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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晚清以降在学科次第上对“西学门径”的辨析，以及“西学中源”说、“中体西用”论的流行，意味着近代中国学科知识的成长，不免陷于“中学”与“西学”如何抉择的紧张之中；“中学”与“西学”之分与合，尤其是如何实现“会通”，便成为值得申论的问题。本文出自《会通中西：近代中国知识转型的基调及其变奏》。作者章清，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

追溯中西文化交流所确立的基调，可以明确的是，无论是“教”与“学”的结合，还是“政”与“艺”的合流，其中都潜藏着对“学”的重视。进一步值得关心的是，“学”是否能够摆脱“教”与“政”的纠缠，并突破种种制约。其中所展现的正是晚清知识转型中颇为关键的一幕，即针对“学”的“普世性”与“现代性”展开论述。

具有明显地缘色彩的“西学”（包括“东学”）转换为“新学”，即构成显著的标志。如论者阐明的，“西学本身也跨越中西认同的紧张，获得了一个更具普遍性的名称——新学”。

这里重点要辨析的是，于西人来说，所致力的是淡化知识的“国别性”色彩，并赋予其“普世性”“现代性”的特质；晚清士人则需要摆脱“道器”之类的纠缠，使“学”与“术”不再分裂。接纳以分科为标志的近代知识，也成为“学”得以成长的象征。

在新教传教士所创办的杂志中，集中于论辩“学”，即构成这些书刊的中心旨趣，只是一开始既纠缠于“教”，相应的亦凸显其“西国”背景。如前已述及的，《六合丛谈》就突出西人之学，如何“精益求精，超前轶古”，如何“启明哲未言之奥妙，辟造化未泄之奇”。

1872年出版的《中西闻见录》，同样强调西国之天学、地学、化学、重学、医学、格致之学，以及万国公法、律例文辞，一切花草树木、飞禽走兽、鱼鳖昆虫之学，“年复一年，极深研几”。

由这些论述不难发现，此时这些“学”尚未有规范的学科名称，各“学”的边界更不清晰；并且所介绍之“西学”，明显包含“国别性”的意味，以突出西人在“学”上取得的成就。

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学术作品《空际格致》

同时，应对晚清士人对中西学术差异性的辨析，尤其是基于“器艺”把握西学，来华西人也积极为之辩护。1873年出版的花之安译述的《德国学校论略》，就尽力说明“器艺不过蹄涔之一勺耳，因器艺而求其学问，因学问而求其至道，有不浡然而兴者，未之有也”。

各分科知识的清晰厘定，由于涉及包含学科术语、学科制度化等极之广博的面向，自然会遭遇不少曲折。1882年丁韪良写成《西学考略》一书，主要围绕西方各国课程介绍“学之大旨”，以回应“中西学术互异而立法各有所长”的看法。

耐人寻味的是，书中既言“西学以格化为重”，又表示“西学以算术为要端，而与格致诸学并进”，“植物动物等学亦为要端”。这些措辞正体现出安置各学科的困境所在，只能强调各学科均很重要。

大致说来，各分科知识是在“格致”或“理学”的架构中率先取得突破。前已提及的1898年格致书室出版的傅兰雅所著《理学须知》一书，开篇即写道：“凡考格致，均不外事物真理，故理学以真实为要。”第六章“略论格致之理”，又区分出六门学问：算学、博物、化学、活学、心灵学、会学。指出“凡此六学，足令万物所有之事，包括其内，故能通晓各学，则地球所有之事，几能全明”。

尽管傅兰雅这里所区分的六门学问连最基本的定名问题都还没有解决，但值得重视的是，各学之基础已落实在“事物真理”，并以其所涉及的不同领域来界定。论学之转向于兹也体现出来，有裨“学”突破“国别性”的限制。

事实上，在此过程中，对知识的“现代性”论述也差不多同步展开，往往立足“天下一家”的情怀，基于“普世性”来定位学术。丁韪良所译《万国公法》，单是“万国”与“公法”之谓，即在传递“普世性”的信息。

李提摩太1888年完成的《新学八章》，更是赋予“学”之“普世性”特征。单是“新学”之称，就不无意味，而以横、竖、普、专归纳“新学”之“大纲”，更赋予“学”的现代意味。

李提摩太(1845.10.10—1919.4.17)

强调这些知识具有超乎国界的意义，甚为要紧，这意味着中西学术之差异，也被置换为代表不同历史进程的时代性差异。而将学问区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尤其是将中西学问纳入同样的时间序列中审察，自有其深意在，有助于将中西学术之差异转变为古今之别。

再来看看中国士人对此的回应。会通中西学问，期望能实现“国无异学”，也构成中国读书人努力的方向。活跃于清初的梅文鼎已发出“法有可采，何论东西”的论调，还明确主张为学当致力于“去中西之见，以平心观理”。降至晚清，读书人更是渐渐突破“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樊笼，认识到法度纲纪同样“因时而变”。

耶稣会传教士著《浑盖通宪图说》

相应的，对于“学”也有了这样的判断，“昔之学在贯天人，今之学在赅中西”。这也意味着，化解“道”与“器”、“学”与“术”之紧张，即是当日读书人需要应对的基本问题。

关于“学”与“术”的分别，以及由此所陷入的“紧张”，于中国来说同样是早已引起关注的大问题。庄子有言，“道术将为天下裂”（《庄子·天下篇》），援此审视中西学术交流引出的问题，倒也切中肯綮。

大致说来，中国读书人言“学”一向强调当“无所偏倚”，朱熹论为学之方即道出：“常人之学，多是偏于一理，主于一说，故不见四旁，以起争辩。圣人则中正平和，无所偏倚。”即便分出所谓道与器之类，也看重二者之相合。

章学诚《文史通义》即曾阐明“道不离器，犹影不离形。后世服夫子之教者自《六经》，以谓《六经》载道之书也；而不知《六经》皆器也”。相应的，“知道器合一，方可言学；道器合一之故，必求端于周孔之分；此实古今学术之要旨，而前人于此，言议或有未尽也”。

与之相应的，道与器、学与术难以“合一”，也常常被视作问题之症结。每逢激烈变动时代，有关话题就会浮出水面，如龚自珍即将其所感受的问题归纳为：“君与师之统不分，士与民之薮不分，学与术之治不分。”理想的状态，自然是道、学、治，“一而已也”。

康有为《教学通义》中也阐述了这样的见解：“古者道与器合，治与教合，士与民合。”而陈澧对“孔门四科”则有如此的评说：“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皆圣人之学也。惟圣人能兼备之，诸贤则各为一科。”尽管所得乃“其性之所近”者，“各为一科”，但须明了“合之而圣人之学乃全”，若“四科有其一而亡其三”，“岂圣人之教乎？”

康有为(1858.3.19-1927.3.31)

对此略做说明，自有必要，因为在中西学术沟通之际，晚清士人很明显是将原本合一之“道”与“器”、“学”与“术”加以区分，从而为接纳西学留下位置。梁启超后来在《学与术》一文中对此有所解析：“吾国向以学术二字相连属为一名辞”，唯《汉书·霍光传》“称光不学无术，学与术对举始此”。为此他特别说明，“泰西学问大盛，学者始将学与术之分野，厘然画出”。梁启超将“学与术相离”归结为影响晚清接纳近代知识的关键，可谓见道之论。

事实上，将中西学术分别定位于“道”与“器”、“学”与“术”的差异，确乎成为晚清化解接纳西学知识压力的良方（也不乏以此为“策略”，减轻此所造成的紧张）。前面述及的“中体西用”论，即发挥了这样的作用（“西学源出中国”说也有类似的效应）。相应的，唯有使道与器、学与术在新的认知上重新“合一”，才有可能突破固有之樊笼。

傅兰雅述及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之事，就注意到横亘其中之种种限制：一方面，“虽视西人为夷狄之邦，亦乐学其有益于中国之事”，但另一方面，“惟必依本国之法以学，否则弃而不取”。而中国读书人对于辨析中西之异同，也颇为津津乐道。

上海格致书院1886年开始举行季考，次年春季课艺的题目即为“格致之学中西异同论”。1889年春季特课则是李鸿章所出追溯中西格致之学“源流”的问题，同样试图让学生辨析中西格致之异同。不宁唯是，要求应试士子在学校、农政、工艺等环节辨析中西之“异同”，也是科举考试经常出现的题目（详见第五章）。

显然，如此别立中西，并不能解决“中学”“西学”的差异问题。尤其突出的是，当晚清士人了解到西学的成长得到相关教育制度的配合，则不得不从新的角度进行认识。

针对花之安译述之《德国学校论略》，晚清士人就颇受刺激，关键在于，此书展示了“其国之制，无地无学，无事非学，无人不学”，尤其体现在“有一事必有一专学以教之，虽欲不精，不可得矣”颜永京之所以翻译《肄业要览》一书，也是因为该书显示出泰西诸国何以“寖昌寖炽，臻于富强”，并且“确中时弊”——“我中土学问之弊”。将此书介绍给士人，也是“恨吾华人曾未之见也”，相信可以“饷我无穷”。汤震《危言》述及“彼西人之挟以陵轹我者”，甚至溯源于艾儒略《西学凡》所述其建学之法：

一艺之成，得专其利，得世其业，悬大利以为学鹄，故其才日异而月不同，不似中国仅仅动之以锥刀之末而又相与讳其名也。

所谓“有一事必有一专学”，对于晚清基于分科知识接纳西学，大有裨益。实际上，晚清读书人最初即是在此环节感受到西方较之中国不无可取之处，那就是“学”与“术”，或“学”与“治”，不再“分裂”；并据此了解到所谓“学”即是各分科知识。

薛福成1892年论辩《治术学术在专精说》就注意到，泰西诸国，颇异于中土。士或娴工程，或精会计，或谙法律，或究牧矿，“皆倚厥专长，各尽所用，不相搀也，不相挠也”。同时，“士之所研，则有算学、化学、电学、光学、声学、天学、地学，及一切格致之学；而一学之中，又往往分为数十百种，至累世莫殚其业焉”。

薛福成(1838.4.12-1894.7.21)

反观中国，却缺乏这样的认识，特别是取士专用时文试帖小楷后，更造成治术与学术之分裂，“若谓工其艺者，即无所不能；究其极，乃一无所能”。江标在《变学论》中，更是明确指出“西学之有用，其显者昭昭若揭矣”。举凡天文、地理、格致、化学、史学、律学、兵学，均能“辨精细于毫茫，窥端倪于造化”。

故此，“用以拓地开疆，御灾捍患，国因以富，兵因以强”。至于“声、光、动、植、矿、电之学以及农桑、制造、商贾、贸易等事”，“苟能工一技，擅一长，或数世而专其官，或数年而专其利”，亦“家给人足，温饱无忧”。尽管江还未能完全摆脱“学”与“事”之纠缠以认知各分科知识，但其对各学赞赏有加，也是溢于言表的。

“西学”转换为各分科知识，意义重大。这对于超越“器”“艺”层次把握西学，发挥了不小的影响。在分科知识架构下，尽管也有次第之别，却无明显的高下之分，不仅其“国别性”色彩大为降低，而且作为“新”的代表被接纳。换言之，基于分科知识理解“学”，也意味着“学”逐渐从“技”“艺”“器”“末”等环节被拯救出来。

接下来所发生的即是围绕“推广学校”与“变革科举”所陷入的紧张。这方面已多有所论，此不赘。可略加补充的是，这一历史进程与主事者的期望大相径庭。

一方面，“推广学校”与“变革科举”难以同时并举，前者既构成期望达致的目标，则后者也失去维系的理由。另一方面，尽管主事者颇为重视“圣道”的卫护，也设想了诸多举措，然而，在“学问宜分科”的观念主导下，“中西兼习”却成为两难。

江标在湖南学政任上曾以“论今日学问之难”命题，士子在答题中就不免感叹：“今日学问之赜，可谓极矣。不察夫学而谂曰世无人材，不知夫学之难也。”具体说来，科举取士的方针未变，则“时文试帖宜学也”，但读书人往往“已潦倒此一途而弗能拔”，其结果是“一经之义未能通也，遑问乎他”。于今而言，“学问”更是要求多多，要做到“表里交修，道艺孚合”，谈何容易：

数千年之史事，宜周知也；数万里之舆图，宜周览也；兵农礼乐历律之要，宜讲也；天文地质算数水汽化电之器用，宜体究也；物汇之名，宜识也；当代时务远方新闻之亦宜察也。然而不能，则学术之未明尸之，风会之未开尸之。

在分科观念的影响下，就如何卫护中国之“体”，更难免产生种种冲突。1898年“科举改制”的消息传开后，斯时正走在科考之路上的许宝蘅，在日记中就颇为担忧“吾圣人之业由此而废者多矣”。许倒也并不认为“八股制艺足以传圣道也”，关键在于，“第新学日兴，旧业必废，当今之世，谁能守遗经而不坠者？”到1903年，奉旨派充辛丑、壬寅恩正并科会试同考官的恽毓鼎，在闱中一月，点阅各卷，在日记中就留下这样的感叹：

近来新学盛行，四书五经几至束之高阁。此次各卷，往往前二场精力弥满，至末场则草草了事，多不过三百余字，且多为随手掇拾，绝无紧靠义理发挥者，大有如不欲战，不屑用心之势。阅卷者以头二场既荐，于末场亦不能不稍予宽容。久而久之，圣贤义理不难弃若弁髦矣。学术人心，可忧方大。张、袁二制军立意欲废科举，其弊害至于是，更有不可胜言者。袁世凯（慰庭）不足道，张香老举动乃亦如此，岂不可痛哉！书至此愤懑万分。

主导晚清兴办学堂的根本大法《奏定学堂章程》1904年颁布后，内中所设之“经学科”，看起来是基于卫护“中体西用”之原则，但王国维从分科知识的角度出发，就道出此方案有难以调和之处，尤其是“不合于教育之理法”。

在其看来，分科大学之立已有不少时日，按照医、法、理、工、农、商诸科，但袭日本大学之旧，是否符合中国现在之情形，已值得思考；而经科大学与文科大学之“分而为二”，却是不妥当的，应“合经学科大学于文学科大学中”。

对于张之洞所主导的此项“最得意之作”，王国维也明确表示：“尚书不独以经术文章名海内，又公忠体国，以扶翼世道为己任者也，故惧邪说之横流、国粹之丧失之意，在在溢于言表”，“吾人固推尚书之学问，而于其扶翼世道人心之处，尤不能不再三倾倒”。然而，其“所以图国家学术之发达者，则固有所未尽焉”。

张之洞(1837.9.2-1909.10.4)

关键即在于未能考虑学科与学科之间“内容之关系”，徒于形式上置经学于各分科大学之首，“断非所以尊之也”。有意思的是，地方上照章办学时，居然会出现经学一科“尚多缺课”的情形，则“该学堂各学年经学并未遵照定章讲授，已可想见”。

而在清廷筹备宪政之际，钱恂也有“政教宜分疏”的主张（分清“政治与宗教之界限”），指明“应取法各国明定界限，庶人民得享信教自由之特典，国家得保政不涉教之常经”。尤其述及“学校应如何防微杜渐，以免他日藉教侵政，致生政教不分之患”。

据此亦可看出，近代知识在晚清的成长，所昭示的正是将斯时纷争不已的“体”与“用”、“道”与“器”的争辩提升到一个新的层面，最终的结果则是“学”替代了“道”与“体”。

一方面，再如过去那样区分“教”“学”“政”的见解已难以立说，皆归于“学”，另一方面，“学”所具有的超越“国别性”的价值也得到肯定。李鸿章1895年在给李提摩太的信中即表达了这样的看法：“国家政治必原于学，而学必期于有用，此则中外实无二际。”陈虬有感于斯时之中国“不求自修其古《大学》格致之学，反役役于形下之西氏”，“言变法者，动欲步武泰西，一若中法举无可采”，遂有“昌明中学”之志，期望通过种种努力，“以存四千年神圣旧学”。

然而，在其言说中，却仍将“政”与“教”皆归于“学”，表明其论辩的重心也不得不置于“学”。如其所言，“夫立国之道，曰政，曰教，然其原皆出于学：处则国学、乡学以明其体，出则宦学、仕学以达其用”。故此，“学也者，固将以弥纶世变，上抒君父之忧，而下以康其乡里，亦曰经制而已矣”。

严复等人更是直接从“学”这一层面出发，阐明中国当务之急即是采择原本所无之分科之学。1898年他在通艺学堂演说《西学门径功用》，就强调考求学问，须知学问之事，其用皆二——“专门之用”与“公家之用”。并具体阐明：所谓“专门之用”，“以考专门之物者也”，如天学、地学、人学、动植之学，“非天学无以真知宇之大，非地学无以真知宙之长”。

而所谓“公家之用”者，则是“举以炼心制事是也”，“群学之目，如政治，如刑名，如理财，如史学，皆治事者所当有事者也。凡此云云，皆炼心之事”。以“专门之用”与“公家之用”划分“学”，未必确当。

此所显示的是，严复对“学”之思考完全摆脱“道器”“体用”的纠缠。也正是因为有此考虑，1902年严在一通书信中对晚清广泛流行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西政为本，西艺为末”等见解，一一加以指斥。

言下之意，中国今日开办学堂，“乃以求其所本无，非以急其所旧有”。本于此，严复不仅强调“中国所本无者，西学也，则西学为当务之急明矣”，其所规划的教育，也是沿着西学知识的培养展开（小学堂、中学堂、高等学堂）。

有意思的是，与杜亚泉反驳张之洞“西政为上，西艺次之”的看法颇为近似，严复也道出：“今世学者，为西人之政论易，为西人之科学难”，“且其人既不通科学，则其政论必多不根”。

差不多同时，梁启超也撰文指明“天地间独一无二之大势力，何在乎？曰智慧而已矣，学术而已矣”。文章提到数学、天文学、理化学、动物学、医学、地理学等学科之建立，还列举了各学科取得的卓越成就，为此也强调当今已是由学术之势力左右的世界：“凡我等今日所衣所食所用所乘所闻所见，一切利用前民之事物，安有不自学术来者耶。”

此外，1903年陆懋勋为李杕所译《西学关键》一书撰写的《序言》，也从“教”“道”“政”“艺”的分辨中凸显“学”的意义：“中国以二千余年讲格致之义理，蕲合乎道而用未昌；西人以二百余年讲格致之物理，蕲合乎艺而效大著。”两相对照，中国自是“相形见弱，至今而极。兵战则靡，商战则绌”。而重点要强调的是，“庶政百事，造端于学”。为此，《序言》也肯定“诏开学堂定学科由普通而专门”的意义，并指明“西学之层累曲折，宜无不历涉，以大其成而致其用”。

在分科知识促成“道”与“器”、“学”与“术”由分到合之际，“学无新旧”“无中西”也成为论辩“学”新的出发点。所谓学无新旧、无中西，通常归之于王国维的发明。

实际上，自中西接触以来，以此立言者并不乏人。孙宝瑄1897年在日记中就表示：“愚谓居今之世而言学问，无所谓中学也，西学也；新学也，旧学也；今学也，古学也。皆偏于一者也。惟能贯古今，化新旧，浑然于中西，是之谓通学，通则无不通矣。”而王国维则将有用无用之争、中学西学之争和古今新旧之争，均归于“学之义不明”。但说是“学无中西”“学无新旧”，真正的改变却是西学转化为新学，“尊新”成为趋势所在。

唐才常（1867—1900）

江标曾以“尊新”为题课士湖南学子，唐才常在回答这一命题时，就将攻讦的目标指向那些“动诋西学与西教为缘”的“守旧家”，强调“欲开两千年来之民智，必自尊新始；欲新智学以存于鹰瞵虎视之秋，必自融中西隔膜之见始”。尤有甚者，同样是回答“尊新”的一篇命题之作，更是直指“道”同样“无中外”“无殊同”：

海上通商，开辟一大变，中国道不行也。道在天地，无中外，无殊同，地偏者俗异，俗异者教异，教异者势必极，势极而后必一反于道天也。

各种“新学”丛书替代以“西学”命名的书籍的出版，颇能说明问题。以“新学”名义出版的汇编资料，除前揭1898年由上海图书集成局出版的《新学汇编》之外，较早的是1897年出版的《中西新学大全》，求志斋主人撰写的《序》就指明：“处今日而言学术，行将大变矣。夫变之者，天为之，人为之，实即时为之也。斋主当然，有“新学”之名未必有其实。《中西新学大全》一书所录就明显偏重“格致之学”，包括天学、算学、地学、兵学、史学、化学、矿学、医学、电学、汽学、光学、声学、重学等。

前述1901年出版的《皇朝新学类纂》，所分十类，均以“学”命名，但究其实关注的是“有关与世事而为今日之急务者”，无关于各分科知识。1902年出版之《新学备纂》，倒是检讨了此前之译书事业：“独详兵学、化学、算学、医学诸门，他皆略焉。”

然而，该书所谓之“新学”，仍偏重“格致之学”，乃“举诸科学所应习者合为一编”。相比之下，有较大突破的是1903年出版的《新学大丛书》。该书总挈政法、理财、兵事、文学、哲学、格致、教育、商业、农学、工艺十大纲，已完全淡化了“政”“学”之界限。

由“西学”到“新学”，突出的是学之“普世性”。在时人眼中，进入20世纪后中西之竞争也转换为“学”：“二十世纪之始，正学界武装姤战时代，非学界文德大同时代。”为此也当欣喜于“吾中国通海以后，政界之精神形表日见颓落，学界之精神形表日有进步”。

《新世界学报》1903年刊登的一篇文字还道出：“今日至切近至重大之问题”，就是扫除影响学界发展之阻力，“今日中国不欲求学界之势力广被则已耳，苟其不然，则非执此阻力之根性，而一一摧败之，其必不能使全社会之文明，皆受学界之应响，而见之实行也”。

据此或也可以说，晚清士人常常感慨于遭逢“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这同样体现在对学术的认知上。这也是对“学”的认识逐渐摆脱“政”“教”纠缠之明证，同时，“道”与“器”、“学”与“术”也不再分离，重新“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