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新闻出版

毛泽东曾说过：“我所愿做的工作：一教书，一新闻记者。”（《新民学会资料》，第 39页。）事实上，毛泽东除了做过教师，也干过新闻记者。仅五四期间，毛泽东就先后主编了《湘江评论》和《新湖南》，协助编辑《湖南通俗报》，创办了《新时代》等。在办刊办报过程中，毛泽东身兼多职，对编、著、校、印、发每个环节都非常熟悉。追溯毛泽东从事新闻工作的开端，与黎锦熙有着密切关系，并且也是从芋园开始的。辛亥革命后不久，黎锦熙就被《长沙日报》聘为主编。 1912年，黎锦熙又与李抱一、张平子、张秋尘等人创办了《湖南公报》，并担任总编辑。 1914年，他与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等组织宏文图书编译社，又附办刊物《公言》。 1915年，宏文图书编译社以及《公言》杂志社搬迁至芋园。正是在芋园，毛泽东在向黎锦熙求教的同时，也开始接触新闻编辑事业。而这种接触，最早是从抄写报刊文稿开始的。

1915年上半年的许多周末以及暑假，毛泽东基本上是在芋园度过的，并经常到《公言》杂志社看书读报。而与此同时，另一位青年 ——就读于长沙师范的田汉也住在这里。在这段日子里，毛泽东和田汉等人时常帮黎锦熙抄写文稿。解放后，黎锦熙曾说：他办报时，有三个青年学生帮他抄过文稿。一个是不问文稿的内容，什么都照抄；一个是凡见到文稿中有问题，总要提出来，并有代为润色的时候；一个是看到他不同意的文稿，干脆就不代抄。这三位青年中的第二位后来成了著名的作家，那就是田汉。第一位默默无闻，第三位成了伟大的人物。这第一位、第三位他不便说出来，但私下对家人透露，第三位抄写文稿的人，就是毛泽东。（参见曹述敬：《仰之弥高——深切怀念黎邵西老师》，《黎锦熙先生诞生百年纪念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0年版，第 187页。）

而毛泽东接触新闻编辑事业，并非仅仅抄抄文稿。在芋园期间，毛泽东也经常参与或讨论编译社中的业务，曾与黎锦熙等人“共话社事”（《1915—1920年黎锦熙日记中有关毛泽东的记录摘抄》，《党的文献》1999年第 3期。）。黎锦熙《湖南公报》总编辑的身份，也让许多报人经常前往芋园商量报刊事宜。尤其是 1915年 9月以前，由于《湖南公报》逐步为政客操纵，黎锦熙等人筹划另组《大公报》，《大公报》后来的主笔张平子等人经常出入芋园，并与毛泽东等人有过密切交往。毛泽东在芋园参与的活动，让他熟悉了报刊编辑的许多知识，结识了当时湖南报界的许多名流，这为他日后创办《湘江评论》、《新湖南》等报刊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实为湖南文化的先锋”（吴起鹤：《解放前的长沙图书业概况》，《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 23辑，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6年版，第 151页。）的宏文图书编译社同仁所具有的那种改革朝气，以及该社《公言》杂志，声言将“选译西洋报章杂志”，包括“欧美日本最近之种种思潮”，以求实现“刷新社会”这一“救亡至计”的抱负（《〈公言〉杂志启事》，《湖南教育杂志》1914年第 1期。） ，给青年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后来创办的文化书社，还有着宏文图书编译社的影子。毛泽东在创办文化书社时，就曾提出“没有新文化由于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思想由于没有新研究，没有新研究由于没有新材料”，创办文化书社主要目的是“用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尽管文化书社一直是以运销中外各种有价值之书报杂志为主旨，但在创社之初，毛泽东就提出，不仅仅要建文化书社，“研究社、编译社、印刷社亦急待筹设”。（《新民学会资料》，第 250—251页。）只是后来他投身革命事业，无暇落实这些事情。但他创办文化书社的初衷及其设计，无疑受到了宏文图书编译社的影响。

毛泽东在芋园的活动时间是 1915年 4月到 1915年 8月。1915年 9月 1日，黎锦熙离开长沙，赴北京任教育部教科书特约编纂员；而在此之前，杨昌济已辞去第一师范兼任课程，于 7月初举家搬至河西岳麓山下。哲学研究小组的骨干成员萧子升、陈昌则于6月份毕业并去小学任教；蔡和森、熊光楚也于下半年离开第一师范到湖南高等师范就读。恩师及同学的离去，使热闹的芋园逐渐变得冷清，毛泽东便很少再去那里。岳麓山下的板仓杨寓逐渐成了新的活动中心，毛泽东也就成了那里的常客。

〔作者申鸣凤，湖南省第一师范学院馆员〕

［摘要］1915年，毛泽东在李氏芋园度过了一段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时光。在这里，他参加了哲学研究小组，开始了参与和组织社团的活动；他得到杨昌济、黎锦熙两位老师的赏识，并接受了他们悉心的指导和点拨；他接触了新闻编辑事业，具备了初步的办报办刊经验。芋园的一段生活，对青年毛泽东的思想发展，以及社会活动经验的积累，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毛泽东；芋园；杨昌济；黎锦熙；哲学活动

李氏芋园，又称李星沅公馆，是坐落在长沙城东南定王台附近的一座私家园林。它建于清代道光年间，园主为当时的两江总督李星沅。这座园林规模宏大，气度非凡，当时被誉为“长沙四大名园”之一。民国以后，该园逐渐衰败，抗战时期毁于大火。作为一个园林，它早已为人们所淡忘，但研究青年毛泽东的成长轨迹，芋园堪称一个重要节点。

毛泽东与哲学研究小组

毛泽东与芋园结缘，要归结到宏文图书编译社的创办。宏文图书编译社由当时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师黎锦熙与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等人于 1914年组织创办，主要工作是编辑中小学各科教材。 1915年，由于第一师范教员李青崖（李星沅的直系后代，李氏芋园的继承人）的关系，编译社租下了李氏芋园，在编译社工作的二十余人大都把家搬到此地。这些工作人员基本上都是第一师范的教员，芋园俨然成为第一师范的教师公寓。当时宏文图书编译社的同仁们还组织了哲学研究小组，在第一师范伦理课教员杨昌济的指导下，经常讨论一些哲学问题。哲学研究小组主要是介绍读物、讨论读书心得。

杨昌济推荐给小组的读物是西洋哲学、伦理学以及宋元明哲学，黎锦熙推荐给小组的读物是英国学者的社会学著作。当时常来芋园的学生有陈昌、萧子升、熊光楚、蔡和森、张昆弟、萧三、毛泽东等人。在黎锦熙的日记里，毛泽东出现的时间相对较晚，却是来芋园次数最多的一位。正是从这个时候起，毛泽东与大家一起研究学术、交流心得，讨论“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等问题。这些交流，正是新民学会成立的滥觞。后来毛泽东在解释新民学会成立的缘起时，提到“至溯其源，这类问题的讨论，远在民国四五两年”。也就是说，最早的讨论应当开始于 1915年，这也正是芋园哲学研究小组成立之时。经过上百次的讨论，“乃得到一种结论，就是‘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于是乃有组织学会的提议，一提议就得到大家的赞同了”。（中国革命博物馆编《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 1980年版，第 2页。）1918年 4月 14日，五四时期湖南最重要的社团——新民学会正式成立。可以说，哲学研究小组是毛泽东参加社团活动的开始；而芋园则是毛泽东开始参与社团活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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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两位恩师

在青年毛泽东的读书生涯中，杨昌济、黎锦熙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两位老师。 1913年至 1914年，黎锦熙、杨昌济先后担任毛泽东的老师。尽管毛泽东表现很优秀，但从现有资料来看，这一时期黎锦熙、杨昌济与毛泽东的交往并不多。在黎锦熙 1915年 4月 4日以前的日记里，从未提及毛泽东。而在 4月 4日这天的日记里，黎锦熙记载：“毛泽东来。阅其日记，告以读书方法。”（《1915—1920年黎锦熙日记中有关毛泽东的记录摘抄》，《党的文献》1999年第 3期。）

此后的数年间，毛泽东成为他日记中出现频率较高的一个名字。据此可以推测，毛泽东与黎锦熙的深入交往是从这一天开始的。

巧合的是，也是在这一天，毛泽东第一次出现在杨昌济的日记里。杨昌济 1915年 4月 5日的日记记载：“昨日编儿童侦探完，一日未读书。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仅隔一山，而两地之语言各异。其地在高山之中，聚族而居，人多务农，易于致富，富则往湘乡买田。风俗纯朴，烟赌甚稀。渠之父先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毛生曾务农二年，民国反正时又曾当兵半年，亦有趣味之履历也。”（杨昌济：《达化斋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 163页。）从日记内容及语气来看，此前杨昌济对毛泽东的了解并不太多，这一天的交谈才让他对毛泽东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和较为深刻的认识。

在青年毛泽东的学习生涯中， 1915年 4月 4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这一天他同时给杨、黎两位老师留下深刻印象，并为他们所赏识。在杨昌济眼里，毛泽东“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在黎锦熙眼里，毛泽东“文理优于章甫（陈昌），笃行两人略同，皆大可造，宜示之以方也”（《1915—1920年黎锦熙日记中有关毛泽东的记录摘抄》，《党的文献》1999年第 3期。）

。正是在芋园交往后，“弘通广大，最所佩服”（黎锦熙：《毛主席六札纪事》（下），《党的文献》1996年第 2期。）的两位老师真正走进毛泽东的生活，并给予他谆谆教诲和悉心点拨，这对青年毛泽东的成长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芋园哲学研究小组的学术研讨中，杨昌济的哲学世界观、伦理学思想以及高尚的人格、廉洁的节操和严谨的治学精神，深深地触动了毛泽东。与杨昌济密切交往三个月后，毛泽东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深切感慨：“弟观杨先生之涵宏盛大，以为不可及。”（《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8年版，第 14页。）正是这种感动，让毛泽东决心以杨昌济为学问生活的导师。此后几年，去杨昌济家中求知问道成为毛泽东生活中的一种常态，杨昌济因之成为毛泽东读书期间“影响最强的教员”（〔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东方出版社 2005年版，第 136页。）。

尽管黎锦熙从 1913年起就担任毛泽东的老师，但两人的交往也仅在课堂之上。而在芋园的交往，让毛泽东对黎锦熙有了全新的认识，“其言若合，而条理加详密焉，入手之法，又甚备而完。吾于黎君，感之最深，盖自有生至今，能如是道者，一焉而已”。黎锦熙的读书方法让“为学无头序”的毛泽东如获至宝，深感庆幸，“生平不见良师友，得吾兄恨晚，甚愿日日趋前请教”。（《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1、7、30—31页。）从 1915年 4月起，只要一有时间，毛泽东就去芋园黎锦熙住处向先生请教。根据黎锦熙日记记载： 4月 4日，“毛泽东来。阅其日记，告以读书方法”； 4月 11日，“萧旭东、毛泽东、及熊光楚至，讲读书法”；4月 25日，“毛泽东来，告以在校研究科学之术”；5月 2日，“与涤凡、泽东话学问事”； 5月 9日，“毛泽东至，稍话读书事”； 7月 11日，“学生陈同毛来，问小学功夫做法”； 7月 13日，“与毛、陈两生说读史法”； 7月 15日，“与毛生说研究法”； 7月 19日，“与毛、陈两生说读书自习法”；7月 21日，“与两生讲学，告以读《缮性》一篇，以自试其思考力及学识程度”； 8月 8日，“与泽东谈学政，以易导为佳”；8月 11日，“与泽东久谈读书法，谓须与校课联贯”； 8月 15日，“一师泽东、章甫至，为论读书法于焜甫处”；8月29日，“旭东、泽东至，谈学颇久”。

（《1915—1920年黎锦熙日记中有关毛泽东的记录摘抄》，《党的文献》1999年第 3期。）因为 9月 1日黎锦熙前往北京任职，毛泽东在芋园向黎锦熙的请教就此中断。但这一段时间的请教，让毛泽东收获颇丰。黎锦熙的悉心指导，改变了毛泽东“深山幽泉，读古坟籍，以建其础，效康氏、梁任公之所为，然后下山而涉其新”的打算，接受了“通为专之基，新为旧之基”的观点；让毛泽东领略了《群学肄言》之妙，有了“为学之道在是矣”的慨叹；认同用“演绎法”与“中心统辖法”为通国学之道，“决定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博学多才、学习方法科学完备的黎锦熙让厌恶学校教育而又不得学习之法的毛泽东拨云见日，茅塞顿开。毛泽东由此对其充满感激之情，在致黎锦熙的信中曾经深情地说：“弟自得阁下，如婴儿之得慈母。”（《毛泽东早期文稿》，第7、22、30、82页。）对老师如此高的评价，在毛泽东的学生生涯中，恐无出其右者。正是在芋园的学习和请教，让毛泽东得到了名师的指点，从而在学业和思想上突飞猛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