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中）做完六年工作总结后，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右）和新任院长杨志刚（左）起立向他致敬。刘畅 图

左：复旦文史研究院用数年时间完成的《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是研究15世纪至19世纪中国乃至东亚历史变迁的珍贵一手材料。

右：《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是中国周边国家所藏汉文历史文献资料在中国的首次大规模出版。

过去几年中，全国的高校中出现了各种“研究院”、“研究中心”，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说：“复旦大学的文史研究院在这里面的确是名列前茅，这是一个特别的例子。”而复旦文史研究院首任院长葛兆光认为，中国高校办高等研究院、研究中心始终缺乏一个非常明确的方向，而复旦文史研究院“不是什么事都能办的”，而是“有所为有所不为”。

早报记者 石剑峰

“六年来,我大概每天都在办公室,不只是朝九晚五，早晨8点钟到，下午6点才回去，所以我现在觉得很累。我跟学校提出，我必须得休息。”今年63岁的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首任院长葛兆光昨天卸下了院长一职，一身轻松。

昨天，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举行了成立6周年纪念暨换届国际评审会，文史研究院的国际评审夫马进、王德威、邢义田、张隆溪、罗多弼、李焯然等国内外学者出席了研讨会。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的创办人和院长葛兆光在会上正式卸任，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处长、文物与博物馆系教授杨志刚（51岁）接下院长一职，“文史研究”将“再出发”。过去几年，国内高校大兴各类研究院，复旦文史研究院是其中的佼佼者，葛兆光本身是成功的重要因素，但葛兆光说，学校“不管事非常重要，因为不限制你做任何事情”。

“我做不了傅斯年”

2006年，56岁的葛兆光教授从清华大学调到复旦大学，奉命组建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当时他向复旦校方表示，只想做一件事情，就是针对中国大陆学界存在的问题与状况，实现思考已久的学术理念，建立一个新的研究方向，组织一个好的学术团队，设计一个能够与国际学术对话的研究中心。虽然葛兆光说只做一件事情，但自文史研究院从2007年正式成立以来，已经做了那么多的事情。这让葛兆光自己感到非常意外。在昨天的会上，对着PPT，葛兆光向与会者介绍了文史研究院到底做了些什么。

葛兆光的PPT显示，文史研究院自成立以来办了70多次文史讲堂，100多次小型报告会,还用数年时间整理完成了《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25册）和《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30册），前者是中国周边国家所藏汉文历史文献资料在中国的首次大规模出版，后者是研究15世纪至19世纪中国乃至东亚历史变迁的珍贵一手材料。昨天与会的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汉学家罗多弼说，这些书在将来二十年都非常重要。与《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和《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的整理出版同步进行的，还有文史研究院的“从周边看中国”、“批判地理解国际中国学”、“交错的文化史”、“域外所藏有关中国的图像资料”、“中国宗教、思想与艺术史的综合研究”等方向的研究。葛兆光说，这些都是研究院积累下来的东西，能让后人还能用的东西。

昨天葛兆光教授卸下院长一职，在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所长黄进兴看来，葛兆光在学问、学术领导和国际合作三个方面都能展示自己的才华，这在学者中并不多见。葛兆光曾经给文史研究院的委员们写过一封信，他说：“当年办史语所，傅斯年功不可没，但是很抱歉，我不是傅斯年，我做不了傅斯年，我更不想像傅斯年那样再一头栽倒。” 葛兆光教授说，“所以我必须得卸下这个责任。不过办一个研究院六年是不够的，一百多年的现代学术史，文史研究院才六年。”

葛兆光卸任，文史研究院“再出发”。葛兆光希望研究院未来在招生上更加国际化，甚至全球招生，也希望自己的学生能和美国、日本的大学一起联合培养。但这些愿望还有一系列的制度障碍和壁垒需要去打破。在研究方向上，很多与会学者都提到了域外有关中国的图像资料的研究。但新任院长杨志刚谨慎地认为，文史研究院这些年来已经有了一些现成的方向，其实是刚刚开始，还没有到要做调整和改变的时候。“但是可以在现有的这些方向之外我们再看看，就是说根据我们现有的人员结构情况以及大家兴趣所在可以再增添一些方向，比如说用图像研究，确实是可以走出一条道路出来的。”

“学校不管事非常重要”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成立于2007年，这几年间，国内诸多高校也纷纷兴建“高等研究院”，但真正的积累些东西，能持续推进学术研究的并不多。

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日前还在抱怨，研究院在北大得到的关注不大，目前取得的成果与自己的理想有相当落差。葛兆光昨天在会上也说，“在中国迅速膨胀的这么一个时代里，好像中国有点 不差钱 ，当中国不差钱的时候，各种研究院或者研究中心就风起云涌。不过我总觉得各种研究院办起来以后，我看到的是数起数落。”台湾“中研院”院士邢义田认为，就因为不缺钱，“所以在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地出来各种各样的研究中心、研究院，往往是因为有钱，就去凑成一个班子，去设立一些项目，然后想着怎么把这个钱花掉，这是一个普遍现象。”

目前的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已经成为近年来全国所建立起来的诸多人文研究机构、高等研究院中的佼佼者。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昨天说，“在过去几年，我们也看到了许多大学成立类似性质的高等人文研究机构，但复旦大学的文史研究院在这里面的确是名列前茅，这是一个特别的例子。”

葛兆光认为，中国高校办高等研究院、研究中心始终缺乏一个非常明确的方向。“坦率地说，尽管中国不差钱，但是不是什么事都能办的。所以我们只能说有所为有所不为。因此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从建立一开始我们就说有些事情做不了，我们只能做一些事情。”但一个研究机构如果要长远地发展，不只是一两个教授来做，同时它的持续性、制度性还有专题性导向是一个研究所或一个研究院持续发展最重要的精神。

在这六年，文史研究院始终秉持教研并重，“在大学办研究院，你必须介入教学，否则变成孤立、抽象的研究院，只研究不教学的研究院，很难维持，就算维持下来，也很难有效应。”在文史研究院有一个有关“亚洲艺术、宗教与历史研究”博士硕士招生项目，葛兆光和他的同事们相继开设了“亚洲史研究方法” 、“亚洲宗教与文化的交流” 、“亚洲艺术史研究”、“印度宗教经典导读” 等十余门课程。在教学的过程中，这几位学者开始探索和认识新的研究领域。

葛兆光说，在这6年，校方不仅给予支持，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是“不管事”，“学校不管事非常重要，因为它不限制你做任何事情。也就是说它给了你比较大的自由空间。”

“周边看中国”再出发

过去六年，复旦文史研究院最重要的研究方向就是“周边看中国”，这同时也是葛兆光的学术志趣所在。除了研究院整理出版的《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25册）和《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30册），葛兆光也于2011年出版了在学术界非常有影响的专著《宅兹中国》。

对于“周边看中国”这个还将持续的研究方向，葛兆光昨天说，之所以要“从周边看中国”，主要的目的是打破中国研究跟外国研究之间的壁垒，“特别是能够从外面的眼光和角度来反过来看中国，这是我们的一个目的。我们当初接触到的和能够做的，更多的可能是在东亚。”葛兆光说，东北亚和越南都有用汉字书写文献的传统，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这一带，“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考虑。特别是这些资料数量太大，包括我们现在做的韩国、朝鲜通信史的资料，几百万字。这是非常现实的问题，因为如果是处理其他的我们不熟悉的领域，需要更复杂的语言工具以及更罕见和难找的资料，我们一时力不能及的话，先把它放一放，这是一个现实问题”。

但葛兆光也承认，既然是从周边看中国，也应该考虑到西边或西南这一块。美国哈佛大学满洲语教授欧立德在不久前来到文史研究院讲学，葛兆光说，这其实也是考虑到学院做蒙古、印度、内陆亚洲的部分确实还不够。从东边看中国，转到西边看中国，这同时也是研究院未来的“再出发”。来自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的汉学家罗多弼甚至建议，“看中国”的范围还能扩大到“传教士看中国、瑞典18世纪怎么看中国”。

葛兆光为什么会选择“周边”这个词？他说：“这里面涉及很多，因为 中国 是一个变动的概念，如果你用一个非常清楚的 国家 或者其他的概念，有很多的东西不好处理，所以满蒙回藏这样一些问题我们都要放在里面，这样的一些问题是学术界正在关心或者即将比较关心的问题。这个 周边 包括日本、韩国，但是也包括满蒙回藏这样一些问题，这些东西是我们需要做的。”表面上是致力于“周边看中国”研究，实质上也是在讨论疆域、族群、宗教、认同、国家这样一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