译作品多了，很多人的西学实践是靠两条腿走路：稍会一些外语，特别是一些口语，而实质性外语资料大量靠的是翻译读物。这很象一些汉学家，颇会说一些汉语，但其学术阅读大量靠的是中译西资料（如《四书五经》之类）。他们也可以有时中西文对比一下，以示“汇通”，实际上主要靠翻译读物。但很多人不肯坦然承认个人掌握外语的实际情况，而宁肯听任他人称颂自己“精通”多种外语的传言。这样，他们当然无法告诉青年掌握学术外语需要付出多大代价。有时候，自己不能真正掌握外语而又有资格主持他人翻译外语书藉者，其掌握外语的名声甚至于超出实际会外语的翻译者。就我自己而言，连说所谓“掌握”外语已觉不确，遑论“精通”。
4。外语读解和口语
我在国外就颇遇到过这类似是而非的情况。有一位法国汉学家在发现我不肯受其“指挥”后，决定“转友为敌”，处处排斥我在法国的机会。其反对我的理由之一就是李幼蒸“不会法语”，所以没有理由接待他。等到我越过她的控制（由于我在国内外始终处在“边缘状态”，有时就不得不支付额外精力设法摆脱“学界同行”的“非学术性手脚”）联系到访法的机会后，一次在巴黎高等社科院大厅里相遇。她见我几年后又出现在她眼前，马上用法语对我说话。我则答以英语。她于是找到机会奚落我说“你原来还不会法语！”我不是一个善于即时“回击”的人，事后才想到我应该用中文反问到“你还不会中文！”我只是需要看法文书，而她是高等社科院的中国语言学教授，理应会说中文的。结果她应该会说中文而不会说反不觉理亏，而我不需要会说法文，反被她认为理亏。原因何在呢？一是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不平等观念。中国人学外语就须“四会”，一般外国学者则只须“会读”即可，而不问工作是否需要。而就我和这位法国汉学家对比来说，实际情况如何呢？恰恰是她作为中文语法专家连读复杂中文都不会，而我（由于西方语言的分析性结构，而非由于我的外语才能）可以读“高深”法文书藉。她对此并非不知道真情，但她故意通过此“占便宜”方式企图阻碍你的机会。这个例子绝非无关紧要：对于工作需要外语能力者而言，一个人的外语能力“实情”应该予以关注。如果明明不能用外语顺利从事专业性工作，却利用上述“掩饰方法”示人，就会使人们看不准他的相关“研究能力”究竟为何，就会发生相关误判。
在德国的类似经验就更多了（也许我在重复以前提过的事了）。有两件明显不平等的事却是中外通行：为什么中国人不会外国菜名被认为教养不够，而外国人从来不屑于记住中国菜名？为什么长年居住中国的外国人不需要学中文，而长年住在外国的人就必须会说当地语言？本来一切取决于生活工作的需要，但会不会外语似乎成了具有独立性的“教养”标志或“归顺心态”标志。我大概已经在其他网文中说过，我在德国移民局辩解为什么自己待了许多年还不会说德语的理由：为什么德国人在中国待很多年不需要会说中文而没有中国人会因此责备德国人？他们会说因无此需要。我的回答也完全一样。他们接着问那你为什么要到德国来？我也可反问同样的问题。他们在中国有业务，我在德国也有我的“业务”。我的业务也同样不要求我会说德文。接下去，他们也完全不能相信我不能“（口语上）掌握简单德文”，却可以“（文语上）掌握复杂德文”的事实。结果为了取得居留权完成写作计划，我竞须把我的德国现象学译作寄往他们的“最上级”以证明“会德文”是具有不同的类型的。但是西方人的头脑有时非常简单，非常标准化。他们不能理解口语和文语可以分离的事实，却不想一下有多少西方教授会阅读古希腊文而并不会张口呢？
总而言之，“会外语”和“读解学理”是两回事。在通常意义上“掌握”了外语，绝不等于能够读懂学术理论书；反之能够在文字上读懂学术理论书，也不得被认为是“会外语”。只有一件事是明确的：不管外语是什么程度，不用大量时间来阅读学术理论书，是不可能读通学术理论的（电脑时代再发达，也在这方面帮不了忙，除了帮助学者学生弄虚作假以外）。
5。理论外语文字的读解
严格说来，我的确未能“掌握住”任何一门外语。但为什么我会在八十年代比海外许多有西方文科博士学位的人能够更早些译介了现代西方理论代表作呢？因为当五十年代港台学术主流精神向后退并追求文化上“认祖归宗”之时，学习西学西文又主要是为了向世界弘扬中华文化之时，我的精神选择正与他们相反。他们莫名其妙地以为失去大陆是因为“数典忘祖”，所以1957年前后全面高唱国学复兴时，我在同一时间则认为中国人的当务之急是深入全面地理解西方文化和理论（这和应该在理论化的层次上深化国学研究的目标完全不冲突，甚至相辅相成）。后来到了国外，了解了这段港台思想史后，认为当时港台思想的“思古之情怀”，不仅是误判情势，而且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性格软弱的明确标志（因此我根本就不相信他们是因为对“民族文化”感情太深才决定全面“复古”的；这里含有一种也许连自己也未意识〔这并不减轻自己的责任，因为“不意识”也反映着态度的真实取向〕到的内在的功利主义。不能识此，就不能认识二十世纪知识分子的“色厉内荏”）。而对一个应对充满苦难的世纪担负相对责任的“文化精英”阶层不想批评、只想美化的共识，绝非见贤思齐，而是民族精神虚弱的“再表现”（夸祖以炫己）。
也有许多文化精英把自己个人遭受的苦难当作个人脱责和荣誉补偿的理由，这也是一种性格软弱表徵（个人遭遇与个人选择正误并非一事）。不是说不应该深研国学，而是说应该在学术整体框架内首先讲求现代时期“深研”国学之理论和方法。结果海外学人的“外文”本身当然比我们好得多，但他们长期以来较少利用外文来研读较艰难的现代外国主流理论，也就难以充分理解学术理论之意涵，因为后者是与“学术思想”联系在一起的，而不是只和“外语”联系在一起的。即使有了外国学位，也须大量阅读理论类书藉才能确实掌握学术外语。他们在国外读学位时当然须读外国理论，但作为学生阶段的知识准备和可支配时间都还有限，关键是回国以后社会环境不再能促使他们继续深研下去。因为那时知识分子不是瞄着西方学术主流，继续奋进，而是纷纷转为颂扬祖先这条太方便的老路（“复兴”中华文化口号等于鼓励记诵旧章，天下有没有比这种因循守旧主张更懒惰的？）。等到后来见到大陆学人后，又很不服气大陆人怎么能在西学理论上比他们强。（再等到他们能够来大陆访问而可受到学界领导给予外宾的尊待时，才又恢复了他们的确比大陆学人高出一级的自信）今日海内外情况当然均已大变，西方理论成为两岸共同追求的时髦。但接着我们又遇到另一个有关研究态度的、更具有挑战性的问题了。今日两岸学类似，西化派和国学派旗鼓相当。但二者何其相似乃耳：都是在全球商业化大潮中朝向功利目标；也都是朝向“全球化”：即在西方出头露脸。因为所谓国学，其志向也在于获得“国际认可”。（正像中国的小说须待国际认可、中国的电影也须待国际认可一样）
再来说明一下外语学习，理论研读和国外留学的关系。即使对于在西方读过学位的人，也不一定能较好掌握学术理论外语读物。因为这完全取决于在外读书的情况。留学生最大的问题是欠缺充分时间进行大量、细致、专注的阅读。至于词汇量，更须在本专业之外另行扩充，这又取决于该人是否热爱理论阅读。对于爱好学问的人，其实在不在国外并无多大关系。甚至于在国内的阅读时间还会超过留学生的外语阅读时间。“阅读时间”才是最根本的保障。但是误解往往发生在以为有了学位文凭，就等于学术外语过了关。但据我的观察，留学生能否掌握学术外语，特别是理论外语，完全取决于其阅读时间和阅读内容，而和其博士学位关系并不大。有了博士学位，回国后又不断继续努力，这是一回事，而如果仅靠博士资历，则其阅读能力可能相差很远。他们一回来就面临着自尊心压力。人们以为他们能够掌握外国高深理论，实际上相当多数人距离此境界还相差很远。对他们而言，别人的翻译作品也是解决他们自己专业所需知识的重要助力。不过，由于近年来学人比高比低，一些人不是努力诚实自我提升，而是比资历、比名气，他们以名利为目标，自然会“找各种窍门”来创造自我精通西学的形象。还有一些并无西学理论阅读能力而依靠地位、名气、粉丝而以汇通中西思想自诩者，反而是对青年人做出了错误的示范，引致青年同样夸夸其谈，“后现代”、“话语”不离口，实际上人云亦云而已。外语能力本身，西学资历，学术地位等等因素，都不是学术外语阅读能力的保证。保证只有一个；花时间阅读原著；为此你必须热爱选择的知识本身，因此你才能坐得住。强烈的求知欲才会促使你不畏烦难，以读为乐，日久必有所成。出不出国，其实并无多大关系。
6。翻译和研读
80年代是我急于将国外重要艰难的理论性著作译介到中国的十年。正如我学外语只为了看学术书一样，我做翻译只为了使别人的重要思想能让国内学界了解（对我自己来说，也是一个学习提高的过程。〔向别人〕学习，正是学外文的根本目的所在。这种学而后思的态度，和传统上的“文人才子”之不学而俱知的风格截然对立）。前者使我成不了“掌握外语”者，后者使我成不了“翻译家”。我从来没有把翻译工作当作一项“职业”。在此足可反映我的非功利态度的正反两方面效果：努力忠实传达外文典藉原义的愿望，但因译事仓促，在专词斟酌和文字润色方面都大有改善必要。实际上我当时的多数译作都是在读毕一段后，一笔落定，然后再在稿纸上逐页改善。从翻译技术角度看，其中必然包含译笔粗糙部分。这次在处理罗兰-巴尔特译文再版时，才有机会发现当初工作的质量，实大有改进的余地，可惜人生短暂，难以花费足够时间使工作成绩一一令人满意了。
90年代我在湾区落脚后，陆续把二十年来在中、欧、美各居住地中搜集到的中外藏书集拢起来，“外文”对我就实体化为一座小小书城；再远处，还有真正的庞大书城---大学图书馆，及其陈列有千百种各国外语期刊的宽畅阅览室。那里的新知新学如今都是我可“触及”的了。回想四十多年前在北图开始学外语时渴慕大书库内“珍宝”的心情，现在“珍宝”随时（主观和客观上）可及，而已日暮途穷。然而，我们并没有权利自怨自叹，而应努力在固有轨道上有始有终。
这样，在此一生的最后阶段，我的确仍然和“外语”在一起。即使十几年来，由于工作需要，多数时间转用来阅读中文，“外文”不仅仍然在旁静候着我的下一个必以外文书藉为主的研究计画，而且几年来从来也未与我“疏远”。因为任何理论性思维活动都会使我需要立即进入“外语世界”，以寻索根源和应对异同。尽管我最终也未能真正“掌握”任何外语，但早年笨拙的外语学习，还是使我勉强达到了五十年前的愿望：通过读解外文人文社会科学学术书藉，以使个人生命能参与人类思想探索前沿。至于成绩如何，根本不应放入计虑之内（只计其义，不计其功）。青年学人一定要理解：孔子教诲之“学”，乃个人人生观内部之事，学即一种精神生活方式，而非仅是求外在功利的手段。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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