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梁晓声的“信口开河”看文化人的“改造国家”

周鲁

闲时浏览网络，我无意中看到年轻时喜欢的作家梁晓声先生的照片，不禁有岁月沧桑之感。在阅读照片下面的文字时，我又感到：虽然梁先生已经不再是青年作家，但他那种“信口开河”的习惯和若干“红卫兵”式的文化观念，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有根本性的改观。

前不久，梁晓声先生携新书《中国生存启示录》做客腾讯书院，其间纵论西历1700年至1900年的中西方文化，“腾讯网”载其谈话之文字记录云：

“从1900年再往前去梳理的话，我建议在座的朋友们做一个表格，最好是画图表，把1900年之前200年的中国和西方加以比照。在这种比照之下会发现什么情况呢？和欧洲对比的时候会发现那200年正是欧洲诸种思想像礼花一样绽开的200年，而中国的这200年几乎就是空白，我们只能梳理出《康熙字典》、《全唐诗》、《四大名著》，晚清的时候出现了《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在这么大一个国度里太不够了。而西方在这200年里面出了伏尔泰、孟德斯鸠，研究了三权分立，也出现了雨果、巴尔扎克、屠格涅夫、箫伯纳。西方的诗人和我们的诗人又是多么的不同，比如雪莱和拜伦。”

读到这段文字记录，我几乎有惊呆的感觉。首先要说的是：在“四大名著”的作者当中，罗贯中、施耐庵和吴承恩都是生活在西历1700年以前的人。在陈述这一不少中小学生都知道的文学常识之后，我要问的是：在西历1700年至1900年的中国文化发展历程中，我们难道只能梳理出《康熙字典》、《全唐诗》和《红楼梦》吗？

从梁晓声先生的谈话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于梁启超先生的推崇，那么我就通过对梁启超先生著作的引述，来继续指出梁晓声先生的错误吧。

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的自序中，梁启超先生有清代学术之总论云：

“余于十八年前，尝著《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刊于《新民丛报》，其第八章论清代学术，章末结论云：‘此二百余年间总可命为中国之文艺复兴时代，特其兴也，渐而非顿耳。然固俨然若一有机体之发达，至今日而葱葱郁郁，有方春之气焉。吾于我思想界之前途，抱无穷希望也。’又云：‘有清学者，以实事求是为学鹄，饶有科学的精神，而更辅以分业的组织。’又云：‘有清二百余年之学术，实取前此二千余年之学术，倒卷而缫演之，如剥春笋，愈剥而愈近里；如啖甘蔗，愈啖而愈有味；不可谓非一奇异之现象也。此现象谁造之？曰：社会周遭种种因缘造之。’”

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的正文中，梁启超先生又有清代思潮之总结云：

“‘清代思潮’果何物耶？简单言之，则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而以‘复古’为其职志者也。其动机及其内容，皆与欧洲之文艺复兴绝相类。而欧洲当文艺复兴期经过以后所发生之新影响，则我国今日正见端焉。”

又云：

“综观二百余年之学史，其影响及于全思想界者，一言蔽之，曰‘以复古为解放’。第一步，复宋之古，对于王学而得解放。第二步，复汉唐之古，对于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复西汉之古，对于许、郑而得解放。第四步，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夫既已复先秦之古，则非至对于孔、孟而得解放焉不止矣。然其所以能著奏解放之效者，则科学的研究精神实启之。”

梁启超先生对于清代学术的概论，在不同学术流派和学术观点的人看来，并非不能再来推敲一番，但要说“中国的这200年几乎就是空白，我们只能梳理出《康熙字典》、《全唐诗》、《四大名著》”，那只能是梁晓声先生的信口开河了，如果按照古人的说法，就是“束书不观，游谈无根”。

在梁晓声先生推崇的“启蒙思想家”中，还有鲁迅、胡适和蔡元培三位先生，我们可以用他们的例子，再来指出梁晓声先生的错误。

鲁迅先生虽然曾经在报刊上公开主张青年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但对朋友许寿裳的儿子许世瑛，却推荐了十二种中国书，其中四种书是清代的著作。另外在一次公开的演讲中，鲁迅先生还给青年们推荐了清人张之洞的一部著作。蔡元培先生在其《我青年时代的读书生活》一文中认为在青年时代所读书中，“深受影响”的有三种，其一为“朱骏声氏《说文通训定声》”，其二为“章学诚氏《文史通义》”，其三为“俞正燮氏《癸巳类稿》及《癸巳存稿》”。鲁迅先生两次推荐的五种清代著作中的四种，与蔡元培先生一篇文章中所举的三种，都是西历1700年至1900年间的著作。再说胡适先生，他不仅写过《章实斋先生年谱》一书，而且对戴震乃至整个乾嘉学派都有称誉。至于梁启超先生，他推荐过的清人著述就更多了，我在这里就不必一一罗列了。由此看来，梁晓声先生不仅对于西历1700年至1900年间的清代文化很不了解，而且对他所推崇的鲁迅、胡适、蔡元培和梁启超四位先生的思想，也未必有深入的了解。

对于晚清这么重要的思想时代，梁晓声先生的说法是“出现了《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在这么大一个国度里太不够了”。这简直是一个让先贤在“地下”痛哭的说法，即便是李伯元和吴趼人先生在“地下”有知，也会感到哭笑不得，而且这种说法也与梁先生本人“1900年到1949年这一段，差不多可以定义为中国近代的思想启蒙时期”的观点自相矛盾。西历1900年至1911年这段时间，难道就不属于晚清了吗？

假如西历1700年至1900年的中国文化，真像梁晓声先生所说的那样“几乎就是空白”，那么梁启超先生为什么要写《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钱穆先生为什么要写《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和《清儒学案》，张舜徽先生为什么要写《清儒学记》、《清人文集别录》和《清人笔记条辨》，蒋维乔先生为什么要写《中国近三百年哲学史》，为什么有关清代学术的著作，专业学者随便都可以举出数百种，难道学者们都是傻子，非要研究一段几乎是空白的文化史？

梁晓声先生说：“过去几百年的时间里，我们这个国家在文化上其实发生了断裂。”我们可以就此设想一下，如果满清统治者在长达二百多年的时间里，都像后来的“文革”十年当中那样执行文化政策，那么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真的就会像梁晓声先生所说的那样出现明显的断裂，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梁启超先生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尝论康熙一朝之思想自由云：

“康熙帝是比较有自由思想的人。他早年虽间兴文字之狱，大抵都是他未亲政以前的事，而且大半由奸民告诉官吏徼功，未必出自朝廷授意。他本身却是阔达大度的人，不独政治上常采宽仁之义，对于学问，亦有宏纳众流气象。试读他所著《庭训格言》，便可以窥见一斑了。所以康熙朝学者，没有什么顾忌，对于各种问题，可以自由研究。”

梁启超先生的这种说法，未必非常准确，但毫无疑义的一点是：清廷二百多年间的文化政策是有变化的。梁晓声先生之所以对于清代文化下一些轻率的论断，我想多半是因为没有能力或者没有耐性去读古书，便以“文革”十年当中的情况来想象历史。这种文学家和青年爱好文学者用文学想象来代替历史研究的做法，在二十世纪以来的革命浪潮中是普遍流行的。今天我们这个社会所存在的各种严重弊病，固然有其复杂的原因，但一代又一代的文学青年用文学想象来代替历史研究，用自以为是的“启蒙思想”来改造国家、改造国民，无疑也是其中的一种原因。

梁晓声先生对于清代文化的态度，并不是个别的现象，这种现象不仅中国大陆地区有，在日本也有不少公众是这样。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先生在其《中国的思想》一书的中译本序中对此尝有批评云：

“直到今天，许多日本人仍对中国的古代文化怀有深深的敬意。另一方面，他们却不关心16世纪以来，即所谓欧洲近代期以来的中国历史，故对近现代的中国很不了解甚至抱着错误的蔑视态度。”

在我的印象当中，梁晓声先生写过不少有关日本的文章，想必他对于不肯就侵华战争道歉的日本军国主义者有所不满。但如果对中国怀有恶意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得知有中国大学的文科教授对于本国的历史文化如此无知，不暗自偷笑才怪呢。要知道，当年侵华日军在占领区开展的奴化教育，其目的就是要培养一批对于本民族的历史文化茫然无知的中国人。梅光迪先生在抗日战争期间尝作《斥伪教育》一文，其中有论云：

“今则列国环峙，为多数个别文化与对等文化时代。故国家竞争，兼含有文化竞争，灭其国家者，必灭其文化。此乃近代式最残暴之天经地义，来自欧西，吾东方人未之前闻者也。倭日近数十年，受欧化洗礼，非但忘其中国文化本源，不甘为中国文化之附庸，且似负东亚与世界文化使命自诩。其矜浮顽悍，尤甚于欧战前之德皇威廉与其左右武人也。”

梅光迪先生的这种说法，明显地与龚自珍先生的观点有一致性，龚自珍《古史钩沉论二》一文云：

“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

清代的龚自珍先生，生活在西历1792年至1841年之间，梁晓声先生如果有幸，读到在他认为“几乎是空白”的时代里的这段文字，不知道会做何感想？

梁晓声先生在这次谈话中，还暴露出两个严重的问题。其一，梁晓声先生在很少读中国古书的情况下，便纵论两百年间中西文化之不同，完全意识不到这种比较的方式，只能起到破坏学风的作用，丝毫无益于文化的建设。然而，二十世纪以来，这种学风极为流行，直到今天也似乎未见明显的衰落势头，真可以说是一种文化的悲哀。

其二，梁先生认为新的启蒙思想是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然迸发出来的，而非渊源有自，这显然是一种异想天开的想法。他在断定自西历1700年至1900年间的“这200年几乎就是空白”的同时，认定“1900年到1949年这一段，差不多可以定义为中国近代的思想启蒙时期，鲁迅、胡适、蔡元培、梁启超等等一批知识分子和作家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肩负起了使命。”这种突变论的文化观，虽然远远不只是梁晓声先生一人持有，但也实在是不值一驳。新文化不是突然冒出来的，新旧文化也不是截然对立的。当年的“红卫兵”，就曾经有过幻想，以为只要把“四旧”都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就会有无产阶级的“新文化”，殊不知折腾来折腾去，最后是一场文化的浩劫。我不知道当年的“红卫兵”、现在的著名作家梁晓声先生还记不记得《毛主席语录》，也不太清楚他对于毛泽东的评价，但不管怎么样，《毛主席语录》当中起码还告诉人们：人的正确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上引梁启超先生之言，只是一种对于清代学术及其后世影响的概述，而蔡元培先生之言，则可作为具体之实例，来说明新思想并非自天而降。我们在蔡元培先生的文章中可以得知：他有关男女平等的主张，实深受清人俞正燮先生之影响，其《我青年时代的读书生活》一文云：

“俞先生作《女子称谓贵重》、《姬姨》、《娣姒义》、

《妒非女人恶德论》、《女》、《释小补楚语笄内则总角义》、《女吊婿驳义》、《贞女说》、《亳州志木兰事书后》、《尼庵议》、《鲁二女》、《息夫人未言义》、《书旧五代史僭伪列传后》、《易安居士事辑》、《书旧唐书舆服志后》、《除乐户丐户籍及女乐考附古事》、《家妓官妓旧事》等篇，从各方面证明男女平等的理想。《贞女说》篇谓：‘男儿以忠义自责则可耳，妇女贞烈，岂是男子荣耀也?’《家妓官妓旧事》篇，斥杨诚斋黥妓面，孟之经文妓鬓为‘虐无告’，诚是‘仁人之言’。我至今还觉得有表章的必要。”

在我的理解中，梁晓声先生之所以要纵论中西文化，其目的是为了“改造国家和改造国民”，“腾讯网”又载其谈话之文字记录云：

“我个人感到，这个民族依然还是在改造国家和改造国民这两点上努力着，有一些知识分子为推动我们的国家变得更进步、更民主、更文明在做着些什么。”

从梁晓声先生的谈话中，我确实能感到他那忧国忧民的情怀和改造国家、改造国民的愿望，但通过细读他的言论，却发现作为一位大学人文学院的教授，梁晓声先生居然对于有清一代两百多年的文化所知极少，而且通过别人的评论得知，梁先生竟然连联合王国的国体为君主制也都没听说过，那他凭什么以一种文化人的姿态来改造国家和改造国民呢？可以说，梁晓声先生在试图改造国家和改造国民的同时，给他的学生、读者和听众树立了一个学风浮躁的样板。“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如果以一种极端浮躁的学风来改造国家和改造国民，我觉得只能是越改越糟。“改造”成了“搞糟”，事与愿违的事情在过去一个世纪的中国，难道还少见吗？

梁晓声先生的信口开河，并非始于今日。在“中国作家网”上，我还看到了一篇作者为石柱林，标题为《好一个梁晓声》的文章，其中有论梁晓声先生云：

“《光明日报》曾刊登了一篇题为《一本畅销书中的失误》的文章，指出梁晓声《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书在运交华盖是何意、芝麻官是几品、榜眼探花共几名等问题上出了错。作者认为出现这些差错并不仅仅是一位作家的失误，更反映出当代中国文人缺乏传统文化底蕴这一普遍现象。

无独有偶，笔者正在看梁晓声的另一本书《凝视九七》，书中竟两次写到丘吉尔竞选英国总统，此前还在文学杂志《钟山》上看过梁晓声的一篇长文，文中竟写到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周恩来总理亲临灾区，对灾民们说：“我代表毛主席看望大家来了！”笔者没有看过梁晓声的其他任何作品，就连这两篇也只是粗略地看了一下，否则也不知还会发现怎样的奇闻！不过，笔者认为在梁晓声作品中频频出现类似奇闻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作家陷入了不能正确认识、对待和估价自己的误区。

类似的误区在政治家、商人和文艺家中都出现过多次。其典型症状就是早期的顺利与成功改变了当事人的性格，使其盲目自信甚至逐步地神化自己，以为自己可以点石成金。其实任何人一旦到了这个地步，离毁灭也就不远了。”

又云：

“翻开《凝视九七》，笔者发现书的内容很杂，不仅有生活琐事和作者的家信，还有不少文字是谈论毛泽东的，乍一看似乎作者不是一位作家，而是一位学者。但仔细一看发现行文缺乏一个学者应有的严谨科学态度，简直就是一本“侃大山”集。

梁晓声在此书中说，他的时间很不够用，忙于应付刊物的约稿。笔者无权干涉梁晓声在商海中自由遨游，不过按商品经济的交换原则，读者只要是没有付假钞，就有权得到货真价实的读物。因此，笔者作为一位消费者也希望梁晓声类的作家能在百忙之中别忘了产品的质量。因为即使是名牌商品，长期粗制滥造下去也会砸掉自己的牌子的。

如果说梁晓声那一代人上山下乡失去了教育机会，那么不知道芝麻官是几品等古代学问倒也是情有可原。但周恩来在唐山大地震之前就去世了，又怎么会亲自到灾区慰问呢？英国几百年来一直实行君主立宪制，国家元首是国王，半个世纪前的丘吉尔怎么会去竞选什么英国总统呢？它们只能永远是梁晓声的独家新闻。

笔者特别不明白的是编梁晓声文章的那些编辑们怎么会看不出这些错误呢？不知道他们是过于相信梁晓声的天才，还是由于“客大欺店”便遵循起“大作”一字不能改的规矩来了呢？由此看来，陷入误区的又岂止是梁晓声们！”

尽管早就有人给梁晓声先生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并指出了他在著作中的明显错误，可他直到现在，依然没有改掉信口开河的习惯，这实在让我们这些当年喜欢过他的读者感到失望。尽管十年“文革”粗暴地剥夺了梁晓声先生接受中等教育的机会，但历史已经给了他足够的时间来补课。我们不指望今天大学人文学院的教授一定都能读《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这一类的学术著作（按照我的理解，这一类书应当是针对大学人文类本科学生的推荐读物），但搞清楚“四大名著”作者大致的生活时代，以及联合王国的国体为何种，总是应该的吧。

改造国家和改造国民，在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一直是一个宏大的主题。九十多年前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其中也包括文学革命），固然有其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但其百年内的流弊，正如上文所云，是一代又一代的文学青年，往往不懂得文学的归文学、历史的归历史、政治的归政治，虽可交叉影响，但不可等同为一，居然用文学想象来替代历史研究和政治思维，在旧学的通识远远未曾具备的情况下，就开始“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并且“粪土当年万户侯”。同时，对于不愿读或者读不好文言文和线装书的文学青年来说，他们学到的西洋文化，很可能也只是一些只鳞片爪和浮光掠影。正如刘文典先生在《我的思想变迁史》一文中所说，青年们“全不晓得国家社会形成的原理，改造社会的办法”，最终以一种无知和无畏去改造国家和改造国民，其结果是什么样子，很多人还是知道的，但这种原因，知道的人就少了，真是让人感到痛惜。

所以我觉得，一些文化人改造国家和改造国民的愿望，固然是好的，但“学者为己”的古训，还是有参考的价值。与其盲目地改造外在世界，不如遵从先儒的古训，来一个“反求诸己”，这样也许更能对社会的改良有好处。这里我使用“改良”的说法，含有一种低调的意味，因为“改造”一词，在那个“史无前例”的岁月里，已经被用滥了；“打造”一词，也被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时代用滥了。还是“改良”好一些吧，尤其是“自我改良”。

最后要补充的是：尽管“腾讯”是一家我所喜欢的网站，但还要是指出梁晓声先生谈话记录中的一个明显文字错误，那就是把尊称孟子的“亚圣”一词误为“雅圣”。虽然这不见得是一个很严重的错误，但如果稍稍过度联想一下，这一类的错误未必都属于难免发生的打字错误，也有可能属于当年的文学青年们在荒经蔑古的心态下“改造国民”的结果之一。这个错误我想应当不属于梁晓声先生，但如果网站的文字记录把梁先生谈话大段的意思都弄反了话，我就只好向梁先生道歉了。

西历二〇一四年三月作于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