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内容摘自《中国测绘》2021年第2期

友人刚刚寄来印制精美的《老树日历》一册，摩挲之余，想起当年和树勇的对话。我说，你在新浪微博上最初的一拨画是出离的愤怒，那时温州动车事故搞得互联网第一次舆论大哗，我还想“老树是谁”？后来突然看到画风转到穿越和出世了。树勇说，都说是“做梦”的时候，我那就是从梦境里来，到梦境里去。

我闻之大乐。那是2011年的事了，知道“老树”即是树勇，还跑到他学校“做梦”的工作室去看。

64开本的“日历”是这几年市场上的热销货。自打故宫在1937年《故宫日历》的基础上重开了2010年《故宫日历》的新版以后，一时蹿红。

2012年全国出版的日历书只有4种，2013年有11种，2014年有23种，2018年达到200多种。中国地图出版社这些年也有地图主题的年度日历，今年的《每日人文地图》分社社长送我读，逼得我回头追前几年的。

同样文化主题的“年度”手册，上世纪五十年代以《美术日记》为标志，也热过一阵。六七十年之后的《故宫日历》为我国出版业开拓了一种独特的形式，成为日历类图书的开创者和先导者。

累计发行300万册的《故宫日历》带动了小开本的书装市场。据说是为了“地铁阅读型”的需求，这一轮的小开本重点在内涵精致的人文类书籍，比如三联新出的奇书《下里巴虫》，不但小，而且一函两册，图文对照。

上世纪八十年代上海文化出版社曾出过一套小开本系列的“五角丛书”，开本较惯常的32开瘦俏，而且定价确是五毛钱，内容以人文社科新知为主，在那个求知求学成风的年代很是翘销了几年。后来印刷成本上来了，价格上去，“五角”概念不存，遂末。

再早的1962～1993年间，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过近百册系列散文，都是690×960的开本。

上面说的两套以开本小巧和价格便宜著世的书我都有存。其实“五角丛书”学的是三十年代上海滩上的“一角丛书”。此时，良友图书出版公司老板伍联德破格任用了刚从学校毕业的赵家璧做《学生画报》总编辑，同时由其编辑成套的学生读物“一角丛书”，一毛钱一册的统一价大得中学生之喜。估计那批中学生里就有后来天津百花和上海文艺的编辑。

十七世纪荷兰有一本畅销的“情场宝典”，作者Johan van Dans在前言里解释为什么该书设计成小十二开本：“这样做不是为了节省印刷经费，而是因为如此制作最适合装进口袋里，你在举办招待会和聚会的时候，去到哪里都可以带在身边……还有，我把它做成这样一个小巧的东西，那么万一某个黄昏你刚好埋头此书，而你那渴望你在身边作伴的父母却突然出现，使你大吃一惊，这时你就可以把它藏在你的围裙下面。或者，如果你是一个孤女，跟你的祖母或姑母住在一起，若她们碰巧看见这本书，就会发现阅读起来太困难了，因为字很小。”

这本题为《斯科普斯的讽刺诗或提尔苏斯在爱情上的才智》（Scopero Satyra ofte Thyrsis Minne-Wit）的书可以视作那时候的“小黄书”，其开本的狡猾是为读它的女孩子设计的。

《斯科普斯的讽刺诗或提尔苏斯在爱情上的才智》

伦勃朗《女先知安娜》

弗拉戈纳《读书的少女》

除了实用一面，小开本还有心理上的效应。凡物小则可亲，大则可畏。小书可用于拉近距离，大书可用来制造距离。一本小巧玲珑的书适合用来营造一种私密的气氛，暗示一些微妙的乃至暧昧的情绪，被用来充当少女们的闺中密友自然是不奇怪的。

另一方面，一本厚重的大书适合用来增加庄严感、神圣感和历史感，它意味着这本书是悠久传统的承载者，所以在教堂、在博物馆摆放一部桌面般厚重的大书，供人们隆重地披览是再合适不过了。

现代出版是与印刷技术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十五世纪，在文艺复兴的时代背景中，机械印刷在意大利开始成熟。

出版家玛努提斯的一大贡献是于1501年首创了小开本书籍。在此之前，书籍尤其是圣经，开本都非常大，原因是这类书主要放在教堂中，主教没必要将如此沉重的书随身携带，类似的书籍仅为少数人阅读。但文艺复兴推动了市民阶层对图书的需求，人们希望在工作之余可以随身携带。于是玛努提斯将书的尺寸由大开本缩小到可以放在口袋中的小开本，在合乎纸张裁切的情况下，书的尺寸一般为7.7cm×15.4cm，玛努提斯还为小开本书设计了浪漫的斜体字，目的在于突出内容的抒情性，这种排列方式在当时是一个创举。

书籍装帧的历史往往是这样：那些厚重端庄的大本从内容到形式都是真正意义上的“一本正经”。而那些小开本的书，往往是情趣盎然饶有兴味可以博人会心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