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寅春｜《梵语入门》中西书局-米儿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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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语入门》

郭良鋆 / 葛维钧 / 季羡林 / 金克木著

中西书局

走近“世界最难学的语言”

临近春节，又到了国定假期。每逢这个时候，无论地球的哪个犄角旮旯，几乎都能看到中国游客。不过，有一个国家是例外。2014年，前往这个国家最重要旅游城市的中国旅游者，仅占当年中国出境游人次的0.06%。负责该市旅游事务的官员困惑地发问：“明明地理位置相近，文化也相似，治安和卫生条件都不差，又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为什么中国人就不愿意来我们这里旅游？”

这个国家就是印度。提起这个名字，第一个念头是“干了这碗恒河水”，还是“我在东北玩泥巴”？

有诗云：“至远至近东西”。倘若用这句话来形容我国与印度的关系，也是极恰当的。从地理位置上看，中印是邻居；而从社会心理上看，差距却不可以道里计。相较于对在历史上深受中华文化影响的东亚、东南亚近邻们，我们对印度的历史文化的兴趣显得淡漠得多。众所周知佛教是从印度传入我国的，对我国的历史与文化影响甚巨；而当时传入的佛教典籍是什么样的，其中使用的语言，我们今天还能读懂吗？

18世纪，在加尔各答当大法官的威廉•琼斯，在为一批英国学者所作的报告中这样说：“被称作梵语的这种语言虽然已经很古老了，但是它的结构却是非常奇妙，它比希腊语更完善，它比拉丁语更丰富。”梵语，号称“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印欧语系最古老的语言之一；作为两千多年前的古代印度上层社会使用的语言，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具有强大的传播力和社会影响力。大乘佛教发端之初，为了达到广泛宣传、争取刹帝利等上层阶级人士为信众的目的，用的传教语言就是梵语。公元一世纪，大乘佛教方兴未艾，此时白马驮经东来，所以传入我国的佛教经籍大多为梵语佛经。从诗律、日常用语到物质文化，乃至思想体系，我们如今习以为常的诸多方面，都深受梵语和梵语典籍的影响。

在现代中国的科研机构里开设梵文班，是1960年北京大学东语系的创举。季羡林先生和金克木先生白手起家，亲自编写了语法和课文讲义。当时的油印本讲义，有季先生编译的《梵文语法讲义》、金克木先生编写的《梵文文法》。这两部讲义详尽地讲述了梵语语法和构词法。大师手笔，自然非同一般：季先生匠心独具地在编译时加入了不少汉语、英语与梵语在语法上的相似或相异之处的解说，为学习者提供了很大的便利。金先生的讲义是便于梵语学习者随手查阅的梵语语法手册，对初学者尤为实用。

当年的季门弟子、现分别在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所与南亚所任教的郭良鋆研究员与葛维钧研究员，多年来同样潜心于培养梵语人才；他们在自己的授课中亦极注重语法解析，这种教学方法，在社科院的梵语班取得了卓越的效果。这部《梵语入门》，完整收录了郭、葛两位研究员授课的讲义，以及原貌呈现的季先生、金先生亲自编写的课本。其中，兼具专业与学术史价值的季先生的《梵文语法讲义》，还是首次公开发表。

知名学者、另一位季门弟子钱文忠教授曾这样说：“包括梵文在内的印欧语言研究，是季羡林教授佛学研究的基本出发点、着力点。季羡林教授正是凭借深厚的印欧历史语言学的修养，利用该领域内的最新成果和研究方法，才能够独具慧眼、游刃有余地处理佛教史上错综复杂的难题。”而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的文章，“多能发千古之覆，在与中国固有典籍资料互相比较时，能于佛典之外，兼援梵籍，实为最重要的原因。”君子善假于物，对于有志于从事中国文学、历史和中印文化交流史等领域的研究的人士，梵语这一语言工具即是可资凭借之利器。尽管看似高冷不可攀，但有了好书的引导和陪伴，如同大师亲自点拨，谁说掌握这门“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还是天方夜谭呢？

“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梵语文献正是陈寅恪先生所提到的“外来之学说”，而深受梵语词汇、篇章乃至文献影响的中国传统文化，正是“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的代表。

梵音海潮音，胜彼世间音。假期是最适合开始学习语言的时机。跟随大师的脚步和《梵语入门》，庶可体味万籁俱寂后海潮音的优美，获取对历史与文化的深刻感知。也许，下一位有能力贯通中印的鸿儒，就是细心研读过这部书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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