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协商文化？委员、专家们各有不同的见解。

市政协办公厅副主任张庆祝表示，政协委员是代表各个界别的，履职过程中将发出各个界别不同的声音。因此，政协协商应该具有几个特点：

一是不同而和，大家有不同的背景、观念，代表不同的界别，但来到政协议事，目标是一致的，是为了和。

二是不同而议，正因为有不同意见，所以要议、要协商。

三是不同而聚，就是通过协商，寻找最大公约数。

张庆祝认为，政协的协商要强调政治性、专业性、平等性，要让每个人都有说话的权利，才能协商得起来。而文化，则是深入每个人的骨髓、大家都认同的，带有一定的稳定性、持久性的。因此，协商文化应该具备政治性、专业性、平等性、稳定性、持久性特征。

在市政协委员、市社科院国际化城市研究所所长兼粤港研究中心主任袁义才看来，协商的过程，就是要达成一个共同的目标。“东西方有两种不同的协商，我们的协商是维护人民利益这个共同基础上的协商，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加上社会主义制度的支撑，这种协商虽然包括和而不同的意思，但更多是互相促进，大家互相支撑。”

“文化是在实践中形成，又反作用于实践的价值理念的总和。”政协委员、人民日报高级编辑、深圳市驻深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吕绍刚认为，政治协商文化的形成与培育，也必将促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深圳政治协商文化的内容，应包括五个方面：首先，是政治文化，旗帜鲜明讲政治；第二，是民主文化，平等更能达成共识；第三，是民本文化，一切以人民为中心；第四，是广泛参与的文化，不只是委员内部协商，还要引领更广泛群体更广泛协商。第五，是创新文化，这是深圳特色与底色。

深圳市委党校二级教授袁晓江则认为，文化是超越了具体的工作，超越了具体的事件的，带有普遍性、广泛性，有深厚的基础。因此，必须形成了整套体系的协商才能形成协商文化。同时，他认为，协商不光是在政协进行的，全社会都可以协商，但是政协是最重要的政治协商平台。

市政协委员、深圳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兼深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于爱成提出，协商文化是全社会的，不仅是委员与委员之间要协商，政协与职能部门的协商，还有委员与社会之间要协商，人与人之间的协商，应该是植根于全社会的氛围和环境。

协商文化需要制度支撑也需要能力培养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政协委员要‘讲真话、进诤言，出实招、谋良策’。七届深圳市政协正大力探索搭建更多协商平台，给每一位委员发言机会，让委员讲了不白讲。”市政协文化文史委专职副主任王蕾说。

市政协委员，深圳共青团融媒体中心负责人余治国对此也表示认同，他提出，可以持续深入推进协商工作机制变革，更充分发挥政协委员的专业性优势，而落脚点一定是要“讲了不白讲”，要有协商效果。这是协商这个概念能构成的重要支撑。

“委员不能自说自话，不是委员说啥就是啥，所以我们面对面坐下来协商。”市政协文化文史委主任尹昌龙表示，全国政协主席汪洋说过，政协委员追求的是讲的对。我们要通过面对面商量、反复讨论，使意见更精准。但是要让对的意见管用，则必须“让协商长牙齿”，也就是从制度上去加强协商结果运用的刚性和约束力，让决策人更大程度上吸纳协商中对的意见。

除了在制度上形成协商的刚性和约束力，于爱成认为，还要培养全社会的协商能力：“无论是委员的协商能力还是民众的协商能力，都是可以训练提高的。”尹昌龙对此表示赞同：“文化是一个态度，但是文化也是一种能力，协商文化里也应该包括对协商能力的建设和反思。”

市政协委员、深圳青年杂志社社长、总编辑王海鸿也认为，协商规则不清晰，导致很多人不知道可以协商、不会协商。因此，在提升协商能力的同时，要把协商的规则变得清晰，让大家在规则中去实现更好的协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