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向奎先生从自身的经历中深知学术刊物对培养人才极其重要的作用。他曾参与顾颉刚主编的著名刊物《禹贡》的工作,并在上面发表论文,因而成名。杨先生曾经不止一次地给笔者说:“编辑是最有意义的工作,他可以培养人才,发现人才,对于中国的四化建设,作出直接的贡献。编辑是伯乐,千里马有待于他们的培养和发现。”他还说:“社会科学的刊物好像自然科学的实验室,没有刊物的学校与研究机关,研究成果无处发表,得不到学术界的评价与支持,这种成果也就永远得不到检验的机会,结果会枯萎了。可以说刊物是培养学术的泥土,没有刊物,就不会有学术。”《文史哲》创刊后,华岗任《文史哲》杂志社社长。“每期文章他都亲自审定,通读一遍。每次开常务编委会前,都听取我们对稿件初审的汇报,同时也对送审的稿件提出修改意见；为了赶上出版时间,他往往连夜突击改稿。”他通过《文史哲》的工作,鼓励老教授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资产阶级唯心史观,联系自己的学术思想,重新研究中国古代文化遗产。均为一级教授的冯沅君、陆侃如夫妇,“从1955年开始,对30年代出版的《中国文学史简编》进行了逐章逐节的审阅修改,作了大幅度的剪裁、增补、改写。修改稿曾以《中国文学史稿》的题目在《文史哲》上连载了十八期,后又整理成《中国文学史简编》修订稿,1957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全国杜甫研究权威萧涤非教授的名著《杜甫研究》也在《文史哲》1955年第4—7期连载4期,《文史哲》1957年第5期发表萧涤非教授的《〈杜甫研究〉下卷引言》,《杜甫研究》被称为学术史上的一座丰碑。