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沈从文先生（1902-1988）

今年是沈从文先生（1902.12.28-1988.5.10）逝世三十周年。新近出版的张新颖传记作品《沈从文的前半生》，意在勾勒沈从文前半生（1902-1948）成长的一条主线：这个从湘西来的青年人，嗜好野蛮，却不乏害羞。他对乡村生活图景有着极深的观察，对那里的人事也深怀爱意，然而却执意到城市中谋求生存与发展。在同社会打交道的过程里，通过持之以恒的写作，他一面让自己的性格从柔弱发展为刚健，一面又在不同的路径中寻找乃至开拓了“五四”精神的本义。此外，沈从文的创作在这本书中同样涉及到两方面，其一为文学，其二是杂论。但时代的吊诡在于，他之于“五四”精神的坚持，反倒使得自身彻底为时代所裹挟——社会消减了个体，杂论压倒了文学。这或者也是沈从文个人生命中的悲剧。就传记的意义来说（于不了解者增进理解，于了解而带有偏见者打破偏见，于有同情心愿理解者增进一分热爱），这本书的完成度相当之高，甚至于给出了一部带有“情感教育”色彩的传记。

害羞与野蛮的青年

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总是问自己：沈从文的怯弱与对野蛮叙述的迷恋，也许是一回事吧？譬如他在《新与旧》《黄昏》《我的教育》《从文自传》里反复提到的砍头一类的场景，在作者看来就是“突出和夸张了这一面的特征”，而“掩藏和略去了另外的方面”。前者可以说是在成长环境中耳濡目染习来的顽野，后者则可归入体质孱弱与家道中落的因素里，是故内向害羞，“与自然景物易亲近，却拙于人与人之间的适应”。这种性格上的矛盾，造就了沈从文走入这个世界的初始形象。从后文来看，是否确立这一点，对于叙述他半生的轨迹，意义不容小觑。1917年，沈从文的母亲就让十五岁的他跟随一位在军队的亲戚到辰州驻防。在军队里，沈从文做到了统领官陈渠珍（《艽野尘梦》的作者）的书记。但正如他当初离家时没有任何感伤，急切地想要接触这个大千世界，在于个人想象力之发达；此刻的他触目于军队的陋习和战争的可怖，依然没办法安定，为此常常“到这街上来来去去，看这些人如何生活，如何快乐又如何忧愁”，并且考虑自己的将来，冥冥中“觉得有一个目的，一件事业，让我去做，这事情是合于我的个性，且合于我的生活的，但我不明白这是什么事业，又不知用什么方法即可得来”。于是他决意再次离开，“尽管向更远处走去，向一个生疏世界走去。”这一次他决定到北京读书。

从乡下到民间，再到北京，其时的沈从文不过二十岁。几次考试都没有成功，他打算开始写作，而这个青年与文学界的冲突是可以想象的。如书中提到的一个细节：“《晨报副刊》的著名编辑孙伏园，曾当众把沈从文投稿的一大摞作品连成一长段，开玩笑道：这是某某大作家的作品！说完后，即扭成一团，扔进废纸篓。在场的一个人后来把这个情景告诉了沈从文，令他深感屈辱。”但不久他就在此发表了第一篇作品。张新颖此书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在每个年份的叙述之后都列出这一年沈从文发表的作品。不可谓不多，这也为此后“多产作家”的讥讽留了口实。然而作者也为这种写作上的勤勉提供了他的解释：其一是以稿费缓解生活压力，其二是“他并不明确地知道应该怎么写，应该写什么，所以他要不停地摸索、练习、实验”。

如果我们从更为内在的视角观察，这种勤勉和探索自己、确立自我便有着很深的关联。与此同时，到了北京之后，与朋友的交往同样未能缓解他心底的疑惑和焦虑。换句话说，在他和他所接触的对象之间的差距，无论是身份还是学识，都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导致了一种自我贬抑的情形。我们注意到，在这一时期，他第一次用“落伍”嘲笑自己，这个字眼在沈从文的一生中都占有着重要意义。他要处理自己与时代的关系（趋时或落伍），归根结底是确立自我形象的题中之意。解决了后者，前者庶几迎刃而解。

“晚堕兰麝中，休怀粉身念”

在张新颖勾勒的传主成长主线里，又分为两条线索。其一对应于他和时代的关系，此即上文所说的趋时或落伍，尽管在更多时候，沈从文既不过分贴近，也不过分远离，而是取其中道：游离在时代的心脏与边缘之间；其二对应于他和自身打交道的事情，在这一过程中，沈从文从柔弱成长至刚健。不过这一点依旧类似于他和时代关系的情形，未必是绝对之论。

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32卷《沈从文全集》里，前27卷涵盖小说、散文、传记、杂文、诗歌、文论、书信，从第28卷到32卷，是沈从文关于文化考订研究的成果。事实上这种分类也基本合乎沈从文前半生与后半生的工作。他公开发表小说始于1924年12月22日在《晨报副刊》发表的《一封未曾付邮的信》，署名休芸芸；结于1947年11月在复刊的《文学杂志》第二卷第六期上刊载的《传奇不奇》。尽管只有短短二十三年的时间，在作者看来沈从文的创作却是“经历一个长时间的过程，一步一步地进展，一点一点地成熟，而且仍然是通过持续地大量写作的方式，缓慢获得”。忍耐固然是必需的，却还不是必要。在此之外，尚且还要让写作真切地同人间发生关联，要让写作者在写作这一行为中反思生命的源流，并且藉由写作来确立此在的意义，规划未来的道路。

作者在书中特别标举《从文自传》，想来正有此意。这本自传诚然没有《瞧这个人》那般狂妄，驱使其写作的动机却极为一致。沈从文要讲述他的生活，首先是因为他察觉到——那使他成其所是——的历史有了疑问，他需要去廓清盘桓其上的迷雾；其次是他想在对个人历史的回溯中，重新发现与确立他的思想，所以书中叙述的历史又指向了将来。“是借助自传的写作，沈从文从过去的经验中重新‘发现’了使自我区别于他人的特别因素，通过对纷繁经验的重新组织和叙述，这个自我的形成和特质就变得显豁和硬朗起来。”两者合而观之，便泰半得以辨识这本书对于沈从文有着精神自传的意义。至于自《从文自传》之后，又有他亲自编订、作序的总结过往十年创作成果的《从文小说习作选》，大可如是看待。

“路”的意象是沈从文终其一生思考的问题。在过去，常常是他既向自己提问，也向自己回答：“什么才是我的路？我不知道什么才是我的路”；那么从此开始，自我怀疑的味道就少了许多：“目前我的工作还刚好开始，若不中途倒下，我能走的路还很远”，乃至终于成就了《边城》这样的作品——沈从文自己的意见与我们通常在美文学上的概括并不一致，于他而言，《边城》这样的作品表达的是“一切都在‘微笑’中担当下来了……这微笑有生活全部屈辱痛苦的印记。有对生命或人生无比深刻的悲悯。有否定。有承认。有《旧约》中殉教者被净化后的眼泪。”这正是写作被打上主体立场烙印的意义：个体从“得来无自”的惶惑，一变为“其来有自”的强韧。文学由此开始，产生肯定的力量。

心灵的战场与时代的战场

打理自我与时代的关系，往往是三十年间的现代作家要面对的问题。但沈从文与其他人的不同，很可能还表现在他具备返身自觉这一点上。他将处理与自我的关系，视作调整自己与时代距离的一个根本前提。惟有先确立了关于“我”之叙述的自足性，方可奠定这个“我”在时代中的位置。如果说前者是心灵的战场，那么后者就是时代的战场。沈从文前期创作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他在杂论随感上的写作。尽管作者认为小说《长河》的完成，尤其是结尾《社戏》一章的庄严与活泼并重，已然标示着沈从文的小说开始由“自足世界的时间和空间”转向“风吹草动都与外界息息相关的时间和空间”，但在更大的意义上，文学所对应的恐怕还是心灵的战场，而他也看重这方面的价值，承认文学在世间自有其“细碎”的光明与意义。另一方面，却又总忍不住借助杂论这一渠道，向外部世界发声。

然而，这大概也不能简单地看成矛盾。原因便是：杂论方面的文章（始于1924年12月28日发表在《晨报副刊》的《“我恨他的是……”》，署名休芸芸，讫于1948年9月1日刊载于《论语》杂志的《中国往何处去》，署名沈从文），其中的多数，都是作家关于文学与社会关系的论辩：“他担忧追逐‘时代’而丧失文学的独特性，新作品成为新式八股。”换句话说，时代的纷扰有时仍然被沈从文“不合时宜”地落实在文学上，试图在此一空间追问，也希望文学能够解答；遭到批判自在意中。

在这里，便不可不提他与“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差异。对于那些留洋归来的学生，关于启蒙的言说是取自西方的思想资源，行经他们的写作教育等活动进入中国；沈从文却是一个特例。“五四”精神在他身上始有体现，固然也是浸润于其时的思想风潮，而对这种精神加以发扬和贯彻，则有赖于他浸润其中的了解与对民间生活的观察（“我永远不厌倦的是‘看’一切”）的融合。质而言之，这既来自于他的思考，又是这两方面贯通的结果。然而，现代文学前十年间，这种融合还没有真正完成；至于其真正完成，又出现了一个被张新颖称为是“耐人寻味的现象”：“在抗战的大环境和流亡的迫切形势下，沈从文偏偏成了一个不合时宜的五四精神反反复复的絮叨者，不仅谈文学时如此，新的现实中所遭遇的种种刺激，都能触发他从五四的立场做出反应。”在这部书中，张新颖于此间转变的来龙去脉都详加注明，尤其是更为深层次的原因。

1934年，沈从文回乡探望母亲，在1月18日他有两封给妻子张兆和的信，其内容却截然不同。那一天的上午他看到一位老人为了一点工钱而做了小船临时的纤手，在信中叹息“这人为什么而活下去？他想不想过为什么活下去这件事？”由是出发，鼓励妻子与自己一同为这个民族摆脱愚昧而奋斗。可是在下午的信中，他却比这一立场更进一步地说道：“三三，我错了。这些人不需我们来可怜，我们应当来尊敬来爱。他们那么庄严忠实的生，却在自然上各担负自己那分命运，为自己，为儿女而活下去。不管怎么样活，却从不逃避为了活而应有的一切努力。”这两封信，也可以说是启蒙精神与批判理性的龃龉；惟其把握了后者，才标示着前者真正的独立。换言之，真正的转变是沈从文自觉思考的结果。

此后的事情，或者是命运的悖谬：当内部的事业竣工，他开始为文学的自足与独立而呐喊时，追求本身却使得他再也无法回到文学中来。1946年起，反驳沈从文文章的性质已不同于过去。反观沈从文一面，从前急于回应辩驳的姿态也有所改变。1947年2月前后，他“起笔四篇文章，但四篇都未完稿，可以猜想他一次又一次欲辩，而终于废言的情形”。早在十年前，张兆和就劝他不必写杂论文章，行至于此，他终于收手不写了。张新颖在本书结尾时认为沈从文的前半生留下了一个有“悲哀的分量”的背影，我却以为这里有不辩解之意存焉。更为根本的，是他终于由内敛达至自足，赋予一己生命以厚重与庄严的本色。无论将来的事态怎样，这一点都无法抹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