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晚报·齐鲁壹点首席记者 郭春雨 记者 田汝晔 李家澍

《文史哲》杂志70岁了，虽然几年前搬到了山东大学新的教学楼，但古稀的岁月，是布在历史上擦不掉的旧痕。

这里无处不在的很多书，很多字，密密麻麻的紧紧箍在编辑部的每一个角落里。各种证书奖杯堆了整整一面墙。《文史哲》的主编王学典绕过这些荣誉，走到一排照片下面，给记者一个个的看杂志的创刊人和历任主编，泛黄的老照片上，是出现在教科书上的名字。在这里，他们没有老去，一直以年轻的样貌注视着时间的流转。这些人撑起了山大文史辉煌的年代，他们是《文史哲》的骨头，一根根的，撑起了这本“我国目前刊龄最长的综合性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的风骨。

《文史哲》现任主编王学典

70年岁月流转，学术的变化以及时代的变迁，都深深浅浅地在这本期刊上留下痕迹——但总有些坚持，始终不变。“从创刊之日起，《文史哲》的内核就没变过。”王学典说，“70年中，始终没有和光同尘，以前没有变，以后也不会变。”

热闹之外

从山东大学的南门进学校，穿过一片郁郁葱葱的白杨林，路过文学院灰色的老楼，再步行着走上5分钟，就到了《文史哲》所在的知新楼。

赶上下课或者上课时间，这条路是很多学生从教室到宿舍的必经之路。一茬茬的学生从这里走过，每个人都是青春飞扬的年轻面庞。再久之前，王学典也曾是众多年轻面庞中的一张。他毕业于山大，而后在学校任教，再后来成为了《文史哲》杂志的主编。

《文史哲》创刊号

更早一点，山大校园走过的很多人成了名满天下的大儒。闻一多、老舍、杨向奎等人，都曾是这条路上的年轻面庞。一代代的年轻人从校园走过，岁月给了山大厚重，也给了《文史哲》厚重。

《文史哲》诞生于山东大学，这是所百年名校，在国内享有声誉。《文史哲》在山大中心校区已经几十年。几十年里，这条街变化不小。高楼建起来了，大商场建起来了，附近的商业体林立，商铺换了一批又一批，算不上寸土寸金，也是黄金位置。

编辑部在新教学楼的高层，隔音相对好一点。前街车水马龙，促销的、摁喇叭的，外面一派着急的热闹和繁华。

编辑部却还是保持了安静。虽然换了新的办公室，但以前的旧书、旧文件一件不落的全拿来了。老照片、老资料又一件件堆在了他们应该待的地方。《文史哲》编辑部现在有11个人，从30多岁到60多岁，年龄像阶梯一样的递进，一岁一岁，一格一格，把编辑部撑了起来。

海一样的书籍，压积了灰的桌子，屋里的色彩饱和度很低。阳光射到这里有褪色的感觉，一股幽深静谧之感，来客会闻到一股香味，是新书混合着旧书，加一点点茶香，在这个空间里浸泡了年深日久的味道。我提到这个味道，编辑们都问：是吗？闻不到呀？哦，大概是闻久了习惯了。

编辑李梅的办公桌在东南角，跟编辑邹晓东前后桌。安静是一样的，唯有翻书和笔尖摩擦纸页的声音显得热闹。书占了办公室一半以上空间，像潮水一样，从地上一直涌到天花板，还有隐隐往下溢的趋势。上午太阳从窗户射进来，阳台上的几盆花享受着屋子里最好的光和空间。“这些花基本都是我捡来的”，李梅的专业是古典文献学和文艺美学，她不到50岁，头发已经全白了，皮肤的状态却极好，在阳光里闪着光，“别人扔了，我就捡过来，养在办公室就活了。”

编辑李梅

一篇文章投递到《文史哲》，要首先经过初评，通过初评后为了保证公平，要抹去作者信息盲投给专家，专家评审通过后再经过三审、三校，才会重新摆到编辑的案头，开始新一轮的编校修改。

“每一期杂志都会收到非常多的投稿，但实际上每一期能发表出来的就只有十几篇。每一篇稿件背后所付出的劳动量都非常巨大。”李梅拿出一篇正在审校的文章，密密麻麻的全是她做的修改和标注，一眼看去，密集细致的像绣花的针脚。

伏案工作的时候，李梅习惯用手指压在书页上的字一行行往下拖，这里每个编辑习惯攥笔的手指都有点变形，这是几十年如一日俯案工作给身体留下的痕迹。

经过层层筛选后的文章，确有其闪光独到之处，却也并不完善，甚至可能还蕴藏着多处错误和风险。编辑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一点点找出风险，补上漏洞。

电脑在这里的用处不大。因为对于严肃期刊的编辑来说，电脑上浩瀚的信息里藏着太多不准确的风险。编辑们还保留着最古老的查阅方式——要查阅作者引用的某一处信源，需要编辑从浩瀚的书海中，一点一点地翻阅，找到出处。有时候为了找到一个出处，编辑要翻阅寻找几天。每一篇文章，每一处论据都要找到出处和来源，这是个极为缓慢且暗含着痛苦的工作。有些文章的作者年龄已经很大，有时候会记不清楚出处，需要编辑要从大量的专著中找到一根小小的线头，并把这根线头拉出来，理清楚。

“这个活不能着急，一着急会出错。”李梅说，“有时候一天，有时候两三天，有时候更长。”期刊上呈现出来的每一篇文章，脱胎于作者，成型于编辑，他们是作者和编辑共同抚育的婴孩，在杂志上重生，再被新的作者学习、引用，走向自己的成长。

学术之美

编辑们大部分看上去就是性格平和沉静的人，1982年的编辑邹晓东性格活泼爽朗一些，是编辑中为数不多有理工科学科背景的人。他本科是在山大读的物理学，读书时一些物理学难题困惑住了他，为了寻找答案，他开始接触哲学的书籍。实际上，很多物理学家都有哲学背景。

“彻底陷进了哲学里，我没有办法。”邹晓东说，困在了哲学的深海中，读完哲学的硕士学位、博士学位，还是找不到哲学的出口，“找工作时就奔着学术研究去，没想到成为了期刊的编辑。”邹晓东说，工作之前他理解的编辑是“给别人改稿子、做嫁衣”，只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来《文史哲》应聘。

编辑邹晓东

面试的主考官是主编王学典，他反过来向考官提问题：“如果来这工作，我还有自己做研究的机会吗？我自己的学术怎么办？”年轻人莽撞又诚恳的问题，逗笑了王学典，“主编给我讲了很多事，解释说编辑工作和刊物本身都会倒逼着我去学习。”出于对主编的信任，邹晓东就留了下来。

上班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都处于实习期，他把熨平的衬衣扎进腰里，有一支笔就可以开始工作，每天就在浩如烟海的论文和文献中沉浮学习。学校安排了宿舍，那时候年轻、单身，所有时间都可以围着这一件事打转。

编辑的工作严谨，刚开始不能独立的处理论文，跟着其他编辑看、记、查，学了一段时间，他的工作变成求证，在堆成山的文献里找到可以证明的资料。他性子急，文献又多，心也焦虑——那时候老师们跟他说得最多的话就是：你不要急。

好的地方是，哲学的研究因此打开了新的窗口。漫长的求证过程，必须逼着自己深入下去。邹晓东形容说，这种状态就像是在打井，“能一直钻，钻到深处去。”也有头疼的地方。那时候年纪小，看到一些业内名家的投稿，不符合杂志要求，但是又不知道如何拒绝，在给对方的邮件回复中，绞尽脑汁地写好长的理由，斟酌再三发送后，对方往往还不认可，心里也觉得挺委屈。一天一天过去，慢慢地，看到了编辑工作之美、学术之美。知道了怎么去跟作者打交道，也知道了哪些内容对于杂志和自己最重要。

学术之美，要深入进去才看得真切。李梅见过，她真觉得学术之美，让人忘却时间。文艺美学专业博士毕业后，李梅就来到了《文史哲》编辑部，这是她的第一份工作，也是理想中的工作。除了在办公室养养捡来的花，她基本没有任何的休闲和娱乐。生活像苦行僧，经常做研究到凌晨一两点才睡，有时候实在太累，就看一集动画片作为缓解。

《文史哲》第一任社长华岗

“论证、论据都要拿捏考证，学典主编来了之后，这十几年他特别强调提高每篇文章的编辑含量，稿件发出来之后不但代表作者的水平，更是代表刊物的水平。前提就是编辑自己要懂，要提高，要首先把自己变成专家。”李梅说，“每个标点都很重要，会影响文章的圆润。”

采访当天，她特地穿了一条蓝色的扎染长裙，这是她为数不多的裙装，是朋友送她的礼物。朋友送衣服的原因是：“我的朋友怎么能这么不修边幅？”她的爱好不在于此。她喜欢沉醉于学术研究中“火花一样的认识”，茫茫知识的瀚海中突然一点亮光。提到这些李梅兴兴头头的，脸上的笑容藏不住，她用了十多分钟的时间，给记者详细讲述同事们一起撰写的一本有关文艺理论的书，“当时我们在做文艺独立性的研究，在对历史的研究中突然发现可以从中国的文艺观中单独找出线索进行文艺独立讨论，这种发现感觉就是火花。”李梅上半身往前一倾，看着记者的眼睛，“这个瞬间，非常的幸福，你会觉得为之付出什么都值得。”

主编其人

《文史哲》最有名的还是主编王学典，此次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最初也是他的提议。收到总书记回信的好消息时，他正在小区里散步，这是杂志70年岁月里寻常的一天，却又是极不寻常的一天。

王学典今年65岁，是所有编辑中年纪最大的。时间在他的身上留下痕迹，他把头发染黑，但每个见过他的人还是惊奇于他的眉毛，眉白如雪，长眉入鬓。黑发和白眉，在他身上呈现出一种奇妙的和谐，就像他本人给人的感觉一样：专注学术，又世事融洽。

《文史哲》在业内的地位，给了王学典说真话的自由和行动的不自由。他是国内顶尖的史学研究专家，著作等身，名字后面缀有长长几百字的职务和荣誉。他的神态、记忆力、说话的语速都呈现出一份与年龄不相称的激情和年轻，在谈话的时候能够清楚地记得事情发生的年份、人物，以及相关的代表作。

和他谈话，要随时冒着“出冷汗”的危险。他说话有一种“冒犯的直接”，点评往往一针见血，聊起人文社会科学体系本土化的发展，他会直接说“国内做的不好”；谈起一些高校的人文社科建设，他会直接批评“脱离社会实际，造学术安乐窝”，点评之犀利，让来采访的记者都不好转述下笔。

《文史哲》也不是在云端。每天都会有不同的访客来拜访，王学典的时间被分割成了小小的每一块，谈话的时候他会把手表摘下来放到一边，不露痕迹的掌握着谈话的节奏，在访客尽量不察觉的前提下，把会话在时间段内进行圆满。

正是因为这种对世事的洞明和融洽，有王学典的《文史哲》编辑部，分割成两个融合又独立的部分。一部分，是累累荣誉所带来的掌声和聚光灯，这里有世俗的来往和嘈杂；另一部分，是属于编辑部所纯粹的沉静，时间很慢，一群潜心于学问的人，在这里找到了安静的书桌。

他是打心眼里爱护这本杂志。不仅仅是因为他是主编，也不仅仅是因为他已经在这里工作了15年。更多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这本杂志给了他希望，人生最好的时间串珠成链，都系在《文史哲》。

王学典老家是枣庄滕州人，父母都是农民，他是家里的长子，下面还有三个一溜挨着的弟弟。对于50年代出生的农村青年来说，改变未来的前途渺茫。作为家里最大的孩子，他从小就被寄予帮衬生活的希望。贫瘠的土地，困住了瘦弱的农家少年，但无法困住少年的心。王学典的舅舅不识字，但却是非常有眼光的人，他告诉王学典，在很远很远的城市里，有很大的学校叫“大学”，只要好好学习，那里不看出身，不管是谁只要读书好，就能去上学，就能改变命运。

舅舅的话是一粒种子，种在少年的心里，但个人的命运在时代的洪流中像一叶浮萍。王学典高中毕业时，高考已经取消。命运关上了包括王学典在内的万千寒门学子前进的大门。

“我很想很想读书。”王学典说，当年高中毕业后他依然偷偷学习，有次时间太晚伏案睡着，打翻了墨水瓶，这本被墨水浸染过的书他如今还留在家里。

在那个年代，寒门学子对于学习的热爱更多发乎于心，而无关未来——没有人能够知道高考什么时间能恢复，还会不会恢复。读书和学习，是因为热爱。

因为文化程度高，写标语好，王学典当上了乡镇供销社的代购代销员，一个月有32块钱的工资——这在村里也是了不起的收入。父亲希望他能够用攒下钱成家，他却把钱都用来订购了书籍和杂志，其中最重要的一本，就是《文史哲》。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被称为我国史学界 “五朵金花”之说的五场重大论战，其中至少有三朵即“中国古史分期论战”、“中国农民战争史论战”和“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论战”是由《文史哲》所发起和推动展开的。20世纪50年代，《文史哲》发表的著名“《红楼梦》讨论”更是引发了全国的热议。《文史哲》紧密联合并观察、反映着社会实际。每一个在如今看来都“寻常”的话题，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中都极为大胆。对于困顿在乡间的知识青年来说，《文史哲》的专业性以及对社会现状的敏锐洞察力，都极大地吸引着王学典。

杨向奎[左一，《文史哲》首任主编]；韩凌轩[右一]，陈炎[后排]先后担任过《文史哲》主编

“在《文史哲》上发表一篇文章，那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不仅是王学典这样认为，就连年少成名的季羡林先生都曾说，登上《文史哲》，“有一登龙门之感”。

对于王学典来说，“龙门”还是打开了——1977年高考恢复，1979年，乡下青年王学典成功考入山东大学历史系，1986年，作为国内首批史学理论专业硕士毕业生留校任教。“我硕士毕业，31岁的时候在《文史哲》发表了第一篇文章，在当时也算极年轻的作者。”王学典说，自己当时只是个刚出茅庐的年轻人，虽然硕士毕业，但在业内毫无名气。能够在《文史哲》这样顶级的学术期刊发表文章，有赖于《文史哲》“扶植小人物，延揽大学者”的原则。

“这个办刊宗旨，《文史哲》始终未变。”从第一篇文章发表到现在已经过去了30多年，王学典也从意气风发的青年，变成了须发皆白的学者。创刊伊始，华岗社长就规定，《文史哲》每期尽可能推出一个新作者，每期至少要有一篇论述现实的文章。因此，一大批著名学者是在《文史哲》刊发了他们的处女作、成名作或代表作，如李泽厚、庞朴、汝信、李希凡等等。伴随着新中国成长起来的著名学者大都在《文史哲》上发表过文章。

说起这段历史时，王学典正站在第一任主编华岗的照片下，“《文史哲》的内核从未改变，也不敢改变。”

总有一些坚持，能够跨越时间。

编辑部二三事

《文史哲》的编辑部，可不是一群学究。正好相反，这里是寻常的日子，有琐碎的故事，以及文人的清欢。

温温柔柔，已经出版了多本专著的李梅老师，也曾是看专著看哭了的人。读书时导师让她看黑格尔的《小逻辑》，她看不懂，急得哭。在宿舍里一边看一边哭，后来太饿了，在冰箱里找出室友放的一瓶啤酒，在阳台上边喝边看边哭，邻居以为她要轻生，嗫嚅着在旁边安慰。

如今，曾经边学习边哭的李梅，也已经成为副教授，要给学生讲述黑格尔，讲述古典文献、文艺美学。

曾经不想当编辑的邹晓东老师，现在已经在校刊上讲述自己的故事，对工作的评价是“很幸福”。他是个很能“因地制宜”的人，办公室里的书越堆越多，慢慢的就形成了个一人高的书台。因为家距离挺远，邹晓东就带了个床单，做成了一张“书床”。

书当枕头书做床，编辑部的时东武老师就挥笔题下“增广学台”的名字，意思是在这上头睡一觉，知识就能长不少。

以书为床的“增广学台”

时东武是个沉默腼腆的中年人。有客人来访，他就默默地给客人端一杯茶水，哪怕客人只是来请教的年轻人。他喜欢写字，之前是练习钢笔字，后来在同事的鼓励之下开始练习毛笔字。毛笔字写了一张又一张，都是偷偷地练习，不好意思贴出来，但同事求字的时候立刻铺纸、研磨，能看出来的欢喜。

在编辑部，时东武的字非常重要。除了春节贴的对联、福字，还有挂在门后的一张“精气神”，作用是同事上班挂衣服时“提提神”。

作为编辑部的“大管家”，办公室主任刘丽丽是所有编辑们公认的“核心人物”，她是学美国史的硕士，但几乎包揽了编辑部迎来送往、打印登记等一切事务性的工作。为了省打印店一页5毛的打印费，她用一中午的时间一页页复印了300多页的材料，给编辑用作数据参考。

在编辑部，是听不见短视频声音的，倒不是编辑们不爱玩，“太杀时间了，一看就半个小时过去了。”邹晓东有一阵挺迷恋短视频，只看鱼塘抽干水抓鱼的视频，一连看了半个月，“看的觉得实在没意思了，就基本没再打开过。”

编辑工作算不上清贫，但也不算太富余，编辑们几乎每个月都要算计着买书的支出，因为这是个人消费的一个“大钱”。

编辑中最“有钱”的是孙齐，他是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中古史、道教史。一到周末，他就自己开车出门，名山大寺、荒山野庙里寻找，遇到心仪的碑刻就亲自拓下来。时间久了，就攒了厚厚的几箱拓片，向同事展示时颇为得意，“这非常有价值，这特别值钱。”

编辑部还有一个“奇人”，孟巍隆教授，他是美国人，娶了中国太太，为了文化和爱情留在了中国。他是山大获得中国古典文献学硕士学位的第一位欧美人，同时也是北大获得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学位的第一位欧美人。作为《文史哲》杂志国际版创办人之一，专长先秦两汉经学、子学研究、小学以及西方汉学史。

当然，最传奇的还是他工作日是研究文史的编辑，周末就是巴西柔术教练，一招一式虎虎生威，在济南的武术圈享有盛名。

日子一天天的过，编辑部大事很少，趣事很多。在编辑部工作了36年的刘京希、16年的李扬眉、曾经给季羡林审稿改稿的李平生、已经85岁的前主编韩凌轩；再往前，就是第一代编辑部人，华岗、陆侃如、冯沅君、高亨、萧涤非、杨向奎、童书业、赵俪生、王仲荦、殷焕先……江山代代无穷己，编辑部的70年，一代代人在这里循环，就这样接力了下来。

采访结束后，记者跟着编辑一起在校园走走。坐在小树林里，旁边是闻一多的雕像，头顶是高高大大的梧桐树，正因为时间足够久，树冠阔大，枝枝丫丫伸过来，遮蔽了夏日的阳光。人坐在树下，感觉很清凉。在别处很难看到这样的风景。

年轻的学子从身边走过，刘培教授所带的博士，绕在他身边讨论一个有关文学和政治的问题，困扰写在年轻的脸上。

一代代的学生，从青涩到成熟，从困惑到深入，又一个轮回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